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回忆及资料

“我是1936年，在长征路上出生的，我妈妈从小就给我讲述她和她的女红军的故事，当年为了顺利生下我，红军兄弟姐妹与民团展开殊死搏斗，当场牺牲了三十几人，再后来为了掩护我妈妈她们撤退，一名来自福建的营长带着一个连的战士和白军拼光最后一个人……”

2016年川陕革**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时年80岁的方安安支撑着苍老的身体在一块块墓碑中找到了几个名字，她告诉记者说。

“找不到了，什么都找不到了，革命胜利后，我妈妈说她和郑阿姨曾回去找过，那些牺牲同志的墓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方安安老人摆着手，把自己知道的关于长征的故事一一讲述出来。

时值红军长征80周年，为了探寻这条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途，摄制组驱车几个月，行路两万余里重走红军长征路，采访了多位尚在人间的老红军，他们最小的也已94岁高龄，所能表述有限，但仍然从只言片语中感受到当年那条路的艰辛。

方安安是在襁褓中走完长征路的，她一生致力于红军长征研究工作，尤其对其母亲和她的特务连的故事能够事无巨细的讲述清楚，她说因为她的牺牲让父亲的团失去了一位能打仗的营长，父亲看她一眼后连个名字都给给起，安安还是母亲给起的小名，后来就成了大名。

方安安指的那几块墓碑下面并无遗骨，是抵达革**据地后为了纪念路上牺牲的战友建的衣冠冢。

笔者看了名字，上面分别是指导员绍雨玲、战士胡九秀、战士格列、战士叶兰……

方安安叙述着：“那个时候好多人就牺牲在那个大雪山上，没有条件，就那么往雪里一埋，十几年过去了再回去找，哪里还找得到？她们还有人记得名字，还有很多参加队伍时间短，本来就记不大清，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记者：“我们看过您早年的回忆录，上面记录了大量白军的内部情况，请问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方安安：“那个指导员（指绍雨玲）的同学曾率部围堵过红军，后来上了抗日前线，打过淞沪，平津时期率余部在北平接受了和平改编，建国后我还见过他，好多当时的情况都是从他那儿得来的。”

记者：“你说这人现在还在世吗？”

方安安：（摇摇头）**后，他录过一些影像资料，你们可以找找看。

记者：这里有指导员的墓碑，但是在您的记述里她当时是被俘的，后来是如何确定她已经牺牲的呢？

方安安：“后来红军打了一仗，从败兵中找到了她（指绍雨玲）的手枪，审问俘虏后这才确定她已经牺牲了，但是当时红军并没有完全摆脱白军的围追堵截，尸首也就没找着，也没继续找下去。”

记者：“后来红军是如何从巴安顺利甩开白军围剿的呢？”

方安安：……

……

……

为了还原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具体细节，摄制组不仅实地走访，还查找了大量书籍及影视资料，一段来自于二十年前的录像资料显示，当时采访的这位老红军名叫郑红，采访时已75岁，从录像资料上看，当时的她口齿清楚，对那段经过的回忆非常清晰。

采访老红军影像资料（1996年）：

郑红：“我是15岁参加的红军，我的连长姓郑，我就随了她的姓……（捂嘴笑）那个时候也没想啥苦不苦的，就是跟着走啊走的，我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大雪山，还对我身边的战友说，那上边要都是糖该多好啊。后来上去了（指大雪山），那个高啊，云彩都在脚底下……他们都是平地上过来的，不太适应那个高山环境，我是山里长大的，当时还觉得奇怪，他们怎么走那么慢，后来才知道那个叫高原反应……（笑）”

“我第一个认识的战友叫叶兰，我记得清清楚楚哇，她去救一个民团的兵，结果被那家伙一刀攮在小腹那块地方，当时就豁开一个大口子，那个血流不止呀，她就那样牺牲了，我是眼睁睁看着，一点办法也没有，没办法……（泪）”

“我们管自己叫特务连，后来才知道根本没那个编制，因为都是女兵聚在一起方便照应，有人开玩笑说叫特务连，好多后加入的女战士，包括我都信以为真了，对外就说我们是特务连的……为了便于管理当时也设了连长和指导员，想一想还真是怀念呐。”

“我读书写字都是在队伍上学的，那个时候最怕指导员罚我抄条令，那个时候没有笔，就用树枝在地上抄，指导员还派战士看着我，那个一遍遍数，少一遍也不行……（笑）”

“我记得清楚呢，当时有一个藏族女兵是我扩红扩来的，她和我最好……（眼眶红了）她死得惨……太惨了……（抹泪）”

“大老胡长得漂亮啊，她个子高，按现在的话说叫模特……（手势）就在我面前，眼看着沉下去了，我根本不能上前拉，我要上去我得也沉下去……那个沼泽厉害，后来我们过草地前每人都砍一根棍子，脚踩上去之前棍子先点地，那里面（指草地）要是深我们就绕开走……”

平津起义将领回忆影像资料（1997年）：

栾少学：“从见到她（推测指绍雨玲）坚贞不屈的样子后，我就意识到，这场仗我们赢不了……一开始还能严守军纪，后来就松了，那个地方（指藏区）苦啊，好多军官对下面违反军纪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我想整顿部队呀，可我们师长说，你都给整顿了（指枪毙军纪败坏的军官）谁来带兵？我觉得我的革命理想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了（摆手），后来打淞沪我就在想，我怎么没死在抗日前线上啊，那样死了还算英雄，对得起北伐时牺牲的同志……”

“我最后悔的是当时没有坚持，如果当时我再多求求师长，凭他当时对我的照顾是一定能让她（没提及姓名）活下来的，我没有坚持。浑浑噩噩的跟着师长回到师部，当晚红二军团突围，王国斌所部131团遭到突袭，全团溃散，据逃回来的士兵讲，抓来的那个红军女俘虏很不配合，王国斌一怒之下把她给枪毙了，尸体就往黑乎乎的山涧里一丢……（泣不成声）”

张凡程回忆录：白色恐怖那段时期让我们失去很多同志，仅上海就有大量的工人和学生领袖惨遭屠杀，我是在31年得知外甥女到了苏区的，当时我的身份是保密的，不便与她联系，再得知她的消息时已经是她牺牲了，她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死得很壮烈……

景柏杨，国民革命军第28师师长，1932年至1934年间多次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红军长征后，奉命参加了追堵红军长征的一系列作战，1936年11月因病逝世于前线，1942年追授陆军中将军衔。

（全文完）

****党史研究室资料：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人数有18人、20余人等说法，实际上要大大多于这个数目，目前已知姓名的有近50人。1934年8月，李贞、陈琮英、陈罗英、戚元德、周雪莲（即周雪林）、张吉兰、马忆湘等13名女红军随红六军团西征。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参加长征的还有：蹇先任、蹇先佛、曾红林（曾洪林，原名曾凤英）、胡越强、张四妹（原名张玉英）、石芝、陈琼英、伍秋姑、马积莲、杜玉珍、秦金美、张金莲、范琴芳（也有写作范庆芳，即二妹子、张二妹，张金莲之女）、尹菊英、李智、叶林、殷成福、侯幺妹、刘大妹（刘大梅）、陈月英、吴友香、文新妹、胡××（红军战士称其为大老胡）、侯月英、李芝（原名李金香）、胡月祥（红军战士称其为小老胡）、杜永新、许清、谢金莲、汤五姑、胡玉梅、胡自强、段六姑、张士美、大老张、曾纪林、徐远德、伍玉莲、夏玉莲、朱国英、小老张等。她们当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分散在各单位，没有单独编队和统一组织。其中，张吉兰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被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斗争（不久牺牲），刘大妹到达贵州时在战斗中牺牲，侯幺妹在甘肃成县的战斗中牺牲，文新妹在行军途中被敌机炸成重伤留在当地，大老胡在过草地时牺牲，段六姑在途中牺牲。李贞曾回忆说，红二方面军还有很多女红军，或牺牲，或散落，她们都是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