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蔡锷的病情

其实在卫休第一次下山时，就打算要救此人一命，因为身为国防医学院药学系的学生，怎么会不知道蔡锷将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份因结核病死在日本，在这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破伤风和结核病根本无药可救。

不过卫休的横空出世让这个世界开始有了变化，本来蔡锷六月份打算前往日本接受治疗，但是卫休的一封信和药厂的名声让他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会会这位能让一向看不起中医的欧洲各国，大规模使用中药的奇人，其实去日本也不过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但卫休的信中明白表示他有特效药可以治疗结核病，云南和广西并不远，所以便过来想试试是否真有治愈的可能，倘若还是不行，那再去日本也不迟。

“现在是七月中，还有四个月左右，应该有救”取得痰液样本的检查结果，卫休暗自盘算道：“现在的结核菌还没有后世的抗药性，况且在读书时，蔡锷的病早就被研究过不知多少次，就连期中考都出过这个题目，只要使用点滴和口服药物双管齐下，不用一年的时间应该可以痊愈，而这段时间他也可以好好利用蔡锷这块招牌做点事来”

想到此处，不由地点了点头，而这个动作让蔡锷赶紧追问结果，当然卫休不会把自己心中的小算盘给说出，只表示他有极高的把握可以治愈，但整个疗程可能需要一整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跟在自己的身边随时接受检查，话毕，便看着蔡锷等待他的回应，同时心中祷告希望蔡锷不要拒绝。

“那就拜托了”蔡锷思考了一阵后，起身对着卫休握手道，其实检查时的闲聊让蔡锷对卫休的医术有了一定的了解，先前日本的医生就表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既然如此，那干脆就留下试它一试，要是拼不过，就代表自己命中该绝，怨不得人。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群十多个穿着同样没有军衔军装的军人气冲冲地走了进来，突然看到有陌生人在，一个和蔡锷年纪相当，看起来是这群人领头的男子用眼神示意蔡锷解释那是何人。

“卫先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话说到这，蔡锷便走到那名男子的身边介绍道：“这是我在日军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兼好友，蒋方震，表字百里”然后便对着蒋百里反过来介绍：“这位是卫休，卫先生，是来帮我看病的”这时蔡锷觉得似乎份量不够，故接着补充道：“卫先生就是环球药厂的负责人”

“呵呵，是“前”负责人才对”听到眼前的人居然又是一个名人，登时让卫休有种买一送一的感觉，当下就上前示好道：“和两位保家卫国的辛劳相比，我这一点小小的成就不算什么”

“不知道卫先生的表字是？”蒋百里发话问，因为在这个年代大多不直称对方的名字而是用表字，这个问题在卫休刚来时也被周有希问过，所以早有准备地回道：“止戈，我的表字，不过我还是习惯人家叫我卫休或是卫兄弟，这样听起来比较顺耳些”

“你说松坡的病有救？”听到蔡锷有康复的可能，蒋百里也替他高兴，其实蒋百里也是个蛮悲的情人物，在原来的时空，蔡锷不治身亡后，蒋百里也失去政治靠山，然后在一九一七年任黎元洪**府顾问。

往后数年间，蒋百里公职清闲，闲来著书立说，担任一些杂志的编辑、组织诗社等。一九二五年为讨张作霖，任吴佩孚**谋长，后来吴佩孚决定联奉击冯，蒋百里遂辞而投靠孙传芳。接着孙传芳又向张作霖靠拢，蒋氏又离开孙传芳。

一九二九年，唐生智拥兵讨蒋介石，因蒋百里与唐生智过从甚密，且唐生智为其保定军校任职校长时期的学生，遂受牵连被国民党收押入狱，至一九三一年才得以获释。一九三三年赴日考察，回国后提出中日之战不可免，提出国民政府备战，并拟就多项国防计划。

一九三五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奉命以特使身份到欧洲考察军事，并秘密游说德国、意大利支持中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蒋百里在西安参与调解。抗战开始后，发表《抗战的基本观念》，断定以“全民抗战”、“持久战”，日本必败。

一九三八年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同年十一月四日病逝广西宜山，享年五十六岁，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他的后半生到处游荡，有志难伸，有的也只是闲职的工作，当初在日本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的蔡锷、蒋百里和张孝淮，只有蔡锷较为顺遂但英年早逝，其余两人回国后都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不过这些卫休全不清楚，甚至连‘士官三杰’也是在闲聊中听蒋百里提起，这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叫做张孝淮的家伙和这两个牛人齐名。

不过对卫休而言，只要是他听过名字的名人应该都是人材，当下就问起张孝淮的下落，蔡锷这才提起先前黄兴得到他‘将回西南举旗倒袁’的密信后，立即嘱付张孝淮与蔡锷联系，商讨在西南发难讨袁事宜。

因此张孝淮便从日本回国，然后在天津与蔡锷秘密会见，一起制定了蔡锷离京返回云南的计画。之后张孝淮返回日本，与石陶钧、杨源睿等人设法帮蔡锷避开新闻记者和袁世凯派出的探子。

蔡锷成功到神户，便将随身所带重要文件、勋章都交与张孝淮保存，同时蔡锷又写多封落款日期不同的致北京各高级军官的信，要张孝淮每到日本一地，就寄发一封，以表示蔡锷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就这样蔡锷辗转潜回云南多日后，袁世凯的高级将领还汇报说：蔡锷现在日本某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