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致命稻草（一）

满清政权在摇摇欲坠中挺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半个世纪之久，对一个政权来说时间可是不短。要知道后来民国一共才持续了三十八年。

况且，满清政权最后这五十年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虽然艰险，但每次都能涉险过关。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国中有柱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是传统士大夫，忠诚于朝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选择跟爱新觉罗家族站在一起，并将大清抗在了肩上。就这样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乱世中，硬生生扛了半个世纪之久。

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左宗棠于1885年去世，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张之洞于1909年去世。四人之后，谁可堪大任？李鸿章是明眼人，临终前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

载沣上台以后，迫不及待地将袁世凯逐出京城。至此为止，朝中汉族精英尽没，剩下的人也都噤若寒蝉，大清朝廷成为了满族亲贵的天下。看似在这次满、汉之争中以载沣为首的亲贵大获全胜，实际上大清失去的却是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从这时候开始，大清朝也就不可避免地快速走向了灭亡。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孙文、黄兴等革命党人玩命的折腾，大清还是僵而不倒，危而不亡。压死大清这匹病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在哪里？

溥仪登基，取年号宣统。1909年即为宣统元年，年初哈雷彗星掠过京城，彗星尾部指西南。那时候的人们都很迷信，认为扫把星为不祥之兆。当时就有童谣在京城一代广为传播：“彗星东西现，宣统两年半。”后来，这首童谣在流传过程中进行了自我简单化处理：“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两年半。”

两年半的宣统，就是1911年，旧历辛亥年。在史官笔下，很多朝代末期，经常有预言性的童谣出现。这些童谣极大地加强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有人说，那是史官的附会之作。然而，明代大才子冯梦龙是这样认为的：“盖因童谣出于无心，最是天地间一点灵机。”

1911年5月5日，压死骆驼的这根稻草终于出现了。

这一天，上任刚满四个月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上了一封奏折《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在奏折中，盛宣怀陈述要将全国铁路的干路收归国有，各省可以自筹经费办支路。当天，摄政王载沣便批准了这份奏折。

清廷建造铁路的时候，是没有总体规划的。通常是由各地督抚上折申请，朝廷同意后，会为此铁路设立一名督办，这条铁路就开始建设。铁路当时基本都是由各列强施工，英国人有英国的标准，法国人有法国的标准，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标准。

各列强都很愿意给中国建造铁路，一本万利不说，而且会渗透到大清经济中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站在盛部长的角度来看，当然是需要统一起来，全国一盘棋嘛。

这份奏折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

当时修铁路一共就两种办法：一是向列强借债，并由外国人修建；二是不向外国借债，由中国人自己修建。

第一种方法虽然简单并容易实施，但是各督抚通常会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各列强也不是慈善家，他们出钱帮中国修路，便为了获得此铁路长达数十年的经营权。

采用第二种方法，自然不会被骂“卖国贼”，但是主要问题在于缺资金、缺技术。后来，留美*幼童中出现了詹天佑这样的天才工程师，技术问题勉强可以应付。

谁也不想当“卖国贼”，各督抚当然更不愿意。本着先把自己摘清再说的思想，督抚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法。于是，詹天佑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

但是，资金怎么筹措又成了难题？如果向列强借贷，又会被群起攻之。谁也不想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

四川总督锡良想到了一个天才的主意——众筹。并在1904年的时候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负责筹集资金修建川汉铁路。

计划修建的这条川汉铁路，从成都起始，经重庆、万县、宜昌，再经当阳、荆门、襄阳，与京汉铁路相衔接，全程四千多华里。这条铁路预计需要白银五千万两。

众筹五千万两，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为了达到目标，锡良规定：四川省每年收谷物在十石以上的地主，要提取三成，折算成白银入股。没地的租户也得出钱，按照百分之三提取，称为“租股”。这还差得远，还需要私人资本、国库拨款，统统折算成公司股份，每出资五十两为一股。卖鸦片也得交股份，称为“土药股”，卖盐茶的称为“烟茶股”。大家要清楚，所有以上股份是一直要缴纳，从1904年到1911年，已经缴了7年时间。

这就相当于：四川总督锡良给全四川人民画了一个“大饼”，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交钱认股，并憧憬着铁路开通后，坐家里定期分红的美好日子。全四川人，无论贫富，都被这条铁路捆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锡良对于自己的创意非常满意，向朝廷汇报了这项特殊的发明，得到了朝廷的好评后，开始在全国推广。广东、湖北、湖南都追随着四川的脚步，开始了“众筹”之路。

一百多前，这种“众筹”方式实在太过于超前。想象一下，川汉铁路公司帐上趴着上千万两的白银，而且每年都有新的“租谷”存入，川汉铁路公司帐上的钱甚至超过了四川财政收入。由于没有很规范的公司治理制度，公司的管理者主要是当地官员、咨议局议员和立宪派人士，这些人掌管公司难免就出现奢靡浪费、中饱私囊的现象。官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也经常公司财政中取钱挪作他用。

川汉铁路公司就成为了一块“肥肉”，谁都想叮一口。最终造成了铁路建设进度缓慢，消耗却非常巨大的局面。全四川的人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大家都很不满意，通过各种方式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以此事向朝廷上书表达不满。这一切又成为了朝廷收回铁路的借口。

于是，盛宣怀部长就隆重登场，宣布了“铁路干路国有化”的决定。各督抚都怕担上“卖国”的名声，盛宣怀长期跟外国人打交道，他不怕这个。盛长期跟着李鸿章搞洋务，没少借外国的钱。这次，他联络了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外国人很愿意跟他打交道，借钱给盛部长，收益稳定，资金安全！

除了川汉铁路，同时在建的还有一条粤汉铁路，是受此政策影响最大的两条铁路。粤汉铁路从广东到湖北一共要绵延两千多华里。詹天佑就任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总工程师。

1911年5月5日，盛宣怀上折奏请收回铁路的干路，当天获批。5月10日，传达上谕，要求度支、邮传两部对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的铁路资金进行查账。朝廷要对地方政府“查账”，地方政府经得起查吗？地方督抚不慌才怪！

5月18日，朝廷决定启用端方为川**粤汉铁路大臣，全权负责两铁路收归事宜。端方因为偷拍慈禧的葬礼被革职，赋闲在家已经两年。这次受到摄政王重用，自然对其感恩戴德。

5月20日，盛宣怀与英、德、法、美四国签订借款合同，川汉、粤汉铁路的建设资金到位；朝廷传旨让四川、湖南两省，停止接受租户的“租谷”，相当于断了资金来源，釜底抽薪之策。

以上的信号很明确，朝廷要出重手了！

一场朝廷与督抚势力的终极利益博弈掀开了大幕！史称“保路运动”。盛**要查帐，这可要了地方政府的命了！这笔烂账经得起查吗？督察组一来，还不得抓进一批官员去？

于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一公布，立即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掀起了滔天巨浪。

乱局之中，最先站出来的肯定是湖南人。5月12日，长沙。刚开始只有几千人，没多久就聚集了数万人。现场有人演说，有人痛苦，有人断指。矛头直指盛宣怀，说他“滥借外债，欺君欺民”！

那时候的风气与现在毕竟不同。现在还钱的人是大爷，借钱给别人的指定是孙子。清末民国时期，当政者如果*敢借外债，那你就是卖国无疑！从朝堂到市井都有这种认识。

后来越闹越大，一万多铁路工人来到湖南巡抚衙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咨议局议员辞职抗议，一时间长沙城沸沸扬扬起来。

湖南巡抚杨文鼎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人，他向朝廷上折陈述保路利弊，遭到朝廷申饬，不久被调陕西巡抚。最终，在去陕西任巡抚的路上，大清国没了。后来，他隐居江苏武进，以前朝遗老自居。

继任湖南巡抚余诚格调集军队，下了狠手。余的顶级上司湖广总督瑞澂，更是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重压之下，湖南没有闹将起来。

湖北当时集资建路的人不多，股款还没有交齐，所以对他们影响不大，上层士绅刚出过钱的，领回来也就算了，所以相对很平静。

相比于湖南人，广东人保路的方法就更“高级”一些。广东人有钱，所以集资的都是大帮办、大地主等有钱人。你如果是穷人，不好意思，你还没资格买铁路公司的股票呢！想买也买不到！

让这些富人去**抗议肯定不现实，富人的命值钱，不像平头百姓。但是，富人们也不好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