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子将军杀身成仁

十四

11月10日晚，韦云淞命令392团残部以及防守司令部预备队断后，其余人员从西清门突围。由于城南的各个城门在战前已经堵死，一干人等只能缒城而出。原本是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可毒气对基本不具备防生化装备的部队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容反抗的力量，避开也许是一种明智的抉择。无奈，陈济桓也不得不跟随部队出城。

通过阳江德智桥后部队分兵，许高阳、贺维珍等往隐山、老人山方向比较顺利地突围出去了。陈济桓、覃戈鸣带领一个连搜索前进，在猴山坳跟日军遭遇。猴山坳四周高峰环绕，像一个倒扣的大铁锅，中国军队处于“锅底”，形势很不利。要想突围出去，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那就是“锅底”西边的垭口。可日军守住垭口两侧，居高临下疯狂扫射，中国军人拼死冲锋，纷纷倒在日军火网之下。见此状况，韦云淞带领部队转向西南，得突围。

为了打通生路，陈济桓高喊“弟兄们，报国的时候到了!”，他指挥三百多人冲锋。一阵激战后，他们攻克敦睦村，马上向**山进发。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了。他身受重伤，战士们轮流背着他突围。前面是悬崖后边有追兵，他不想拖累大家。“我渴了，去弄点水来。”他命令留在身边的卫士去取水，他取笔在名片背后写下遗言：“11月10日猴山坳受伤，职下口部肩部各中一弹，因足伤不能脱离阵地，决以手枪自杀成仁，以免受辱”，写完，他用手指蘸伤口鲜血，印上血指模，然后举枪自杀，壮烈殉国。

170师师长许高阳与31军军长贺维珍比防守司令部稍晚一些经浮桥过阳江，折向南部，比较顺利地突出重围。负责断后的392团与预备队一个营在突围路上损失惨重。吴展带领部队撤到隐山老君洞，继续战斗。日军施放毒气，吴展及部下全数牺牲。吴展，广西恭城人，国民**军校一分校二期炮兵科毕业。1940年晋升为131师392团团长，牺牲时年三十六岁。

31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在德智中学附近向猴山坳突围的路上与日军遭遇，中弹牺牲。吕旃蒙，湖南零陵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入陆军大学深造。牺牲时四十岁。同时阵亡的还有170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胡厚基少将。他是湖北省天门县人，出生书香门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2年7月，在**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即南宁军校）担任高级班战术教官，后逐年提升。牺牲时四十一岁。

170师副师长巢威少将带领突围队伍到达德智中学和猴山坳，再度与日军激战，最后部队被打散。巢威身中两弹，昏迷被俘。175师和188师留守桂林的两个营（梁胜周营和甘若丹营）在突围中受到重挫，两个营长牺牲。负责殿后最后撤离的175师523团1营2连在连长韦重光的带领下正要离开，却有一队鬼子呼喊着从西边冲来，他们只好躲到树林里。他们看到宫本学高举膏药旗冲上司令部三层小楼，将青天白日踢到，插上膏药旗。“天皇万岁！”、“天皇万岁！”，楼顶上，宫本学带着一群鬼子在高呼。韦重光开枪，宫本学中弹倒地。又开了一枪，他将旗杆打断，膏药旗落地。鬼子追来，2连迅速撤离……

桂林沦陷，桂林保卫战结束。

战后，在桂林市七星公园的普陀山博望坪上，人们建有“八百壮士墓”，在八百壮士墓合葬墓旁，是三将军墓。三位将军分别是31军131师师长阚维雍少将、31军参谋长吕旃蒙少将以及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将。

在桂林，如今尚有有抗战时期留下的数个“白骨洞”，这些，都在向世人诉说，在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曾发生过最为惨烈的战斗。

桂林，是抗战时期最后沦陷的一座省会城市。两万多守城将士面对数倍强敌，孤军奋战，可歌可泣。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4年11月10日，日军飞机对桂林空袭一千三百多次，投弹不少于两千枚。几乎是平均每隔两天就会有飞机轰炸和袭扰。加上鬼子攻城时的炮轰，桂林城几乎成了废墟。整个战斗，日军二十七次进攻均被打退。部分冲入市区的鬼子也陷入巷战泥潭，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其中最为惨烈的是漓江防线与北门争夺，一时间，漓江河面“十里漂尸，江水染红”。

据韦云淞战后所写《桂林防守军战斗要报》记载：桂林保卫战我方伤亡约九千余人，日军伤亡六千余人，被称为“最令日军胆寒的战役”。

毛利末广在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当地土著武装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装备虽差，但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

桂林保卫战惨烈程度之所以被日军排在衡阳保卫战前面，原因是桂林守军的装备比衡阳守军差得太多，而且几近一半的参战人员还是地方武装。更重要的是，守城军民始终没有一人是在清醒状态下被俘（被俘虏的全部是被毒气弄得昏迷不醒的），就算弹尽粮绝身受重伤依然抵抗。根据一些日本士兵的回忆记载，中国参战人员里还有不少白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