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两块石头｜1990年清明，沂蒙山赵家沟

风是从东边刮过来的。

七十五岁的赵大山拄着拐杖——不，那其实不是拐杖，是一根老枣木削成的棍子，比他用了五十年的那条铝制假肢更称手——站在后山的坡顶上。风撩起他灰白的头发，露出左眉骨上那道疤。疤已经淡了，像一道褪色的墨痕，可他自己知道，那道疤往骨头里钻得有多深。

“爷爷，慢点。”十二岁的孙子小川扶着他的胳膊。孩子的手很热，热得有些烫人。赵大山想，自己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手也是这么热的。后来在**的长津湖，那热乎气儿就一点点冻没了，再后来……再后来就只剩下骨头缝里常年不散的寒意。

“不慢。”赵大山甩开孙子的手，单腿发力，把身体往上提了提。假肢的关节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像生锈的门轴。“你爷爷还没老到要人扶。”

小川撇撇嘴，没敢顶嘴。他从小就知道，爷爷最烦别人提“老”字，更烦别人把他当残废。虽然爷爷左腿膝盖以下空荡荡的，裤管用别针仔细别着，虽然家里那张残疾军人证上明明白白写着“一等伤残”，但爷爷就是不许人说。

坡顶到了。

其实算不上什么顶，就是赵家沟后山一块稍微平整些的台地。往西能看见村里新盖的砖房，红瓦在清明细蒙蒙的雨雾里泛着湿光。再往西，就是公路了，卡车鸣着笛跑过去，扬起一阵尘土。可赵大山不往西看。他面朝东方，面朝着那片连绵起伏、颜色由青转黛的群山。

那里是**的方向。

当然，中间隔了千山万水，隔了渤海湾，隔了整个东北平原。但赵大山总觉得，站在这儿，就能闻到那股味儿——硝烟混合着冻土、血腥气糅着炒面焦糊的味儿。那是刻进他骨头里的味儿，五十年了，刮风下雨前关节疼起来的时候，那味儿就特别浓。

“小川，把布包拿来。”

孩子从肩上卸下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赵大山接过来，手指碰到帆布上几个模糊的字迹：“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是红色的，褪成了浅褐，边缘被磨得起毛。他蹲下身——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有些艰难，假肢的膝关节必须弯成一个别扭的角度——把挎包放在地上。

先从包里掏出来的，是一块青石。

石头不大，比拳头略小，表面光滑，颜色是沂蒙山特有的那种青灰，里头渗着淡淡的赭红纹路，像血脉。这是他从自家老屋墙根底下抠出来的。他爹，那个饿死在1942年冬天的老石匠，当年盖房时亲手垒的墙基。石头冰凉，沾着山里的潮气。

他把青石放在台地**，用手按了按，按进松软的春泥里。

然后，是第二块石头。

这块不一样。黢黑，表面布满蜂窝状的孔洞，边缘锋利，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带着一种金属的质感。这不是山石，是熔岩，是钢铁和炸药在极高温度下熔铸又冷却的产物。一块上甘岭的炮弹皮。1953年停战后，他从597.9高地的焦土里亲手扒出来的，揣在怀里带过了鸭绿江，带回了沂蒙山。

黑石被轻轻放在青石旁边。一青一黑，并排躺着，像一双沉默的眼睛。

小川蹲在旁边看：“爷爷，这黑石头真丑。”

“丑？”赵大山笑了，笑声干涩，像风吹过空树洞。“它本来不是石头。是美国佬的炮弹壳子，温度太高，把土都烧化了，凝在一块儿，就成了这模样。”

“炮弹？”孩子眼睛亮了，“打死过敌人吗？”

“打死过。”赵大山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也打死过自己人。”

他不再解释，从挎包最深处，掏出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油布已经发脆，边缘破损，露出里头暗褐色的皮革。他一层层揭开，动作慢得近乎虔诚。最后，一本厚厚的、封面烧焦了一角的牛皮笔记本，暴露在清明的天光下。

笔记本的搭扣坏了，用一根麻绳勉强系着。赵大山解开麻绳，翻开封面。第一页，钢笔字，墨迹有些晕开，但依旧挺拔清秀：

“1950年10月13日，福建厦门高崎。遇见一个叫赵大山的连长。他左眉有疤，骂人很凶，但把最好的掩体让给了机枪组。他说：‘这仗，和打鬼子、打老蒋，都不一样。’”

赵大山的手指抚过那些字。指尖粗糙得像砂纸，刮在纸面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他认得这些字，每一个都认得。虽然他自己写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但这些字，他看了四十年，早已刻在心里。

风忽然大了起来。

山风撞在崖壁上，打着旋儿掠过台地，发出“呜呜”的啸音。那声音钻进赵大山的耳朵，变了调，变成了一种熟悉的、刺耳的——

“滋啦……滋啦……黄河，黄河，我是长江！听到请回答！滋啦……”

是电台的杂音。混杂着爆炸的闷响、人的惨叫、尖锐的破空声。

赵大山猛地闭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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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26日，上甘岭597.9高地，团指挥所。

炮弹像犁地一样把山头来回翻了几遍。原本的草木早就没了，浮土深可没膝，一脚踩下去，滚烫的灰烬扑上来，带着血肉烧焦的甜腥味。掩蔽部顶棚的圆木在巨大冲击下咯咯作响，尘土簌簌落下，落在摊开的地图上，落在赵大山紧握的拳头上。

他握着望远镜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左腿截肢处传来一阵阵幻痛——不，不是幻痛，是真实的疼痛，因为长时间站立，残端承受着假肢重量的压迫，已经磨破了皮，血和脓黏住了衬布。但他感觉不到。他所有的神经，都绷在耳朵里那个嘈杂的电台上。

“团长！597.9一号坑道报告！”通讯兵的声音嘶哑，“美军再次组织冲锋！兵力至少两个排！陈干事说……说他们还能坚持半小时！”

赵大山没说话。他透过观察孔望去，597.9高地的主峰笼罩在浓烟里，火光一闪一闪。他知道一号坑道里有什么：十七个还能扣动扳机的兵，三十四个动不了的伤员，还有……陈怀远。

那个书生。那个总说“我得记下来”的书生。

“团长！”通讯兵的声音带上了哭腔，“陈干事问……问咱们的炮火什么时候能支援！”

“告诉他，”赵大山的声音干裂得像旱地，“再坚持十分钟。十分钟后，炮火覆盖三号区域，切断敌人后续部队。”

命令传下去了。赵大山抓起水壶，仰头灌了一口。水是温的，带着一股铁锈和漂白粉的怪味。他咽下去，胃里一阵抽搐。

等待。每一秒都像一年。

电台又响了。这次是陈怀远自己的声音，透过爆炸的间隙传过来，嘶哑，但异常清晰：

“黄河，黄河，我是597.9！敌人已突破外沿阵地，正向主坑道口运动！我部弹药将尽，伤员无法转移！”

短暂的沉默，只有电流的“滋滋”声。

然后，那个赵大山听了两年、骂了两年、也渐渐习惯了的文绉绉的声音，用一种他从未听过的、近乎咆哮的力度炸响在耳机里：

“坐标597.9，东经xxx，北纬xxx！”

“坑道内尚有战友三十四人！”

“请求——覆盖射击！”

指挥所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参谋、通讯兵、警卫员……所有人都看着赵大山。空气凝固了，浓重的硝烟味里，掺进了汗水和恐惧的味道。

赵大山觉得自己的心脏停跳了。耳朵里嗡嗡作响，盖过了外界的炮火。他看见陈怀远的脸，不是眼前这个在绝境中嘶吼的陈怀远，是两年前那个穿着干净军装、戴着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机关干事。那个对他说“我的笔，不镀金，只蘸血”的年轻人。

“团长……”通讯兵的声音在发抖。

赵大山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像塞满了沙子。

耳机里，陈怀远的声音再次炸开，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惨烈的决绝：

“赵大山！你他娘的开炮啊！”

“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

最后三个字，是吼出来的。吼破了音，像受伤的狼。

赵大山闭上了眼睛。

三秒。也许只有两秒。

再睁开时，他眼里的所有情绪都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冰冷的、坚硬的灰烬。他对着话筒，声音平稳得连他自己都陌生：

“炮兵阵地，坐标597.9，东经xxx，北纬xxx。”

“全火力。”

“覆盖。”

“是！”炮兵参谋红着眼眶，嘶声复述命令。

赵大山摘下耳机，轻轻放在桌上。他转过身，走到观察孔前，背对着所有人。没有人敢说话。只有远处传来闷雷般的炮声——那是我们的炮，呼啸着砸向597.9高地，砸向一号坑道，砸向陈怀远和那五十一个弟兄。

炮火映亮了他半边脸。他一动不动，像一尊石雕。

只有紧握的拳头，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血顺着指缝，一滴，一滴，砸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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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爷爷！”

小川的声音把赵大山从四十年前的炼狱里拽了回来。他猛地睁开眼，大口喘气，额头冷汗涔涔。山风依旧在吹，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哪有什么硝烟？

“您怎么了？”孩子担忧地看着他，“手在抖。”

赵大山低头，看见自己枯瘦的手紧紧攥着，青筋暴起。他慢慢松开，掌心赫然是四个深深的月牙形血印。老了，皮薄了，一使劲就破。

“没事。”他粗声说，抹了把脸，“想起点以前的事儿。”

他重新蹲下，把笔记本翻到靠后的某一页。那一页的边缘烧焦了，纸张发黄变脆，上面的字迹却依然清晰，只是笔画有些凌乱，仿佛写字的人手在抖：

“1952年10月26日，15:47。”

“我名怀远——心怀远方，身即为疆。”

“今日，此身便是疆界。”

“赵大山，下辈子……还当你兵。”

字到这里就断了。下面是一片空白，再往后，就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歪歪扭扭的字体接着写了。

赵大山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从笔记本的夹页里，取出一片薄薄的、暗红色的东西。

那是一小块红领巾。不是完整的，只是一个三角形的小角，颜色也旧了，但依然红得醒目。

“这是……”小川好奇。

“你陈爷爷的。”赵大山说，声音有些哑，“他从国内带过来的，说是一个少先队的孩子送给志愿军叔叔的纪念品。他一直揣在怀里，上甘岭的时候也带着。”他顿了顿，“后来，就只剩下这一角了，和笔记本一起，没烧光。”

他用那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手，小心翼翼地把那片红领巾的残角，压在了并排的青石和黑石中间。鲜红的一角，压在青黑之上，像一簇小小的火苗，又像一滴凝固的血。

风再次掠过山岗。

这一次，赵大山听到的不再是炮火。他听到了一种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声响，从远方的村庄顺着风飘上来。是学校的广播？在放音乐？还是孩子们跑闹的欢笑？

他抬起头。细雨不知何时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斜斜地泼洒下来，照在青石、黑石和那抹暗红上，照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也照在孙子小川胸前——那里，飘扬着一条崭新的、鲜艳的红领巾。

小川顺着爷爷的目光低头，摸了摸自己的红领巾，又看看石头中间那片小小的、褪色的红，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明白。

赵大山看着孙子，看着孩子清澈的眼睛里映出的天空和山峦。许久，他伸出大手，粗糙的掌心按在小川柔软的头发上，揉了揉。

“小川。”

“嗯？”

“爷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赵大山的声音很轻，被风一吹就散，“这条山沟里，连饭都吃不饱。你太爷爷……是饿死的。”

孩子眨眨眼，没说话。这些事，他听奶奶说过，但爷爷从不主动提。

“后来，爷爷去当兵。打鬼子，打老蒋，再后来……去了**。”他的目光又飘向东方，“打了太多仗，见了太多死人。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觉得浑身都疼，不是伤口疼，是心里疼。疼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这个粗粝了一辈子的老军人，很少说这样的话。

“你陈爷爷，就是写这本子的人，他死的时候，比你爸现在年纪还小。他本不用死，他是文化人，可以留在后头。可他非要到最前头去，他说……”赵大山的声音哽了一下，“他说，他的笔，得蘸着血写，才真实。”

小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不自觉地摸了摸那本烧焦的笔记本。

“爷爷以前不懂，觉得他傻。打仗就打仗，记那些有啥用？”赵大山自嘲地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太多的东西，“后来他死了，把这本子留给我，我才慢慢懂了。”

“懂什么？”小川问。

“懂了他说的‘记下来’是什么意思。”赵大山看着孙子，眼神复杂，“人死了，就没了。可要是有人记得他们为什么死，怎么死，为谁死……他们就好像，还没走远。”

他拿起那本厚重的笔记本，掂了掂它的分量。这不是纸的重量，是命的重量。

“这块青石头，是咱沂蒙山的根。这块黑石头，是你陈爷爷，还有好多好多爷爷的兄弟，留在那边的……骨头。”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重，“这本子，就是把根和骨头连起来的路。路这头是咱家，那头是国门。”

小川努力理解着这些话。他看着青石，看着黑石，看着中间那一点红，又看看自己胸前的红领巾，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这些都串了起来。

“那……我该做什么，爷爷？”

赵大山没有直接回答。他撑着枣木棍，有些吃力地站起身。假肢的关节又响了一声。他望向山下，村庄炊烟袅袅，公路车来车往，学校的红旗在风里舒卷。更远处，是苍茫的、无尽的群山。

四十年前，他站在**的雪原上，背对着祖国，面对着钢铁与烈火，吼着“怕也得打”。

四十年后，他站在故乡的山顶，背靠着太平，面对着子孙与未来，却感到一种更深沉、更复杂的重量。

“你呀，”他最后说，声音融进风里，“好好长大。长得壮壮的，好好的。把该念的书念完，把该走的路走正。”

他顿了顿，补上一句，像是说给小川听，又像是说给这青山，这长风，说给那本沉默的笔记，说给所有沉睡在时光那头的人听：

“然后……别忘了今天爷爷带你来看的这两块石头。”

“也别忘了，这石头是怎么来的，这太平日子……又是怎么来的。”

风大了些，吹得人衣袂翻飞。小川用力点头，胸前的红领巾像一团火苗，在青山的背景上跃动。

赵大山不再说话。他弯下腰，最后一次，用指尖轻轻拂过青石光滑的表面，拂过黑石嶙峋的棱角，拂过那片褪色的红。然后，他郑重地、缓慢地，合上了那本牛皮笔记本。

“啪嗒。”

搭扣坏了的笔记本，用那根旧麻绳，重新系紧。

他把笔记本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儿，又像抱着一座山。

“走吧，”他对孙子说，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下山。回家。”

爷孙俩转过身，沿着来路，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去。赵大山的背影，在清明雨后澄澈的天光里，显得有些佝偻，但又异常坚实。那根枣木棍，一下，一下，敲在故乡的土地上，发出沉闷而悠长的回响。

在他们身后，山顶的台地上，一青一黑两块石头，依旧并排躺在泥土里。中间，那角暗红的少先队巾，被风吹得微微颤动。

仿佛有无数声音，从石头里，从风里，从漫长的时光深处，轻轻应和着那远去的脚步声。

而更远处，东方，群山之外，1990年的太阳，正缓缓升起。

（序章完。故事，从1950年10月13日，福建厦门高崎，一个笔记本的第一页，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