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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日一早，林彤就跑来找我，因为约好是今天由我陪着去汉口那边儿。

冯长官打昨天下午出去开会，就一直没有回来。出门时，我无意中听到他交待同行的徐泊，开会的地点并不是蛇山南麓的军委会办公地，而是什么**银行。

徐州陷落后，武汉理所当然地成为日军的下一个主攻目标。作为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防守武汉的压力自然不只是落在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肩上，整个国民政府和军委会都如履薄冰。

当然，在普通市民与下级军人看来，形势的严峻似乎远未到达风声鹤唳的程度。人们并不知道去年南京沦陷的当天，军委会就已经制订出以武汉为核心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而在其后数月间，这一计划又根据全国抗战、尤其是津浦路作战的形势，不断修订，几易其稿。

今年年初，军令部提交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明确提出“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所谓“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之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仅此一片焦土而已。且受敌之围，则势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殷鉴不远矣……”

凭心而论，此一报告旁援博引，近到南京之败、远至坦能堡会战，并详析江汉地区现实条件，确属有理有据。因此一经提交，便立即为军方高层首肯，甚至被奉为上策。

为贯彻这一战略，武汉外围已经构筑起一条南起贺胜桥、梁子湖，北至阳逻、横店的新式野战防御工事带，用以应对东面来敌的预想。我差不多一直呆在武昌，实在无缘亲睹何谓新式野战筑城方式。据说，是先由几个兢兢业业的德国军事顾问指挥修建了两个模范阵地，继而才向整个防区推广的。

其实，徐州失守后，我对坊间与官方各种层出不穷的所谓新战法、新纲略已不抱幻想。只要能守住武汉，不至于让国家早已疲弱不堪的心脏再度西移，就算你把武汉外围方圆数百华里的地下全部掏空、埋上炸药，或是扒开下游堤防，来个水淹七军，也不失为王佐断臂的绝户之策。

我跟在楼里游荡的毕胜打了声招呼，便走出了这座小楼。

所谓副委员长官邸，不过是千家街上的一座青砖红瓦的西式两层小楼，据说过去是这个教区的教牧人员住宅楼。自然，早就皈依了**的冯长官住在这里当是再恰当不过了。只是，在这座颇有些场面的大院儿里住着的，并不只副委员长一家，东楼和东南楼里还住着一些个从各地汇聚江城的文化人，大名鼎鼎的舍予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林彤在院门外等得有点儿不耐烦。见我出来，挽起我的胳膊就直接跳上早就候在一旁的人力车。而很快，我便清楚了足令她焦躁的理由——过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在战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