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寻尸

冯自军老家在中部某地农村，这里的建筑风格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三间坐**南的瓦房或平房，东面两间厢房，一个院子门楼加过道，当然，也有没有院子的。

开门的是冯自军老爹，一个瘦小、捏着抽旱烟袋的老头。

他看着我们身上的警服，一脸惊恐，那表情很像是小鹿遇到袭击时的某种状态一样。

我们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了带来的礼物，他这才放松警惕，邀我们进了院子。

院子里很杂乱，鸡笼和鸭笼和猪圈挨着，贴着院墙的西南角，种了一棵葡萄树。葡萄树架子爬到了墙头上，红砖的墙上的插着碎酒瓶的玻璃渣，抹水泥的地方长满青苔。

我们去的时候，葡萄几近成熟，累累果实挂在墙头。

这场“家访”很简单，主要是问些情况，冯自军的父亲冯开胜话不多，一直低头摆弄着手里的东西。

说多了，他才说几句，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谢谢你们领导。”“军这孩子太实诚，在外面让女人给坑了。”

中午到了，我们结束家访要回去。冯开胜站起来，说要留我们吃饭，被我们谢绝了。

等离开冯开胜的家，回到车上后，老杨原本嬉笑的脸庞瞬间严肃起来，他皱眉说道：“冯开胜也有问题。”

“什么问题？”我直言道。

“他刚一开门，眉头皱了一下，颧骨皮肤向上抬升。这是人类在意识到危险的时候，一种本能的反应。”老杨捏着下巴说。

我想了想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让冯开胜感受到了危险？不过这也正常，看到警察上门大多数人都会警惕。”

“不。”老杨纠正说：“大多数人看到警察上门，会感到惊讶或者疑惑，但冯开胜却传递了危险的信号。”

我不以为然，觉得老杨有点过分联想。

老杨又说：“得侧面打听下他家的一些细节情况。”

我们驱车去了村委会，老杨拉着那个陪我们的村干部，一块去镇上随便吃了点。

当地饮食很有特色，以面食为主，我们掰了两个猪蹄，切了盘卤牛肉，又要了盘蒸菜和卤羊排，便坐了下来。

席间的话题少不了冯自军，我们聊着这个人，希望村干部能跟我都详细说说。

村干部红脸膛，嗓门大，坐在那把涤纶裤子提到膝盖下面，露出半截满是腿毛的粗腿。

老杨要了几瓶冰镇啤酒，我有点犹豫，毕竟这违反规定。

老杨说，没事，我个人出钱，喝点解解乏。

村干部笑了，便张罗上杯子。

我拿了几个劣质的一次性塑料杯，给村干部倒了一杯，沫子溢出来，他赶忙伸嘴吸溜了一下。

老杨端杯敬他，不知道为什么，老杨在这个时候似乎像是换了一个人，又变得圆滑世故起来。

村干部喝了口冰镇啤酒夹了口凉拌荆芥，和我们打开了话匣子。

“不管不管，我跟领导们讲实话，这开胜媳妇肯定搁家里，就是怕见你们藏起来了。”

村干部说：“冯开胜一辈子他娘的，老实巴交、窝囊废、怕媳妇，家里穷。冯自军这小子刚下学，我就给他说了媳妇，也是俺们村的，都传允（订婚）了，后来人家彩礼要得高，冯开胜出不起，就罢了。”

村干部又说，冯自军这个小子比他爹“强”，下学了出去打工，到现在带回来好几个女人了。

“不过都没待长，他家里穷。有一个本来说年后办事，后来也给跑嘞。”

在当地农村，养儿取妻是一件大事，送彩礼、盖房子往往掏空一个家庭。因此，男孩外出打工带回来个媳妇，被视为“有本事”的表现。

冯自军相亲失败后的第一年，过年就带回来个女孩，让冯自军父母颇有面子。

冯自军父母决定，年后就给两个孩子办婚事，再生个孩子，以此来拴住女孩。

然而，年未过完，女孩就跟他大吵一架。

村干部说：“大年初二他家吵架，听说那妮儿性子倔，自己拉着箱子走哩。”

这件事让刑自军和他父母觉得颇没面子。冯自军母亲甚至觉得，是庄上其他妇女说了他们家坏话，才导致女孩离开，为此她在村口骂了好几天。

“他这吊老娘们，嘴不干净还过劲，庄上人都不愿意惹她。”

村干部说，后来冯自军又说了一些对象，不过都没处多久都散了。

“那几个女孩都是哪里人？”

村干部摇摇头：“那谁知道，反正都是外地的，口音不是咱们这边的。”

吃过饭，这场走访调查就算结束了，我心有不甘，说申请挖一挖不就行了。

老杨说没有申请理由，不能贸然挖。

于是，我们一无所获回到了监狱。

……

在我们回去之后没多久，冯自军的最后一次减刑获法院批准，算上之前的减刑，也就是说刑自军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刑期。

按照监狱规定，刑自军被从我们的生产监区调到了出监监区，接受集中出监教育。

调到出监监区那天，监区长让我押他到出监监区。

一大早，我就赶到冯自军所在监舍。

他没有出工，而是在那翻箱倒柜找着什么东西。

“冯自军，收拾东西，带你去出监队。”

“李队长，你等我一下。”他钻到床下，撅着屁股，又找了半天。

我等了一会儿，出监监区的民警在对讲机里喊。

“你找什么？别找了，出来，时间来不及了。”

冯自军很不情愿地出来了。

路上，他一直没说话。

我觉得奇怪，我送过很多犯人到出监队，每一个都是喜笑颜开，毕竟出监队没什么劳动任务，每天都是出监教育，还可以蓄发等。最重要的是，进入出监队，意味着刑期即将结束。

可冯自军却很奇怪，难道就因为自己丢的那个东西没找到？

我把自己的发现跟老杨说了。

老杨听后摸着下巴，十分难得地说：“不错，有长进，知道观察细节了，不过还是有待进步。”

老杨又提醒我说：“昨天是不是清监（备注：不定期针对罪犯床铺和生活区搜查）了？去问问防暴队搜到了什么东西。”

我去了防暴队，他们说的确在冯自军的床铺下搜到了一张纸条，上面记着三串数字。因为可能涉敏，他们就把纸条收走了。

“呐，就是这个纸条。”防暴队的伙计

我看不懂什么意思，不懂得三串数字代表着什么。

老杨接过了那张纸条，看了看说：“这是个农商行的银行卡号，他分开写了。”

我不禁对老杨刮目相看，他那个不大的脑袋里都装着什么。

“走，咱们去银行一趟。”

到了银行，我们调查得出，这个账户的持有人叫谢苗苗，是一个中年女性，家在四川某地。

冯自军和谢苗苗没有亲戚关系，他为什么要记这个卡号？

这一点十分可疑。

我说要不要询问冯自军。

老杨又批评我说：“不要想着偷懒。找本人谈得建立在有证据的基础上，不然容易打草惊蛇。”

老杨和我，带着疑问，踏上了去谢苗苗家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