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2节长安2

有关汉城的北斗与南斗说，见于《三辅黄图》卷之一：“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黄图》一书，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相传为六朝人撰写，但作者姓名佚失。可见，六朝时期已有“斗城”之称。与之相关的汉初先民之天文观念，《史记·天官书》有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合称为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合称为杓，总称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会政治意义《史记·天官书》里讲的也很明白：“斗为帝车，运于**，临制四乡”。上述的“七政”也有相类的含义，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北斗象征的**居要、政通人和、长安久长的含义，与汉初当政的刘邦、吕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团的意愿相吻合。从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的取名，南城墙安门、西安门、覆盎门的设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汉承秦制，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刘邦入主咸阳时，正是十月份，此时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歇冠子》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所以，汉城北墙建成北斗形状，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建城指导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长安城”，也是元年正月，与上述条件相通。但是，北墙的建筑年代按《史记·吕太后本纪》索引引《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萧规曹随，继后为丞相的曹参，对萧何的“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北斗的“斗”在秦汉以前都是作为舀酒的用具，如《诗·小雅·大东》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秦汉以后，一方面作为一个容量单位来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继承了先秦时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转借为舀水之用，那么汉城北墙北斗之形的含义就更加令人深思。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即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班固《西都赋》所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

汉城平面图构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时期完成。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城的规模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建章宫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门大街中轴线作用失去意义，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观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寿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备，从战国时期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政治上的“重威”、市场功能的增强、交通的发达、文化的开放，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都会。

汉武帝个人思想信仰和汉城营建的关系。《史记·孝武本纪》说：“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上初至雍，郊见五峙。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蹄）氏观”。“天子令太祝立其祀长安东南郊”祭祀泰一。元狩二年，“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也。”“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元封三年，因天旱，下诏“其令天下尊祀灵星焉”。后因柏梁台发生火灾，听从“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之，用胜服之”的建议，“于是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司马迁笔下汉武帝的一生不但与神仙、巫祀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与汉城的大规模营建活动相始终。

《三辅黄图》说汉武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秦之上林苑的范围虽无详记，但根据文献推测，东至宜春苑，北起渭水，南达终南山，西跨沣河。汉武帝时期，一改汉高祖之“故秦苑囿园地，令民得之”的诏令，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成为“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的大苑。之内的离宫别馆达一百余所，都是“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西都赋》）。

巅峰时期

隋大兴城的整个地势，呈东南高西北低的地形走向。隋代初年， 宇文恺在建造大兴城时， 对这里进行了别具匠心的设计，有意识地将这里开辟为“曲江”风景区。关于宇文恺为什么在城东南开曲江池的原因，《雍录·唐曲江》中解释为：“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以为池”，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原因，王维坤先生从中唐权臣郑注所说：“秦中有灾，宜兴役以禳之”来推测，隋初宇文恺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显然也是出于“厌胜”的目的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大兴城东南高、西北低，风水倾向东南，皇宫、太极宫设在北部中侧，在地势上总也无法压住东南，应该采取“厌胜”的方法进行破除，如把曲江所在的凹陷挖成深池，并隔于城外，圈占成皇家禁苑，成为帝王的游乐之地，这样就可以永保隋朝的王者之气不受威胁。王维坤先生还探讨了这一思想的其它方面的理论依据，即《列子·汤问》《淮南子·天文训》《论衡·论天》以及《博物志》等文献的记载。 综上所述，关于隋大兴城的总体规划思想归纳为《周易》“六爻”思想、“强化王权”思想、“天体设计”思想以及在城东南隅开凿曲江池所表现出的“厌胜”思想，其实这些思想又可归纳为“法天象地”、“强化王权”思想。

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西汉长安城的2.4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在西安故都的辉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曾经是隋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大都市， 更在于它是一个在不甚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化弊为利，将理想化的设计发挥到极致的建筑杰作。其规划思想更是我国历史的宝贵财富。

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经过发展，形成了“非均衡对称性”的格局，这主要体现在大明宫等建筑物的兴建上， 而促使唐朝统治者对长安城进行重新规划的原因，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唐长安城“从宏观地形到微观地貌，体现了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尊重与充分利用”，唐代对长安城进行局部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因地制宜”。唐长安外郭城的规划布局主要受皇宫、皇城所处位置及当时的等级观念、生活习俗和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唐代前期与后期百官家庙分布地域的研究， 唐代官私家庙在长安城中的布局明显受政治及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唐长安城内官私家庙的规划思想主要依据政治、经济因素而定。唐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的是以帝王为中心和**集权，突出政治军事职能，商业性质不强。”

气候变化

先秦时期

仰韶文化时期, 雨量也较今丰沛。因而当时应为亚热带暖热潮湿之气候。竺可祯断定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 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一5℃ 。年降水量估计较现在要多。而全新世中期的后一阶段龙山文化时期，从半坡与姚村剖面之抱粉分析资料中已可看出，由于乔木花粉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少，篙等草本花粉有所增多，这一阶段气温较仰韶时期略为偏凉，但仍较现今温暖，降水量较仰韶时期却明显偏少，当然仍较现今丰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