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天皇驾到（二）

当然，裕仁同学也有自己的嗜好：在一个喜欢收集贝壳和昆虫的侍从引导下，裕仁开始对生物学感兴趣了。1913年，12岁的裕仁自己制作了昆虫标本手册，1925年9月，他在赤坂御所建立了一间小规模的、设备精良的生物实验室，1928年，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又在吹上御苑建立了皇室生物研究所。他对生物学的痴迷与执着，让当时的日本生物学专家评论他：他并非一个业余爱好者。非业余爱好者，当然是专家了，当然是科学家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生物科学家，在后来的战争中，亲自批准了军队使用毒气和在中国进行细菌战！这些毒气、老鼠、跳蚤、臭虫等，再一次带着日本天皇的“仁爱”之心，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

整个中国战争期间，毒气武器处于裕仁天皇、大本营和统帅部严密而有效的控制之下。前线部队从来没有权利可以自由使用这种武器，只有在要求和接到大本营陆军部明确授权后才能使用毒气，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许可，然后由参谋**发出“指令”。在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大本营批准使用毒气375次；在对广东的进攻中，大本营授权第21军司令官使用催泪弹和毒气两种化学武器；1939年3月，大本营批准岗村宁次中将使用超过1.5万筒毒气的权利；同年4月11日，天皇批准了由参谋**发布的第110号指令，授权华北地区陆军和内蒙古驻军进一步使用毒气；1939年5月15日，由裕仁签发的“大陆命第301号”，批准日军沿满苏边境开展化学武器试验；1940年7月，裕仁同意了闲院亲王的要求，批准了中国南方地区司令官使用毒气的权利；1940年，裕仁批准了在中国第一次试验性地使用细菌武器，......。日本战败之时，日军销毁了大量毒气和细菌战文件，现存的资料无法将毒气战、细菌战与裕仁天皇直接联系起来，但作为一个爱好科学讲究方法论的“非业余爱好者”，作为一个凡自己不明白的事总要问清楚，事先不问清楚就不会在命令上盖章的日本天皇，裕仁对自己所批准的命令含义是清楚的，况且参谋**向负责细菌战的关东军731部队发出大本营“指令”的详细内容，原则上是要经天皇过目的，这些指令所依照的“大陆命”也总是要经过天皇御览的。

1919年春，18岁的裕仁皇太子庆祝了自己的**式，1920年，皇太子中学毕业了。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德国战败，苏俄布尔什维克掌权，战后传入日本的议会制**主义、反军国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日本君主制构成了威胁，皇太子的欧洲之行后，成了墨索里尼的狂热崇拜者的裕仁在回日本后遇刺，一个19岁的铁路扳道工刺杀了**大臣原敬，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7.9级），造成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等等一系列天灾人祸，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动荡。现实社会让已经摄政的皇太子愈加认识到皇权的重要性，也深深意识到“在决定国际政策时，国家不能被伦理道德所束缚，为了最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必要时要动用武力，所做的一切，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为了日本帝国的国家利益，必要的战争是合理的！这不仅是摄政王的老师立作太郎教授苦苦婆心教导的结果，也是裕仁摄政期间的切身体会。在以后日本的对外扩张的整过过程中，对于天皇有关国策或者是重大问题的咨询，熟悉天皇的幕僚们往往会说：如果不这样做，将有悖于国家意志；如果不那样做，将有损于国家利益！当裕仁天皇听完这些话后，往往都会点头同意，这当然是对裕仁精心教育的结果，当然也是这些军国主义份子们十分期待、十分愿意看到的结果。

1921年11月的华盛顿会议，规定日本海军力量必须与美国保持10:6的比例；同时，九国协定要求所有在中国的国家均要遵守“开放门户”和“机会均等”的原则。由于日本在资本、钢铁和原材料的进口上高度依赖美国；而在中国问题上，裕仁的近臣们一方面已经准确地预见到中国不会背离华盛顿条约体系，不会对鸦片战争以来构筑的不平等条约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称，日本完全可以无视这个民族的存在，当需要日本出面时，日本可以随时出手，因此，日本强调了与在中国的西方各国加强协调得立场；同时，因为国内的军费开支已经将日本经济拖至崩溃的边缘，日本需要削减一定的军费开支。种种原因使得日本接受了华盛顿条约，这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日本虽然认可了华盛顿条约体系，但这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平等条约！国内反对裁军的大臣为数不少，裕仁和他的近臣们很清楚战后世界秩序根本就不平等，美国策划的华盛顿会议，其根本目的在于抑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并使日本退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状态；对于裕仁而言，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是其祖先打拼的结果，绝对不会容许他国染指！此时的摄政王清楚地认识到：明治时代，日本“脱离亚洲，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加速了日本工业化进程，而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已经被西方国家认可是一个强国，但日本还是受到这些列强们的欺负，正因为如此，裕仁坚定地认为日本必须“回归亚洲”，日本是亚洲的老大，亚洲事务需要由日本来引领，亚洲各国需要日本出手加以保护！为此，陆军参谋**和海军军令部长修改了日本帝国防卫作战计划，他们继续将俄国定为头号敌人，此时苏联由红色苏维埃掌权，并且红色苏维埃政权将沙皇一家以及皇室成员残忍地消灭、流放，使得英国、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日本这些有皇室的国家对其恨之入骨，俄国被列为头号敌人理所当然；美国被指定为日本的第二号敌人，尽管此时日本没有针对中国起草具体的作战计划，但因为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因此，中国被列为第三号潜在的敌人。1923年，日本陆、海军统帅部同时将美国列为第二号敌人，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第一次。

要确保日本的海上生命线，要抗衡美国，日本海军是主角，要担当重任。海军将领们一致认为目前机会不成熟，至少目前日本海军的主力舰总吨位被限制在美国海军的60%以内，除非两国海军的水平相当，或者日本海军在太平洋局部形成绝对的优势才行。“当各种辅助舰只没有建造完成时，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美国交战！”身为海军大将的加藤友三郎首相最后下了结论。

1926年12月25日，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去世，25岁的裕仁随即即位，成为日本第124代天皇，历法定为“昭和”，意为“辉煌的和平”。经过一个简短仪式，日本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得到履行，裕仁天皇成为了军队的最高统帅，拥有无需听取内阁意见即可发布命令的权力。“明治天皇以他文武兼备的卓越素质，于内广泛施教，于外屡建战功，建立了丰功伟业。我将不忘遗训，继承遗志。”新天皇在他的简短演说中如此说道。

1927年，昭和金融危机爆发，海军内部为是否遵守华盛顿条约而争吵不休；因为中国民众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为维护地区“和平”，保护日本侨民，经天皇批准，陆军数次向中国增兵；因为同年的4月20日，中国的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统一中国，这是日本帝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1928年，由天皇任命的田中内阁拒绝在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际公约上签字，为日军未来犯下的残暴的战争罪行奠定了基础。由于中国的“东北王”张作霖不同意大日本帝国的在东北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一系列要求，于1928年6月4日被关东军谋杀，针对关东军自作主张的行动，天皇十分愤怒，但为了国家利益，第二年天皇便宽恕了这些将领，并且为此让高喊“惩罚主谋”的田中首相下了台，这无疑助长了关东军的嚣张气焰，也为几年后的“9.18事件”做好了铺垫。

“皇姑屯事件”，让53岁的张作霖负重伤后死去，他的儿子**一上台便宣布“东北军易帜”，即：**本人以及全东北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同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让日本帝国十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