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们总在风雨中前行

“一滴水一世界。一个香坊村的致富折射出来中国的致富之路，需要有董兰这样无私，有智慧，有谋略，有责任心的领头人。

这部《香坊纪事》读到这里，感慨良多。说实话，俺花老凸已经很久很久不看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了。因为都是些应景之作，缺乏真诚。而少校这部《香坊纪事》，因为成功地刻画董兰这个人物形象，让俺花老凸眼前一亮，体会到了久违的感动。

我们这个时代时髦的哲学是“精致利己主义”和“损人利己主义”，谁不遵循这个哲学，谁心里想着别人，谁就被视为傻子。而董兰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逆流而行的，一心想着别人的，无私奉献的傻子。

她的无私来自于对家乡的热爱，对父老乡亲的热爱，根植于对脚下土地的热爱。

她的无私，来自于一个真正**人的传统和自律，也就是“延安精神”。如果我们能重新看看《西行漫记》里描写的**人，我们就能感觉到董兰身上闪光发亮的正是不忘初心、发扬光大延安时期**人的传统。与村民同睡在一间屋里，用草铺成的地铺上，与村民一同在大雪天抢种花木苗。这个延安精神是**人的力量，无论是贫穷的中国，还是富裕的中国，只要延安精神在，力量就在。

董兰的形象魅力还来自于她的智慧和责任心，面对种种矛盾和困难（根深蒂固的或者突发的），她总能想方设法处理掉，化解掉。她从不说教，从不指挥和教训别人，永远都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然后以自己的无私和牺牲，换来别人的尊敬与服从。尤其是她对村里的害群之马和搅屎棍子给与的宽容和关心，无私的帮助，让这些人不掉队，跟上来，体现了一个真正**人的胸怀和理想。

董兰形象的魅力还来自于作者的真诚。少校真诚地希望中国的乡村都能像香坊村一样，有个基层**员干部叫董兰，带领全村人走上富裕之路，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少校使用了各种文学手段，把董兰的形象描写的具有烟火气，活生生，也有闺蜜，也爱开玩笑，也有小心眼，等等。因为少校想通过小说表现的，就是任何一个基层干部，只要去掉私心，增加责任心，发扬延安精神，就能做得跟董兰一样好。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久违了的让俺花老凸感动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真心赞一个。”

人都是喜欢听赞美话的，我也不例外。

不过，在我准备写《香坊纪事》后记的时候，先看到了“著名妇科专家”、北大高材生、作家个三花老凸的长评，心想，这家伙抢在前头把我想说的话说了，我再写，是不是有抄袭的嫌疑？一不作二不休，干脆加个引号直接全部照搬。版权的事，先不管了，呵呵。

说真的，这部农村题材的小说，我和编辑闻止讨论了有二年多时间了，上一次铁血网“一路繁花”征文时就想写的，一直拖到今天，却总感觉有歌功颂德之嫌而搁置。要说真正促使我下决心，中断了《谍战之蜂飞》的写作来写这个文，起因是武汉某位作家的《武汉日记》风波。

在这场风波中，文学圈子里的人基本上支持那位作家的（事实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作家应该有选择作品题材的自由，要不，那个拿着部队薪水却从来不写部队作品的阎连科该那个了。咳咳，老阎是我喜欢的作家，他那些没个正经的故事，总让人想挖地三尺地去思考），但是，闲下来，我总在想着，作家的使命是什么，文学的作用又应该是什么？

对不起，或许这个话题有些扯了。我早不是什么作家，连区县作协会员都不是了，理论上说，没资格谈论如此严肃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作为京城某大报文学副刊曾经的“临时工”，我对文学的圈子其实一直离得不远。并且，我对文学一直保持着某种热度的追寻，比如，春节前，就曾独自驱车近千公里，去拜访某军旅散文家，只为探讨一个抗美援朝战斗英雄的故事，应该从什么样的文学角度去描述。

对于文学作品的题材选择，我觉得不会旁出两个方面。

首先，文学作品要尊重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拿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来说，即便是《西游记》那样的神话小说，作者也是把满满的人间烟火味融在其中，《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这三部就更不用说了，基本就是史实的影子，虽然人物有虚构的，情节也有想出来的，但与史实其实所差无几。同样的，外国名著中，像《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巴黎圣母院》等等，无不是以反映某一段史实的。也就是说，文学其实是历史记录，其故事情节与现实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吻合度，绝不是作者完全脱离现实的凭空想像。

其次，文学的向上性，即宣扬真善美，也是永恒的主题。人性的两面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文学所需要表达的，应该是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历史，自然是包融其两面性。然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其针贬时弊，那也是为了表达对美好的向往。就像鲁迅的文学作品，骂人从不留情，但“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立场从来不曾缺席。代表作，自然是《阿Q正传》了。

当然，我说的这两点，基本是废话，因为教科书上全有，而且人家说得比我这要具体详细且系统科学。但是，我在这里鹦鹉学舌，是想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那部写疫情日记的作品，或许还真的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我是认真看过《武汉日记》的，这也是我一开始觉得那个写疫情日记的作家没错的原因，毕竟，作者在日记里确实有向往美好的愿望。但是，看了一多半之后，我没再看下去，主要是感觉看得太压抑了，仿佛武汉就是人间地狱一般的。而且，作品里有太多的“听说”，和我的创作观有些偏颇，所以后面也就没有再关注。

等到后来有人开始批评那部日记体作品时，我马上就明白了，肯定是其中不少道听途说或者干脆是作者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引发了知情者或者围观者的不满。随着吵得越来越凶，连《环球时报》老总、抗疫英雄都卷进来了，原因果真如同我预料的那样。比如说，殡仪馆地上堆着手机的照片，这种事情，其实用脚后跟想想都是不会存在的。我不敢说这是作者某方面经验缺失导致的现实盲点，还是其它的什么，但作为日记体的超级写实文学作品，有点类似报告文学了，还真不能凭空想像着来写的。

从这个日记体作品，让我联想到了作者另一部获“路遥文学奖”的作品《软埋》，包括她的成名作《万箭穿心》，其实，这个日记体作品算是她一贯风格的延续，即悲观现实主义情绪主导。《万箭穿心》我看了，但《软埋》仅仅看了一下简介，就没看，因为我实在不太喜欢李宝莉式的那种格调。

相比之下，同样是以悲观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作品，我却特别喜欢阎连科的。原因也挺简单，老阎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就事说事，很少夹带个人情绪的东西，而且他确实是十分了解并理解作品中的人物，但《武汉日记》作者却总在作品中将个人政治倾向表露无遗。

事实上，不管我们出生在哪个年代，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会经历风雨。战乱也罢，太平盛世也罢，属于那段历史的痛总会存在，只是痛点不同罢了。但是，历史总是在不断前进的，在风雨中前进，在**的歌声中前进，所以，我更愿意多感受一些积极上进的情绪。

我生长在农村，入伍后，驻地也清一色在农村，即便后面调入**某部机关工作了，没想到驻地还是在通州农村那个叫张湾的地方，所以，我应该算是了解一点农村的事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乡下人。

要说阴暗面，从土改开始到**，在农村发生的乌七八糟的事确实不少，《软埋》里说的那些事，我不仅听过故事，连原型都见到过。但是，我敢说，那不是时代的主流。

小时候，我听长辈们说故事，从清未到解放前，再到八十年代，在我的印象中，善良与博爱，始终是乡土故事中最重要的东西。土地改革或者某革时期，确有不少被节奏带着走的悲剧故事发生，但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乡情中，善良与博爱，从来不曾缺席！

正因为有这样的农村情怀，入伍后，我曾在1999年出版过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有个南街村》，讲的是河南一个农村发展的故事。转业到地方工作，又写过报告文学《花开运河人家》等作品，在我看来，回顾中国**领导下的农村变革历程，相比较这个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些偏激事件，积极向上的东西，绝对是主流。

一句话，瑕不掩瑜。

毕竟，是否适应并推动生产力发展，是评判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比如说，不能因为你是资本家或者地主的后代，就能以个体的悲剧体会，去否定土地改革激发农民生产积极带来的历史性成就。回顾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分土地，均贫富”的口号，喊过的人不少，但真正做到了的只有中国**。同样的，减轻农民赋税，是历朝历代明君贤臣的理想，但真正做到了不收农业税的，也只有中国**----

想写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想了至少有二十年了。说实话，纯粹歌功颂德的文，真的不想写，所以，一开始构想的故事，都是农村家族之间恩恩怨怨的碎事，每次写着写着就中断了，写了二十年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出来。

2020年春节，小区封闭居家，看了《武汉日记》后，突然悟出一个理来：过于纠结个人内心那点感受的题材，格局太小，根本无法体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农村发展历程，即便写出来，也不过是无病**的东西。

于是，我完全抛开自己内心的那个小村落，放眼整个中国的农村，看到了那一个个时代的弄潮儿。董兰这个人物，就这样出现了。2020年3月8日，在武汉解封之前一个月，我开始了《香坊纪事》的写作。

香坊村并不存在，董兰自然没有其人，但是，不论是香坊还是董兰，都是有原型的。在华夏大地上，香坊的影子无处不在，董兰这样的人物也遍地都有。正是因为有无数个董兰，才有了无数个康庄，才有了**三十年中国农村的巨大发展成就！正如老凸兄前面所说的那样，“因为少校想通过小说表现的，就是任何一个基层干部，只要去掉私心，增加责任心，发扬延安精神，就能做得跟董兰一样好”，这话绝对说到了我的创作初衷！

给老凸兄回一个赞。

2020年，注定是将在史册下留下浓彩重笔的一年。中国人民在战疫，世界人民在战疫，我真心以此文为我们的民族康安祝福，为世界康安祝福，我们虽然在风雨中前行，但依然会不断创造属于人类的奇迹。

2020年6月21日于上海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