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抗日（3）

通过逛地摊，国言花了3块钱买齐了自己的行头，穿着学生装，手里提着一个藤皮小箱子，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学校发的课本，还有一打铅笔，这在当时算是专科学校学生的标配了，而红军许多指挥员书写各种文件或者命令，使用铅笔也是标配，直到1931年以后，国产钢笔出现，许多人开始转用钢笔了，而**似乎还是习惯用铅笔，或者毛笔。

在当时，看学生家里是否有钱就看笔，有些学生的上口袋上插着一支钢笔，那这学生的家境一定不错，当时要买上一支国产的“新民”钢笔，至少要好几块钱，穷学生是很难用得起的。所以，那时候，某人结婚，要是送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那可是倍有面子的事情。

眼见快到过小年了，国言想着该往回走了。在汉口，国言也尝试去寻找当地的地下组织，也去参加过几次学生的**，可以他的眼光看，这里的地下组织似乎很谨慎，重要的是，此时的汉口与隔江相望的武昌是两个独立的“市”，汉口重在经济和外交，比如，商贸市场都集中在汉口，还有西方列强的租界、**等全在汉口，而武昌则是许多学校的扎堆的地方。

早在1927年，北伐取得初步胜利后，原来在广州的国府机关就搬到了汉口，跟着宣布将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并为“武汉”，这是第一次出现武汉市这个行政单位。这个改变其实是当时把持国府的汪兆铭干的，老蒋那边始终没有认可，所以，老蒋上台后，把原来的汉口、武昌全都升格为市，甚至把汉口升格为特别市，直接由南京国府管辖。所以，当时是没有武汉关这个称呼的，人们当时叫那个海关为“江汉关”。

后来，老蒋也曾经有把两市合并的意思，可接下来就是抗战爆发，一些无从谈起了。老蒋退出南京，第一站的落脚点就是在汉口，后来史书都直接称呼武汉，其实，那是为了方便和与现实的实际情况结合而做的一个妥协。实际上，抗战胜利后，老蒋还是设立汉口和武昌两个市，还把汉阳划给了武昌市。所以，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武汉市这个行政单位是不存在的。

建国后，**人民政权正式将汉口、武昌、汉阳合并在一起，统称武汉市。可是，这里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当时的汉口地域比较大，分的区也多，武汉最早划分的区是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这几个区，细心的会发现，没有汉口区，当时的汉口分了三个区，这使汉口这个地名不具备实际行政区的性质，纯属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区域性的叫法，直到现在，人们还是这样叫，可却没有汉口这个实际的行政辖区，在全国的城市里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

从汉口有直达的轮船到上海，国言果断的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船票。他计算过，如果按照原路返回，时间的耗费会比坐船去上海花的时间还要长，毕竟，从汉口到南昌还好点，从南昌回到遂昌必须要绕道衢州，一路上要做时有时无的老式汽车，花费贵不说，路上并不安全。而坐船到达上海后，可以坐火车到杭州，这条路线是很方便的。到了杭州，再回遂昌，对国言来说，很熟悉。

国言选择这样的路线，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要去上海看看，看看那里的消息多不多。现在已经进入1937年，这一年对国人有多深刻，只有后世才知道，国言不是穿越的，此时，他只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感觉，觉得应该去一下。

国言在去年底已经入党，介绍人是王民生和陈应楚，陈应楚是大老粗，可王民生却不是，入党了，王民生给国言讲了很多党的历史和著名人物，让国言听的很是神往。党成立的时候，国言还不到一岁呢，这让国言感觉自己的生命应该跟党联系在一起，应该终身为组织去工作，为组织去打拼。

为了符合自己的身份，国言花钱买了一张四等舱的船票，到了年根上，在两湖地面上谋生的下江人都要回家过年，船票也涨了起来，国言的这张票还是加了五毛钱才从黄牛手上买到的。那时的轮船，分为五等，头等都是官家的大人物坐，一等舱是富人坐，二等三等是当时在洋行打工的，一些在官家各个机构里上班的坐，四等舱是一般普通人坐，而五等舱则是穷人坐。

四等舱里有20个床铺，这里的人是做小生意的多，国军里的下级军官多，大家虽然是萍水相逢，到了一起吹什么牛的都有，也有一些拆白党，在船上坑蒙拐骗，说白了，啥人都有，像国言这样的学生也有。可是从汉口到上海的学生也就国言一个，下江人读书，往往去上海，南京，从下江到武汉读书的不多。

国言的床位靠近船舷，有个小窗户可以看外面的江面。

五等舱其实就是一个大通铺，可坐可躺着，也没有固定位置，谁占着就是谁的。这里主要是社会底层人乘坐的，大多数还是短途，沿途停靠码头，五等舱上上下下的最多，这种船舱的设置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

晚上八点，船开了。船上有电灯，这让国言感觉很新奇也很高兴，他可以在船上看书，看报纸，藤皮箱子压在枕头下，正好弥补了形同虚设的枕头高度。

国言掏出了上船之前买的烧饼，美美的吃了起来，他是地道的北方人，爱吃面食，可在遂昌那地方，面粉几乎看不到，就有，价钱几乎是大米的一倍。

“广大的国人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要奋起反抗，我们要抵制日货，我们要拥护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一个穿着像学生样的人，嘴里大声说着，跟着的女生还给船舱里的每个人发一张彩色的传单，对这学生说的东西，船舱里的人几乎都麻木了，这个层次的人听这样的宣传和演讲太多了。

“喂，你也是学生，你怎么不跟他们去搞宣传啊？”一个歪戴帽子的少尉走过来跟国言搭讪，听口音还是浙江那边的。

“我在学校参加过，现在要回家去。”国言小声的用遂昌方言说道。

“我也是回家去，听你口音是处州那边的是吧？”那人也该用方言说道，“我也是浙江人，我是武义大山里出来的，这次也是回家过年的。”

“哎呦！咱们相距不远啊！老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走，咱们到餐厅里去宵夜，我请。”国言立即玩起了江湖把戏。

“呵呵，好啊，不过，不能是你请，得我请，第一，我比你年纪大，我是哥哥。第二，我起码还是一个军官，每个月还有几十块钱收入，你一个学生，哪里有钱请客？第三……”

这个军官说的还是在理，他现在是少尉，根据当时军内饷银的标准，每个月他可以拿到42块钱，在当时来说，绝对算得上高工资了。要知道，洋行里的一半职员的薪水每个月也不过30元。可是这个标准没过多久，到了1938年，老蒋就把薪水给降了，幅度还很大，美其名曰是“国难薪饷”。

“算了老哥！我虽然不是富人家里的子弟，可是我老爹是个郎中，我已经二年没回去过年了，老爹想我，给我寄钱来了，你有三条，我也有啊，第一，你是兄长，又是随时准备抗日的军人，理当慰问。第二，想必您也有家口，省点钱回去让家里人过个好年……”

“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这洋学生，到时候我们划拳，谁赢了谁付账。”

“嘿嘿，那就听兄长的。”

眼前这个军人叫徐良才，是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的毕业生，去年6月才毕业，就被分配到驻扎在湖南的部队里。发生西安事变后，本来很紧张，没想到半个多月后就和平解决了，这徐良才也获得了回家的假期。

去餐厅吃宵夜的时候，国言也没忘记拿着自己的藤皮箱子，他可不想自己的家当便宜了船上吃江湖饭的人。见国言如此小心，徐良才也把自己的军用挎包背上了，那里也有他回家孝敬父母的钱。

两人来到了餐厅，可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两人一合计，干脆上楼，去二、三等舱那边的餐厅里。那时的船，基本上每层都设有一个餐厅。但是在五等舱段没有，五等舱靠近底层的动力舱，又吵又闹，而且，由于人杂，没法设置餐厅。平时都是从四等舱做好了，推车下去，可到了晚上宵夜，就得到四等舱去。

那下面的人能不能也上去？不行，往上走，要看船牌的，五等舱的只能到四等舱，四等舱的可以去三等舱，下面所有的船牌都不得去一等舱，头等舱。

宵夜也很简单，一碟炸臭豆腐，一碟兰花豆，然后一人要了一碗馄饨。

“老哥，想喝点不？”国言试探着问。

“不喝了，船上太杂了，我担心喝大了，咱们的东西就不保了。”

想想也是，国言就没有坚持。就在两人一边吃一遍聊天的时候，国言突然伸出脚，把路过的一个人给绊倒了，那个一脸恶像的站起身来就骂，

“侬个小赤佬！做啥宁，小心阿拉把侬扔到江里喂鱼！”

“你骂谁呢？”徐良才立马就站起身，他是军人，此时很是吓唬人。

“大哥，没事，你去看看那边穿西服的，看看他包里丢东西没有。”

“啊！原来是三只手！你老实点。站好不要动！”徐良才立即严肃起来。“兄弟，你去说，我看着这个家伙。”

“老哥，你去说比较好，我一个学生，人家不会信的。”

其实，国言是担心徐良才看不住眼前这个小偷，而且，以他行走江湖的经验，在这样的地方干活都不会是单独一个，自己还可以防着他们，眼前这军官肯定防不住，搞不好还要吃亏。

“嗯！你说的有道理！”徐良才点点头，有扭头对小偷说，“你不要玩花样，当心我会崩了你，在什么地方干不行，非要搞这三只手的生意？”

那小偷本来还真是要给同伴发信号的，可听徐良才这么一说，顿时就不敢了，在那年月，军人带枪很普遍，有时是炫耀，有时就是为了保命。只是他不知道，徐良才说那话是吓唬他的，他这次探家，压根就没带枪，距离太远，又是单独一个人，枪丢了被抢了，麻烦不是很大？

好在隔壁坐的人听到动静都朝这边看，徐良才也不知道具体是谁被偷了，干脆就对看着的人说，“大家看看自己的钱包皮包，有没有丢东西？”

不一会，一个身穿西服，头发梳得油亮的人就喊起来了，“我的包被割开了一个口子，我的钱包没了……”

那人还在说话，国言就听到一声很轻微的声音，他早就看到一个钱包从小偷的身后掉到了甲板上，那小偷还尝试着用脚去踢。

“你要是真懂行，就别动了，那钱包反正掉地上了，我给了你机会和面子了，如果你还想其他的，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国言站起身来走到小偷身边，小声在他耳朵边上说道，“这里你不该去干那个人的，你没看出来吗？你真要是干成了，估计这条船上的人都要跟着倒霉。”

原来，那小偷不识字，也不懂得看各种徽记，被划破皮包的那个人事后才知道，那是老蒋大舅子的手下，这次到武汉是去平息因西安事变造成的银行混乱的，此时，老蒋大舅子掌控着当是一家大银行，管着全国的外汇汇兑和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