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这个字的含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涵义。士的初义是农夫，因为当时农民在社会生产上的贡献非常大。后来士的含义给了低级的贵族，这些人有统驭平民之权力。后来庶民阶级大量的上升为士，士的阶级很多就扩大了，而且性质上也起了变化。春秋战国时，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文武开始分家，士人中有的偏重于文，有的则偏重于武。这个文和武的概念和现在有些不同，文就是学习儒学的儒生，而武则是侠客。在当时的老百姓中，阶级大概分为士、农、工、商。农、工、商各有专业，都是社会上不能缺少的。只有士族没有专业技能，没有生活、职业及地位之保障，因而不得不另谋出路，四处求学。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列国间周行往来，既是游士，也是游侠。因为当时七雄争霸，每个国家都是用人之际，从国君到卿相，每家都养着门客。少一点的有几十个，多的就像战国四君子一样，养了三千门客。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但确实都有点本事。秦灭六国后，为了加强统治，士人受到了打击。汉朝时，由于汉武帝的打击，游侠几乎消声匿迹。此时的士人已经和战国有了实质上的改变。由于武帝时期尊儒，而且制定了举行考试，能通一艺以上，按成绩的高低，分发任官的政策。这项措施使当时一般青年开了一条做官的路子，读书人开始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于是社会的游士纷纷转行，家族中的人纷纷读经，久而久之这些人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团体-士族。

士族，又名门阀士族。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大毒瘤！战国时代的人等级分的很细，所谓王、侯、公、卿、士、民、工、商。王最高，商人最低，而士正好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位置。在贵族的范畴内，士人的地位最差，但是在平民中，士人的地位又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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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即读书人。虽然读书人在元朝时排在第九等，连妓女都不如。可是在元朝以前读书人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所谓“万物皆下等，唯有读者高”，士人在唐朝以前，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都是中国其它时代比不了的。在当时的士族是个特殊的阶层，士族的是从东汉的世家豪族发展的延续。在秦汉时代，士族主宰了社会的言论。说的明白一点，会说话的人都是士人，通常他们想搞臭谁，谁就定臭无疑。士人当官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世袭的，因为能当官的人在当时都必须要独过书。在汉朝时期，社会上的精英很多都是士人，不过这些人毕竟都只是少数，士族的根本还是非常腐朽的。在当时，士人想当官实在太容易。因为两汉官员的选拔是通过察举、征辟出来的。士家大族的人通常都有举鉴别人的权利。人都是有私欲的，哪个家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的好呢？于是，士族之间相互举荐，相互争辟便成了国家的一大顽症。另外某些士家豪门利用权利将自己看中的人推荐为举主。于是这些受恩慧的人便成为士人的门生或故吏。随着门生和故吏的数量越来越多，官员之间相互谄附，相互贿赂的情况便愈演愈烈 。到了东汉后期，士大夫中的累世公卿的家族大到令皇帝都必须给其三分薄面的地步，就比如说四世三公的袁绍家。这些大族士人，在当时都是大地主，不仅自己肥的流油，而且族人都是世居高位 ，门生和故吏满遍朝野。有的门阀大族在本州的势力完全就是具有垄断性的，在实际上统治这些州郡的人就是士人。如此强的势力，以致于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和宦官也不得不让他们三分，主动的拉笼联结士人。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虽说也有不具有少才的人才，但总体来说，还是以草包为主。曹操挟汉献帝之后，广招贤人，重用寒门子弟，或多或少的改变了士人托社会后腿的问题。因为曹操是宦官家族的身世，虽然在朝廷也是有权有势的，但一般说来，名士还是非常瞧不起曹操的。既然士人不尊重曹操，那曹操也没有必要尊重士人了。曹操一再发布“唯才是举”的命令，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他对士人的一种报复。士人中的窝囊废，他一个都不用，社会上真正具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大大的重用。不过重用归重用，报复也归报复。士人的问题往大了讲叫社会前途问题，往小了说统治者要想稳坐自己的椅子，他能不重用士人吗？就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孔融。虽说曹操很烦这位孔子的后代，但曹操还是没有笼统的否定孔融，以及他们的德行标准。曹操临死前，没有称皇帝的称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得不到名士支持的后果。曹操死后，曹丕废掉他他的一套办法，采用了陈群建议的九品官人之法，也称为九品中正制。意思就是说把人分九等，在百姓之上还设中正，将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在曹魏的早期，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度实施的最初几年里，这项政策或多或少的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也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但是九品中正制毕竟还是士人的产物，陈群本身也是士人，他肯定不会搬石头自己砸自己了。九品中正制的核心其实仍然是保护士族的权利，九品中正制为士人规定了门第，为他们生下来就定高品创造了条件，这使得当朝显贵的子弟生下来就是人才，狗屁不会也能官运亨通。在当时地主分士族和庶族两个阶层，因为士族往往都是高贵的，所以在当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说法。士族出身的子弟，不管其能力如何，他们的前途总是一片光明；而庶族子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有所作为，那就只有听天由命，看际遇如何了，要么指望能在乱世中一显英雄本色，要么指望遇上个用人唯才是举的明君。而且庶族出身的人，无论他多么努力，做到多大的官，在他的心中，仍然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被士族排除在外，始终无法融入到社会的主流中去。庶族可能会咸鱼翻身，但他依然会被士族歧视，因为一个人的出身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在三国时，除了蜀汉，魏和吴都是实行这套办法。西晋建立后，九品中正制的腐朽面算是达到最巅峰了，由于当时官吏可按官品占田荫客，官大的占的田地、佃客和奴婢就多，官小的就少很多。因此，这也使得西晋时期士族显贵有时候连皇帝都比不了。到了东晋，诸如琅邪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纷纷走到了皇帝的头强，士族势力的鼎盛让他们可以随意的废掉司马氏的继承者。灭就比如说晋元帝司马睿，虽然司马睿有琅邪王的称号，但说破天也只是个外来的诸侯王。当年他初到江南时，江南的大族没一个瞧得起司马睿，如果不是王导和王敦等人的策划和支持，恐怕司马睿的半壁江山根本建立不起来。当时有句谚语称为“王与（司）马，共天下”。这个天下司马睿当然是不会让王氏和自己共产的了，于是才有了后来王敦起兵谋反气死司马睿的事情。虽然后来王氏被平定了，当士家大族出任国家丞相的规定却没有变。其后的东晋由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门阀士族轮流执政，时间长了皇帝越来越没有权利，从而形成了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皇帝反倒成了装饰品。就像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一样，说白了就是一个摆设。

东晋的士族势力平行甚至超越皇权，这也使得皇权政治逐渐演化成了门阀政治。就好像皇帝的女儿不能随便嫁人一样，东晋以后的士族都是非常讲谱的。各个都把自己的祖宗十八代吹的比鬼都厉害，就好像自己的血统生来就高贵似的。这也就自然的让士族与非士族(庶族)之间要故意拉开一点差距，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士族都不和的寒门联姻，通常也是不和寒门之间往来的。这种故意的摆清高和现代社会很多学者故意清高是有区别的，现代学者大小也都是有才华的人，可士族就不同了，他们中的一多半其实都是废物。在南朝时，士人不仅不和寒族接触，而且连政府中的一些事繁务剧的小官也懒得做，这类职务在他们的眼里称为“浊官”，以此来故意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可是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单凭的装高贵，自己却没有一点用，这种高贵又有何用呢？东晋以后，南朝士族由于皇权压抑，通常都是授高官却不给实权。有些人整天拿着钱可以不干事，这也使得士族的作风渐渐由腐化变为奢糜。士族子弟生来就富贵，根本没有什么追求可言，不思进取，纵情声色，穷奢极欲是他们的代名词。有些人甚至无聊的“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把自己弄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如此的废物，假使天下大乱他们又该何办呢？

南梁时期，天下还真的大乱了，这就是有名的侯景之乱。侯景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他不讲什么高贵不高贵的，萧衍他都敢逼死，区区的南朝士族算什么？在侯景之乱之乱中，江东地区七层以上的人都死了，士族自己也逃不掉了。用死亡殆尽这个词来形容士族的损失，恐怕还是非常贴切的。

南朝是两晋的延续，那北朝呢？北朝当然也不可能免俗了。虽然北朝很多人都是游牧民族出身，但说到底他们毕竟还都是人。北魏的统治的初期就经常教导民众要汉化，学习汉人的先进东西。学习是好事，可是北魏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把士族这种腐朽的东西学下来了。北魏诸多皇帝中，以孝文帝的改革最为明显。孝文帝为巩固统治，制定了严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为 4 个等级，据等级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在汉人的社会内，士族制度是百年的积累，习惯上形成的，而到了北魏，则更上一层楼，开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正式的规定。这是什么概念？南朝的庶族尚且还有微弱的进级希望，而北朝则根本没有。北魏的士族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的未来，因为皇帝已经跟他们定死了。也就是说北魏的士人无论功绩的大小，反正他们的位置已经钉死了，想变了变不了。如此的政策，也使得他们很快就腐化了，这种腐化比南朝来的还要快！北魏被这种腐朽迅速的击垮，很快就陷入了分裂。分裂者都以魏自居，这也就是历史上的东魏和西魏。

南梁衰落后，西魏和东魏乘机拿下南方的很多土地。其中西魏军还攻占了江陵，当时的江陵算是大城市了，荆州地区的核心，城内的士族非常多。不过西魏军可不认他们的身份，统将一声令，几万荆州士族全部被俘虏到长安为奴婢。由于江东的士人都被侯景杀光了，荆州的士人又被西魏拉去当奴隶了，而益州的士族又一直和中央没有紧密的联系。南梁的后期，统治了南朝近百年的门阀士族出现了严重的真空。这也使得在后来的陈朝，士族在朝廷内完全的无所作为，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皇帝不需要他们的支持，门阀制度也只剩下躯壳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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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由于科举的盛行，士族制度也彻底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