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问题不好解决，袁世凯打起了武汉的主意，派了蒋廷干和刘承恩拿着英国驻汉口领事的介绍信前去洽谈，好像三国时曹操派蒋干过江一样。黎元洪虽然不是周瑜，但也照猫画虎，唱了一出群英会。眼见革命形势日益好转，黎菩萨改变了当初不闻不问的“泥菩萨”态度，动了坐享其成的心思，想趁势确立自己的地位。

黎元洪在接见这两个使者的时候，费了一番心机，他很明白老袁的议和条件，但是又害怕其他革命党骂他对革命没有信心，所以只装作不知。革命党内部对此也有分歧，孙武等人觉得不妨谈谈；吴兆麟、张振武等反对，黎元洪就采纳了孙武的意思，在都督府接见了使者。蒋、刘二人见到黎元洪时，把英领事和袁世凯的信交给他。黎元洪一边慢慢地打开，一边用眼睛瞟四周人的反应，大厅里的气氛很紧张。他苦苦思索如何应付，看到和平的首要条件是革命军接受君主立宪时，他脸一沉，举手将信还给两个使者，嘴里说：“太奇怪了，袁慰廷到今天还要替一人一姓说话，君主立宪根本谈也别谈。”

两个使者还没来得及答复，黎元洪后面的大屏风里突然闪出三个人（张振武他们事先安排的），抽出指挥刀满脸杀气地说：“谁人敢主和？主和就是汉奸，先吃我们一刀。”蒋廷干和刘承恩吓得直发抖。

黎元洪在一旁慢慢地说，“不要怕，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会派人送你们过江的。”等到这两人离开后，黎元洪对其他人宣布了孙中山即将从美国回来的消息，大家精神大振。对于革命来说，孙文两字敌得过千军万马。”

黎元洪老奸巨猾，生怕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闹得太僵，修书一封，要他“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关于政体问题，信中说：“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言下之意，只要满清下台，就是真的搞君主立宪也未尝不可讨论。袁世凯看信后，微微一笑，黎元洪等人的动摇本性他洞悉无遗。

就是宋教仁也给袁世凯写了信，建议他：“转戈北征，驱逐建虏”，说什么“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同时也不忘提醒他，不要当了内阁总理就得意洋洋，忘了数年之前“足疾去官”时的滋味。这种消息对袁世凯来说是相当悦耳的，在清朝内阁总理和民国的“大统领”之间，他当然愿意选择后者。

御前会议还有更大的利好消息，那就是摄政王载沣要辞去摄政王的职位，仍旧做他的醇亲王。做出这个决定，载沣自然是不甘心的，但是，从来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袁世凯掌了大权，他越发感觉控制不住局面。在皇族内部，由于载沣处置不力，与袁世凯不能有效合作，亲贵重臣也大有不满，隆裕太后就是主要代表，涉及到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在前有袁世凯、后有隆裕太后的夹攻下，载沣终于力不从心，乖乖交出了最高权力，从而为袁世凯又扫清了一个大障碍。

与这个消息相比，秦国镛的事只是一个小插曲，那些大臣未必真的相信这是袁世凯要投敌的预兆，但绝不放过任何机会打击他。老袁心情极好，也就不太计较，不过既然清廷已经让步，袁世凯还是要出力一下，他向众人通报了进攻汉阳的计划，算是作为他对投敌指控的反击。他也深深懂得，为了使革命党人就范，他还要给予更厉害一点的打击。

毫无疑问，这个任务就落在在前线的冯国璋头上。他手里的军队，主要是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协，总共约三万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占据着优势。但是在各地纷纷独立，清王朝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下，部队的士气很低。由于革命军有了补充，又控制了江面，一切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方面，清军要继续进攻，困难也不少。汉口虽然已经占领，但制高点还控制在革命军手里，武汉之战的胜负未定。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地势最高，龟山的炮火可以控制整个武汉，因此汉阳的得失是胜败的关键。

冯国璋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他召集各将领开会：“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即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自破也。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会后，他将部队主力分为两队，从侧面进攻。甲队由吴金彪率领，由孝感出发，自新沟渡过襄河；乙队由马继增率领，由汉口大智门出发，自舵落口渡河。同时命令王遇甲率队由汉口直渡，从正面进攻。

在军事上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取决于集中统一的指挥和正确的战略战术。遗憾的是，这成了革命军方面的致命弱点，黄兴虽然成了总司令，但向来是以暗杀暴动起家，并没有过硬的指挥本领，而且他既然又是黎元洪委任的，就要听命于军政府都督。军政府里，孙武的军务部和吴兆麟的参谋部，与黄兴的汉阳司令部是平行的机构，意见不一致，就相互牵制、扯皮。在部队中，又有主军和客军的分歧：主军大部分是当地刚招募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纪律松弛；客军是湘军，有善战的名声（“无湘不成军”），月饷却要比主军低。客军中也存在的战略分歧，先到的第一协王隆中主张立即进攻汉口，后到的甘兴典不同意，并且说：“王部先期抵鄂，已休息多日，第二协刚到，需充分休息，从容准备。”王隆中讽刺他：“你是巡防军，不能打仗，只配守城。”甘兴典也不含糊，“你我打仗的时候再见高低”，双方谁也不服气谁。

最重要的分歧依旧是在进攻还是防守这个老问题上。孙武等人认为，部队中新兵太多、炮兵缺乏，不宜于发动进攻，主张坚守汉阳。他们主张，兵力不应该集中于汉阳一个地方，而应把兵力大部分放在汉阳北面六十里的蔡甸，因为那里是敌人从侧面进攻汉阳的必经之路（毫无疑问，这个主张还是比较合理的）。黄兴则认为，敌人的主力已经转移到了蔡甸方面，汉口兵力较为单薄，正是出其不意、反攻汉口的大好时机，因此强烈反对分散兵力，而要全力发动进攻。在矛盾未解决、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黄兴贸然决定反攻汉口。这种决定太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但黄兴从来就是冒险家，加上他干革命的威望，一时也没有人能制止他。然而，正是这个决定，最终酿成了大错。

11月16日夜，在凤凰山、大别山炮兵的掩护下，革命军在襄河的琴断口架设浮桥三座，以湖南第一协王隆中部为右翼进攻队、甘兴典部为左翼进攻队，以湖北第五协熊炳坤部等为预备队，相继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同时，派四协张廷辅部和六协杨载雄部在南岸一带渡河，进攻龙王庙作为配合；另外又派一支部队由武昌青山潜渡刘家庙，袭击清军后路。

最先渡河的湘军斗志昂扬，进攻勇猛。当天夜里，阴雨寒冷，清军大都躲在屋里烤火，到革命军进入防线才仓皇迎敌。革命军乘胜推进，到第二天，已经推进到居仁门一带。但是，左翼后继的湖北军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一听到清军猛烈的机枪声，就慌忙后退。黄兴亲自督战也没有用，这就牵动了大局。甘兴典部由于没有后续部队的支援，首先溃散，士兵们争先渡过琴断口，许多人落水溺死；而原来准备在南岸渡江的部队，终也因清军的机枪封锁没有成功；潜渡刘家庙，袭击清军后路的计划也接连失败。到17日中午，左翼已无一人。黄兴总算还有些清醒的头脑，知道右翼孤军奋战，让他们赶紧撤回，谁知道王隆中部杀红了眼，痛恨湖北兵的无能，不肯轻易退却，又独自奋战一下午，到了夜里实在支撑不住才退去。清军看见革命军后退，趁势前进，重新占领了玉带门一带。

渡河反攻的失败，挫伤了士气，又加剧了总司令部与军务部、参谋部和两湖部队之间本来就已存在从矛盾，革命军的不利因素更多了。但是，海军起义并驶回武汉，又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士气。

当时，在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下，进攻武汉的海军下级官兵早已倾向革命。海筹号、海容号和海琛号上面的正电官，编订了英文密码十二种，互通消息，准备伺机发动。长江水位在农历八月后下降的很快，海字号的大兵舰不能在武汉久停，不然有搁浅的危险。上海宣布独立后，海军的境遇更加危险，因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都在上海。海军提督萨镇冰决定秘密东下，以便集中兵力。途中，海琛号见习士官在舰长黄锺英的默许下，把悬挂的龙旗扯下扔掉，将秘密准备好的白旗升了上去，其他军舰也纷纷仿效。在舰上的满人都吓得不敢出头，海容号满人管带吉升投江自尽。萨镇冰眼看控制不住局面，就逃到了上海。舰队迅速与湖北军政府取得联系并分为两队。第二舰队19日回到了武汉，参加了对清军作战，革命军完全掌握了对江面的控制，给了武汉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革命军方面反攻失败，清军就要开始进攻了。到20日，两个支队先后完成了从侧面向汉阳进攻的准备。次日，吴金彪部由蔡甸进抵三眼桥，这是通往汉阳的门户，由湘军第二协防守，黄兴命令新近组成的混成徒步一标增援，同时派去了以金兆龙为首的敢死队和南京方面的学生军，布设了地雷，隔桥与清军对峙。当夜，清军为接应马继增部渡河，出动一营人马攻击襄河南岸的下黄金口，革命军力战不支，只能退却，清军取得了重要的桥头阵地，形势更加不利于革命军，这也预示着汉阳保卫战的不利局面。

在汉阳保卫战的节骨眼上，郭文作为东北方面的代表来到了武昌。当初在做出决策时，秦时竹就和众人商定以上海为主，武昌为次，前者派了以议长吴景濂为首的代表团南下，而武昌方面只是派了郭文作为秦时竹的私人代表去。

黎元洪在都督府接见了郭文，看得出来，他对于眼前这个代表的级别和声望不是很满意，招待也很不热情。郭文没有和他计较这些，临行前，秦时竹特意找他谈了一晚上，告诉他此去的使命是敷衍武昌方面，允许他开空头支票，但一定要鼓舞武昌的战斗意志。郭文从来就是沈麒昌的财政总管，按理说这个差事怎么也不会轮到他。但秦时竹独树一帜，看中了他精明和谨慎的特点，再加上辽阳集团这些年势力的扩大，郭文的眼界也宽广了许多，派他出使也算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对于黎元洪的冷淡，郭文早有心理准备，他拿出秦时竹的亲笔信递了过去，信中的内容他早已知晓，无非是一些称赞武昌首义、黎公英明，希望能坚持到底，共同迎接全国胜利的套话。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看见秦时竹的好话，黎元洪的眉头舒展开来了，换上了笑容可掬的神情：

“郭先生一路辛苦了，不知东北情况如何？”

郭文大致将东北的情况讲了一下，这些消息都是报纸上登过的，黎元洪早已知晓，一番重复话语，又听得他皱起了眉头，郭文察言观色，最后来了一句：“秦都督让我代他向黎都督致敬！”

“不敢当，不敢当，复生兄兵起奉天，席卷东北，势头惊人啊！”老黎也得打打官腔，“不知秦都督对于本督有关中央政府的提议有何意见啊？”

“关于组建全国政府，秦都督深感必要，但无奈眼下大兵压境，实在分身乏术，他以为，武昌既然是首义之地，那么以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的职责再也合适不过。”郭文适时将空头支票开了出去。

听到这番话，黎元洪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针，立马振作起来。事实上，黎元洪有关中央政府的提议到现在还没有多少人买账，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几个省派了代表过来，但在中央政府具体怎么实现的问题上，这几个省的代表都含含糊糊，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象郭文这样直截了当表态支持的实在是独一个。

人家虽然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黎元洪也得谦虚谦虚，“哪里，哪里，东北拥三省之地，又占据清廷陪都，我看以东北政府代行中央政府更为妥当。“

郭文强忍着没笑出来，果然如秦时竹所说的，老黎其实是爱权的，更爱面子，眼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是称谓上的，根本就不能指挥其他省份，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央政权，如果不能用利欲熏心来解释，起码也是争权夺利的表现。

“黎都督就不要谦让了，武昌首义，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名正言顺。”

既然东北方面如此坚持，老黎也就不便推却，就像模像样地应承下来，双方的关系顿时感觉融洽了许多，眼看时机成熟，郭文又拿出了一封信，这是蓝天蔚的信，内容主要是告湖北父老乡亲和各革命同志。蓝天蔚是湖北人，同时在湖北的革命党人中又有比较高的威望，按照以前的商定，是要推举他为都督的，只是武昌起义时他不在此地，都督才落到了黎元洪头上。尽管如此，由于黎元洪本人的犹豫和顽固，一部分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蓝天蔚，让他到湖北来就任都督，这个事情，黎元洪也是知道的，明里暗里也提防这一手，看完了信，他松了一口气，蓝天蔚在信中明确表示拥护他的都督地位，同时告诉大家他所部眼下已经改编为东北革命军，正在休整，就不能前来湖北了。

不管怎么说，只要蓝天蔚不来湖北和他争夺这个位置，老黎就觉得开心，他现在甚至已经有些爱上秦时竹了，他一派人，就给自己带来了两个好消息。

“秀豪兵临险境，幸亏秦都督和陆师长施以援手，方能全身而退，黎某代表湖北人民，万分感谢东北方面的义举。”山海关救援之战在报纸上登了又登，对于湖北方面的士气鼓舞还是比较大的，蓝天蔚又是湖北人，作为湖北都督，黎元洪自然要表示感谢。

“都督您客气了，彼此既然都是革命同志，理当同舟共济，救援小事，不足挂齿。”

接着黎元洪把湖北军政府的人介绍给他后，宾主把酒言欢……

在郭文抵达武昌的前一天，吴景濂率领东北代表团也已经到达了目的地。按照秦时竹的嘱咐，他没有直接去上海，反而先去了江苏，重点找张謇商量。15日，浙江、江苏、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代表已经到了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次会议吴景濂他们自然是没有赶上，在他刚到江苏后不久，联合会已经做出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但代表会议应该在上海召开。事实上，这个决定出台不易，湖北和上海方面多次扯皮，武昌方面认为自己的通电发出在先，有的代表已经抵鄂，而且鄂军都督府既然被承认为中央军政府，代表会议也应该在武昌召开，不然“府会地隔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上海方面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各省代表到的多嘛，所以在上海开会比较适合。

得到郭文的空头支票后，黎元洪的底气更足了，派居正和陶风集赶到上海，要求代表会议在武汉举行，几经磋商，上海方面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旧应该在上海留一人“联络声气”。吴景濂没有兴趣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扯皮上，他的重点是找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和张謇取得统一意见。

正如秦时竹预料的那样，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上面这三个以前都属于立宪阵营，和秦时竹他们政治立场和见解接近，汤寿潜和张謇素来与辽阳公司有经济往来，程德全曾经在东北做过巡抚，对于秦时竹能力和作为还是知根知底的，加上吴景濂又是以议长身份亲自率团前来，重视程度更加高，远远就派人在迎接。

“莲伯兄，一切可好？”张謇热情地打招呼，站在他旁边的是被秦时竹派到江苏办报的柳亚子。

“好，好！诸位是意气风发啊！”吴景濂高兴地和他们寒暄。

“彼此，彼此，”大家哈哈大笑，相互认识后马上就到会厅商议。

“此番前来，奉的是秦都督的命令，商量有关组建中央政府的事宜，我听说即将通过决议承认湖北方面的中央政府地位，此事当真？”

“确有此事，我认为不免操之过急，但湖北方面催促得很急，大家就只好这么做了。”老实说，张謇对于这个是不太满意的，因其背后涉及到江浙集团和湖北集团的争夺。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尊重决议，先奉湖北为中央政府再说，反正都是过渡和临时性质的，以后革命胜利肯定有正式选举。”吴景濂宽慰着张謇，“另外，也要感谢先生对报社的大力支持，不然亚子他们哪能这么顺利。”

“不必客气，与公是革命同志，与私我和秦都督是多年的好友，这点事情实在不足挂齿。”张謇话锋一转，“不知他对于时局有什么看法？”

“秦都督认为眼下革命形势很好，我们不能轻易妥协，只要清帝一天不退位，共和一天不实现，革命就一天不能终止。现在我军正在山海关前线和清军对峙，我方兵少，暂时只能采取守势，等新招募的军队形成战斗力后，可以转入进攻。”

“我可是听说山海关一战杀得清军尸横遍野呢，东北方面又有铁甲车、飞艇助阵，声势浩大啊！”

“那次主要是为了救援蓝天蔚部，不然也不会下如此的本钱，话又说回来，我方的损失也比较大，蓝天蔚部到现在都还在休整，不能投入战斗。”

“就盼着革命早点胜利，彼此能少流血。”张謇问，“对于劝袁世凯反正，你们意下如何？”

“袁世凯是治国能人，真能反正，也实在是大大有利于革命，不过眼下此人正布置进攻汉阳，恐怕不会成功。”

“我看袁世凯是在待价而沽。”张謇和袁世凯也是老相识，彼此之间有秘密往来。

“倘若真能实现共和，袁世凯赞成民主，东北方面愿意推举他为将来民国的大总统。”吴景濂紧盯着张謇，“闻先生与慰廷过往甚密，可以将这层意思告诉他。”

“没有，没有。”张謇赶紧否认。

“没有也没关系，现在还是可以再联系的嘛。”吴景濂没有点破，“这是有利于革命的正义之举，不会有人说三道四的。”

“程都督和浙江的汤都督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沪督陈其美好像不同意。”张謇见问到了问题的核心，也觉得不妨摊开来说。

“哼，陈其美一个青年后生，他知道什么？”吴景濂一提起就来气，“听说此人在背后攻击我们伪装革命，是投机分子，象这种小人理他作甚？这次南下，完全看得是您和汤、程二都督的面子，要是光他陈其美一个，八抬大轿请我也不来。”

“也许是谣传吧？”张謇其实也听到这种风声，故意装聋作哑，让吴景濂做恶人。

“以这个家伙目中无人、一贯争权夺利的态度，这种说法不像是空穴来风，您放心，我不会和他计较这些的，我还没有如此小心眼。”吴景濂适时收住了话题，“明天我启程去浙江，找汤都督面谈，完了最后去上海。”

“那联合会东北方面就不参与了？”张謇奇怪地问。

“参与是肯定要参与的，但既然已经做出了决议，我们晚几天参与也没关系，反正以前做出的所有决议我们都是承认的。”

“这就好，这就好。”张謇连连点头，“那武昌你还去吗？”

“不了，武昌秦都督已经派了人，我来的重点就是浙江和江苏。”吴景濂最后说，“眼下关键是大家团结一致，尽快取得革命胜利，而不是你争我夺谁是中央政府，谁是主导地位。”

“果然是复生和莲伯识大体，顾大局。”张謇由衷地称赞，“大家远道而来也累了吧，先去下榻休息，地方我都准备好了，晚上程都督设宴款待大家，务必赏光。”

“劳您费心了。”……

22日，清军继续猛攻三眼桥，被驻守桥后的革命军炮火击退。同日，清军甲乙支队在襄河南北两岸的上黄金口和余牙墩之间造桥，准备强渡。革命军为了阻止敌人，趁夜利用敢死队和海军发动进攻，从武昌青山偷渡，企图突袭清军后路，结果不慎被发现，无功而返。

23日白天，清军屡攻三眼桥不下，就将进攻重点转移到了乙支队上面。马继增部在黄金口过桥，于黎明时分进攻美娘山。革命军与其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山头几次易手，但最终让清军占了去，革命军退守仙女山。

眼看乙支队打开了缺口，甲支队继续进攻三眼桥以牵制革命军，同时掩护乙支队进攻。张敬尧率军进一步攻占了仙女山，革命军再次退守锅底山固守。下午，革命军反攻失败，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军政府为了挽回汉阳的颓势，决定派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步兵两标和山炮一营，由“海容”、“海琛”两军舰掩护，23日午夜渡江，在江北五通口登陆，24日九时乘雾进攻清军后方的三道桥。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可以割断清军的交通线，对其后方造成严重威胁。海军炮火猛烈向清军轰击，击毁火车五辆，美孚油栈中弹起火，清军一片混乱。

面对这个局面，冯国璋也顿感棘手，连连发电求救“兵力渐薄，被匪抄我后路，虽分兵抵御，如无援军速来，万难持久。”也许该冯国璋运气好，成炳荣虽然以日本士官毕业生资格取得协统的职务，但实际上是个昏庸无比的酒徒。当晚又喝醉了酒，没有随同部队一起过江，仗打得如此激烈，居然失去了指挥官，不败也没有天理。当部队达到三道桥的时候，清军炮火压迫，前线无人指挥的弊端立刻暴露出来，士兵们纷纷败走，大部队只好又折回青山。

第二天，军政府决定二次进攻，但先机已失，而且第一次攻击也促使清军提高了警惕和防御力度。革命军再度到达三道桥的时候，周围的水势虽然退去不少，但道路还是泥泞不堪，沿桥长达一里的沙滩使得徒步跋涉十分艰难。桥头的清军早有准备，加强了机枪和山炮的火力，革命军几次进攻都遭到很大的伤亡。三百多壮士奋勇攀桥强渡，还是被机枪阻挡住了，只好退到桥畔的芦苇从中相持。最后，清军用火车架起机枪扫射，三百多人全部壮烈牺牲，二次进攻也告失败。

汉阳形势危急，军政府机关各人员激愤异常，纷纷要求惩办不得力将领和上前线杀敌。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等率领学生军数百人渡江增援，《大汉报》主笔胡石庵也到战地慰问、探访。26日晨，在湘军将领刘玉堂等的支援下，先后收复磨子山、扁担山。胡石庵作《甘候行》一首纪念：“墨云压天黑风吼，百八健儿衔枚走。雄师一奋万怪逃，笑把芙蓉握两手……人生百年一弹指，仗有浩气亘山河。”

清军强硬反弹，用重炮轰击两山，坚守在山顶的刘玉堂壮烈牺牲，两山得而复失。进攻锅底山的张振武部也被击溃，他本人被清军击伤，失足掉在水里，亏得别人救起，才后退到十里铺。清军把握时机，步步进逼，甲支队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了汤家山，并与乙支队汇合，合力进攻十里铺。第四镇统制王遇甲也渡过襄河，占领了黑山。革命军全线溃散，湖南第一协退到武昌，第二协退到鹦鹉洲，杨玺章阵亡。当夜，黄兴悲愤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唯有死耳！”想以死殉职，众人苦劝，最后退往武昌。

27日拂晓，清军攻占梅子山，随即兵分三路，一路攻龟山，两路夹攻汉阳。上午十一点，占领龟山，取得了至关重要的制高点。这个时候，革命军的精干主力已经伤亡殆尽，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连连后退。虽然组织了几支敢死队，但与大局无补，反而将仅有的力量全部消耗光了。当天下午，清军占领汉阳。

在革命军和汉阳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丧心病狂地向江中开炮，有目击者称“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整一副惨绝人寰的局面。

整个汉阳之战，革命军前后伤亡共约3300余人，清军的伤亡略少，也达到了近2000。但清军实现了其战略意图，占领了汉阳，形成了对武昌的继续威慑。

等全部部队撤退完毕后，军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黄兴悲愤万分，深以汉阳失守为愧，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进攻南京（从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还念念不忘进攻）。黎元洪赞同黄兴的意见，但是多数革命党人强烈反对，范腾霄、张振武等慷慨陈词，表示武昌是首义之地，决心要与城共存亡。张振武拔刀起立，大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同意坚守武昌。黎元洪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众意难违，勉强应承下来。但是因为这件事，他和张振武之间起了矛盾（后来有进一步的发展）。

黄兴见众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当夜乘轮船离开了湖北，革命形势陷入了短暂的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