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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苦撑待变

小说:抗战尖兵 作者:射声 更新时间:2018/6/14 23:03:59

根据银河系地球历史上的经验,常凯申对于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在1937年八月初,正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内部大部分人意见还是要对日退让,正在英国争取借款的财政部长老孔径直电告常凯申称:“华日事件,如非确有相当把握,似宜从长考虑。以国际情形论,难望任何国家切实助我,在花旗国与儒堂兄费尽唇舌,仅得花旗国口惠;英国态度则仍欲于不可能中求得调解人;露西亚则似不愿单独冒险出发,可知应付日苯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也。”军事中枢之众多将领更反复申言战争准备不及,称:“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指宋哲元——引者)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就连老常最为倚重的军政部长何敬之也力主“应谋和平”,并怂恿各部长从旁向老常进言。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次宸在老常从庐山回到南京当日即面告常凯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德国以强以战而遭列强之压迫,以忍以不战而得今日之复兴,是皆在吾人之努力如何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老常仍旧力排众议,决定以“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为题,公开发表庐山谈话稿。其抛出谈话稿的头天晚上还信心十足地在日记里写道:“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这反而让石城文武搞不清楚一向恐日的老常是吃错了什么药。其实常凯申这时正处于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之中。自从济南惨案以后,多年来日军咄咄逼人,老常忍让吃亏太多,他知道妥协必定会带来比几年前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更大的屈辱和困扰,若如此,则抗日情绪高涨的全国民众和各地方势力都会群起反对石城政府。但强硬,诸夏国又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老常这次恰恰想玩一手硬的,与其妥协退让更不得安宁,不如干脆硬一下,看看能否逼得同样准备不足的日方做出让步。加上日军七七事变后军事部署迟迟么有到位,老常以为日苯人怕了他的强硬姿态,会不战而退,对形势产生了误判。

当然,常凯申是色厉内荏,他对事变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对于日苯人对他的强硬谈话产生的反应,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谈话见报当天,蒋即在日记中颇为紧张地猜测:“余宣布应战谈话后,彼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今明两日之态度如何。”次日早晨,因无异常消息,蒋心情即稍舒缓,又在日记中半猜测半自得地写道:“倭寇之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以精神战胜者,可得十之八。”

这从下面这个事儿可以看出老常的心虚:22日晚,石城方面了解到,宋明轩、秦德纯还在11日即已与日方达成过一个停战协定,即规定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处分责任者;华方撤退卢沟桥周围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华方并保证取缔蓝衣社及一切抗日团体。23日一早,常凯申就专门召集会议,出示宋明轩昨日发来之停战协定三条,请与会者讨论。会议最后决定通知宋明轩:“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尚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惟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这等于是赞同示弱,充分显示老常的强硬实在只是一种唬人的手段。随着日军向华北集中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老常也就越来越倾向于退让,他在日记里为自己的转向妥协寻找了很好的借口: “民国廿四年七月,中央军由北平撤退时,人皆忧惶,一若第二伪满即在华北出现,或华北独立,必无可免者。谁知今日中央军仍有回驻河北之一日,此相隔两年时间耳,若再加我两年时间,岂不能恢复当年之原状。若有十年时间,不惟东北全复,而台湾、朝鲜亦必恢复甲午以前之旧观,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

可惜日军不领情,继续其战争准备,老常见势不妙故24日午后紧急召见徐次宸,告以“日人已大举侵华,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问题来寻。吾人准备务于一星期内完成云云”。常“并手令若干条”,令徐当即办理。此一情况说明,蒋这时对和平解决卢案的前途已基本绝望。因此,他电告孔祥熙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中央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余地矣”。故“如英法借款一时不易成,就请兄即飞回国”。26日以后,平津形势急剧恶化,增援到位的日军开始了大举进攻。一连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焦心如焚。29日,得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津门亦在日机轰炸下行将失守,蒋不禁大呼“可悲孰甚!”乃着手战争准备,迅速分别召见各地重要将领,如刘越石、阎百川、韩向方、柏建升等商谈抗战事宜。

根据我对银河系地球的历史的了解,我觉得应该协助老常缕清一下思路,乃对老常缓缓言道:“诸夏国总的抗战战略是什么?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我华夏一些军事战略家已经看到第二次华日战争无法避免,提出华日一旦开战,诸夏国可以在对日作战中实施持久抗战。蒋百里就多次向政府建议,以“拖”的战略拖垮日本。民国24年春夏,校长也曾构想中国对日“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桂系的黎德霖于民国二十五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谈话中提出“焦土抗战”:即“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以卑职愚见,抗日之战略当为校长所言之持久消耗战略,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

我理解校长的战略可以总结为四个字:苦撑待变。‘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得于我有利之时!怎么苦撑?不外乎两句话,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基于我国土幅员辽阔,战略纵深宽广,我们可以且战且退,把一座座城市,变作我们的堡垒敌人的坟墓,倭寇要春申?可以,用十万伤亡来换!倭寇要保定?可以,用五万伤亡来换!我们还有太行,还有黄河,看倭寇有多少人可以填平我们的太行黄河!

要苦撑,就要有可靠后方,校长早在民国24年就选中了西南作为抗战根基。我还记得这一年10月,在校长即将离开蜀省前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对蜀省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蜀省“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蜀省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蜀省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民国25 年四五月间,校长再次视察西南时,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时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我说到这里看了看老常,发现他面有得色,显然对于我能倒背如流地引用他的讲话感到很满意。于是我继续:“西北愿意追随中央,在华北等地积小胜为大胜,持久消耗倭寇有生力量,用大西北的资源、工业支援抗战,有了大西北与大西南,我们的苦撑就有了两根支柱,一定可以坚持到胜利。

待变怎么待?不是坐等美英苏与倭寇开战,而是积极进行谋略及外交活动,利用倭寇与列强的矛盾,先从争取列强的援助做起,逐步引导他们走上与倭寇决裂的道路。红色露西亚与倭寇在亚洲誓不两立,必全力支援我抗战,西北一向与红色露西亚有合作,愿意帮助中央联系红色露西亚,我不敢说红色露西亚会立刻出兵,但是红色露西亚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质援助,我私心认为四十个师的装备弹药、大量的作战飞机可以立至。花旗国也与西北多有合作,虽然花旗国乃皿煮政体,对倭寇侵略反应会很缓慢,但是花旗国实力雄厚,一旦与倭寇决绝,必能彻底灭亡之,如是则中华胜利可期。故所谓待变,是先要待到外界的物质援助,然后待到国际形势的彻底转变,变我们孤军抗战为与列强并肩作战。待变的关键是获取外界支援的通道。倭寇海军世界第三,他们一定会发扬海上优势,封锁乃至攻占我方海港,如上海、广州等,迟早受到倭寇攻击。故海上的国际援助通道必须借助英法殖民地港口,如香港、海防、仰光、加尔各答等,再经陆路转运,仰光上陆的货物,怎么能运进云南?这就要中央与云南协商了。而红色露西亚援助,这是立刻可以拿到的最现实最有力的援助,则有三条陆路国际通道,一条从外蒙入绥远经包头、大同后由同蒲线转运全国,这条线路要靠晋绥军保持了,现在南口战事激烈,万一不顺,则倭寇经张家口直扣大同,个人认为以晋绥军的能力难以守住;另一条线路则从红色露西亚中亚,经新疆到甘肃后,通过酒潼铁路、陇海线运全国,这是上述所有陆海同道中唯一一条不受外界影响的通道,然而公路运输部分路途遥远。除了上述通路外,如果能够保住包头不失,由外蒙入定远营后经兰包铁路后由陇海线转运,这是一条捷径。故我之苦撑待变策略的实现有赖于两大支柱,一要保住大西北大西南两个民族复兴基地而据此与倭寇对抗,二要保持国际通道不被倭寇切断。

所谓苦撑待变的策略,决定了抗日战争必然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中,最艰苦漫长的必然是战略相持的阶段。在敌人侵占东部沿海地区,我军凭借西北、西南地区的敌我对抗中,也就是进入了抗战的相持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举国分裂的格局。这种二分型的对抗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实乃是新的统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秦汉、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结束长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统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种二分型对抗的格局。以本次对抗言之,待到抗战胜利,自然又会回到中华民国大一统局面。仔细考察历次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二分型对抗局面,我们可以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对我们有利的对抗格局。

如果我们罗列出历史上所有这种局面,会发现由于诸夏国军事地理的决定,不外乎两大类:东西对抗或南北对峙。

秦以兼并六国而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分裂,在秦统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种东西对抗的态势。在秦汉与隋唐之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以隋与陈的南北对峙而走到尽头。在隋唐与元明清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和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分裂又以南宋与蒙古(元)的南北对峙而走到尽头。明清交替之际,又有过清与南明的南北对峙。在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这样的大型对抗中,论地理上的优势,是东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统一的前夕,秦居西方,占有地势上的优势,秦以此而兼并东方六国。每次南北对峙则都是以北方兼并南方而统一天下。西晋与孙吴的对峙以北方的西晋消灭南方的孙吴而归于统一。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以北方的隋消灭南方的陈而归于统一。蒙古(元)与南宋的对峙以元灭南宋而归于统一。满清与南明的对峙是以清灭南明而结束。上述几次北方兼并南方的统一战争在布势上又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东西齐举,上、下游并进;但局面的打开则都是从上游着手的。西晋灭吴,以王浚下益州,杜预等下荆襄;隋灭陈,以杨素下益州,杨俊等下汉水;蒙古则以攻克襄阳而取得上游之势。这是由南北对峙的基本地理形势所决定的。南方赖以对抗北方的依托和联络内部的交通线主要是长江,长江上下游之势在战略上表现出的利弊非常鲜明,北方夺上游之势即足以控制长江形势,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当今倭寇自东北入关而来,寇我河北,势同元清,我国不得不慎,否则重蹈宋明亡于异族的覆辙就惨了。诸夏民国建都于金陵,经济重心也位于江浙沪,

倭寇谋我日久,对我华夏之军事地理历代战例钻研精深,在北洋时期,诸夏国的军事地图都是请倭国派人协助绘制的,倭寇陆军参谋本部一样对我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北方如何灭亡东南之国耳熟能详。今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平津的驻军。迄今为止,华北日军仍在集结动员中,那么下一步日军会如何组织其攻势呢?

如果我是倭寇参谋本部,针对诸夏国苦撑待变的战略布局,该当如何应对?不外乎切断外援,根除后方基地两条。我认为最可怕的对策如下: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苯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诸夏国与红色露西亚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金陵、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桂省,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诸夏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此案的关键是倭寇南下的主力军,仿效元灭南宋和清灭南明的故智,从河北经河南直下武汉,中间为华北及中原的平原地带,仅仅有江河相隔,倭寇还可以利用平汉线和津浦线提供后勤供应上的便利。倭寇有机械化旅团,每个师团也有直属装甲队伍,如果发挥其空炮步坦的协同作战力量,我军在平原上无法抵挡。那么倭寇攻占武汉之日,东南我军重兵集团将被切断与大西南、大西北后方的联系,红色露西亚援助的唯一通道由于陇海路被切断,也将成为泡影。

如果倭寇真出此计,则可以切断我之国际援助通道,全灭我之后方基地,华夏危急了。可怕的是,以现在倭寇集中重兵于华北,分兵向平绥线进击来看,倭寇陆军正是想造成南北对峙之局面,然后仿效元清灭亡诸夏国的策略,采取由北向南的攻势,配合长江流域的西进攻击,灭亡诸夏国,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然而如果我们不出奇计,就会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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