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3章 为啥是康有为？

罗列的上书单，至此结束，是茅前辈的成果，他总结说——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到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人次；

“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的电报最多，一日数电，意思也大体相同，因此我在上面仅录2电，其余各电也未计入统计数字；

“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已过其半数；

“在京城，翰林院、**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

“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

“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

“从档案文献中，可以听到这支人数极其庞大的队伍行进的声音…”

茅前辈的上书结论，如下——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

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

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他在电报中称：

“窃闻倭人逞其狡悍，无理要挟，既索巨款，复思侵地，为天下所切齿。

“内而廷臣言路，外而疆吏，纷纷力争，莫不出于忠愤。

“况身在行间，敌忾之誓，不与共戴。惟御侮必在机先，尤当揣其根本。

“当日启衅之初，未尝准备，著著落后，致有今日之事，兵轮尽失，全洋无阻，津沽一带，迫近畿辅，尤为可虑。

“庆等统率重兵，不能迅灭悍寇，为宵旰忧，虽膺显戮不足尽其罪，不敢不将兵情贼势冒死直陈。”

除宋庆同意外，上述前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0505奏折被压下，估计话亦不中听，或已受罚。

二人在辽东前线用命，具体作战情形已经写过，与在山东前线的李秉衡高调、台湾前线的唐景崧激昂表态恰好相反，后2者的作战经历也见上部《甲午争锋》，实不能同日而语。

武将们这种迥异的态度，实际与在前线的具**置密切，只要不在正面就还可以折腾几句。

这在人数众多的满洲奏折0504中，表现明显。

态度切实、观点鲜明的，似乎只有张探花电奏，一再提醒大爷大妈：赶紧请英德俄出马帮忙，明确排除了法国。

类似的观点也有，但没有摈除法国，就是还可以，甲午战争的停顿，与李中堂遇刺有关，而结束与美史田贝调停有关，否则和约都没的签。

不论张探花个人立场如何，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还是证明他不为无见，实际认同战场结果。

而唐景崧一帮越战英雄，尽管激昂慷慨，一日数电，终于还是踢到了湾湾乙未钢板上…

其他人，尤其帝师们、言官们、文职们，并不比中法战争中的张佩伦高明，更没有从他身上吸取教训，幸亏大爷大妈吸取了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没有听从他们，更没有委任他们！

否则，甲午战争后期将出现：张佩伦现象，怕北洋大本营天津卫所剩无几的几只小螃蟹都不够损…

至于毫无言权的公车举人们，集体上书，无不由本省京官领头条陈都察院，一概反对和约。

列位也看到了，康有为《我史》中的：0430梁启超等广东举人80人、0501陈景华等广东举人289人。

但是，却没有看到康夫子所谓的18省1200举人万言书，也似乎都察院借口已经签约，拒收了。

这也许就是实际情况，但是为啥咱们现在学历史，何至于没有听过这些正式上书，反而是：康有为这次流产的公车上书呢？

0502四八，是康夫子说的“不收”日子，都察院这天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

而且，都察院这次代奏有2项改变：一是公开声明，“臣等公同阅看，各该呈词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惟事关重大，情词迫切，既据该职、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不敢壅于上闻”，也就是都察院堂官要先检查“未尽检点”字句，再为代奏；

二是说明：“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钞录进呈，恐致耽误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十五件，恭呈御览”，也就是都察院不再抄录，直接代奏原件。

那么，是谁在撒谎？

都察院可都是当天的代奏原档，只可能是康有为本人撒谎了！

因为康有为著有《公车上**》，晚些时候：光廿一年1895夏，在上海出版、刊行，附有16省举人题名，共602人，一时声名大噪。

若与档案中上书举人的名录相比较，似应找出其中关联，但这需要专门研究，就不深入了。

据专家考证，《申报》初次刊出《公车上**》的广告时间为：闰五月十八日0710，此后34天中，共有7次《申报》广告；

康有为声名鹊起，与该书的走俏有关，其实具体的发行日期仍不可考，难免自吹自擂、自我粉饰一番。

依在下意思，不是都察院当日不收，而是康夫子根本就没有去送，也许是找不到粤省京官出头担保，也许是连日组织操劳睡过了头，错过了上书时候。

如果都不是，那就是：康夫子自己编的了！

而现在流行的18联省公车上书情节，均出自康有为的《我史》，而《我史》的写作背景又在《公车上**》出版之后的3年：光廿四年1898底。

此时，已是康夫子流亡日本3个月之后，已失去了日本政府的兴趣，并迫于清廷压力，要礼送其出境。

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政治前景十分暗淡，此时写的《我史》，自称“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即临行前为其门人叙说个人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