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我找了一些十三行的资料,虽然不全,但是也可以说明当时广东十三行的富有了,光是十三行"潘、卢、伍、叶"四大家的财产就在一万万两白银以上,也就是3100吨以上!

伍崇曜（1810-1863），十三行怡和行行主

伍国莹、伍秉钧、伍秉鉴、伍受昌和伍崇曜是１８世纪、１９世纪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伍氏家族怡和行长期在十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伍氏一门，特别是伍秉鉴、伍崇曜便成为广东官商外贸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

伍国莹，字明石，号秀亭，生于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其先祖在宋为官，宋金战争时南渡至福建，后在武夷山种茶为业，迁晋江安海，故伍国莹常自称“安海伍氏”。康熙初年，十世祖伍朝凤迁粤，遂落籍南海县。

.伍秉鉴：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鸦片迅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1843年清政府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排在他前面的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绅、太监刘瑾;排在他后面是宋子文.什么乾隆\康熙这些皇帝都排不上号,就可以想见他们的富有了.

怡和行商和公行总商——伍元华、伍崇曜、伍秉鉴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在对外贸易上只开放广州一口，而且实行洋行制度(亦称公行制度)，规定外国人来中国进行贸易或外事交涉概由广州十三洋行行商经管，即由行商充当介人来沟通中外政府的关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的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由于这个政策措施的执行，使行商具有对外交往的重大权力和方便，他们凭借这种特有的地位，垄断对外贸易，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和地方官吏，进行走私舞弊，**，贩卖鸦片，私运白银，从而发财致富，成为一种兼具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特殊商人。

行商的共同组织称为公行，其首领称总商，一般由最富有的行商充任。鸦片战争前几十年广州十三行行商以潘(同文——同孚行)、卢(广利行)、伍(怡和行)、叶(义成行)等三、四家为著名①。在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伍家的势力日愈膨胀，跃居总商之前，他们是十三行商的总代表，在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和战争期间，伍秉鉴、伍崇曜父子是中英交涉的主要中介者，也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重要人物。

伍秉鉴(1769-1843)，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先世由福建晋江安海镇迁居广东南海。伍家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已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向英商出售生丝和茶叶，兼经售外货。乾隆四十九年(1784)，其父伍国莹受粤海关监督的委任，承充行商，设立怡和洋行。伍秉鉴于嘉庆六年(1801年)继其兄伍秉钧承充行商，两年后一跃而为总商。嘉庆十二年(1807年)成为广州第二大行商，十八年(1813年)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此后数十年，他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道光六年(1826年)他将怡和行行务处交其第四子伍元华掌管，自己退居幕后，但仍掌握怡和行和公行的实权。

伍元华(1800—1833)，字良仪，号春岚，以受昌为商名，他接任怡和行商和十三行公行总商七年，虽为时不长，却是个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人物。他与英商勾结，包庇鸦片贸易，纵容走私，同外商关系密切，是伍秉鉴的得力助手。

伍崇曜(1810-1863)，原名元薇，字紫垣，以绍荣为商名，一般都习称他为伍绍荣。他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接替其兄伍元华为怡和行商和公行总商，也是公行制度取消前的最后一位总商。

鸦片战争前几年，随着行务的发展和鸦片贸易额的激增，伍家的资财也逐步上升，成为广州诸行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道光十四年(1834年)，恰和行的财富总额达二千六百万两以上②。作为封建特权商人，又利用清朝实行的捐纳制度，伍秉鉴捐赀买得三品顶戴，成为亦官亦商，半官半商，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的名符其实的官商。

伍秉鉴父子三人，都是工于心计、多财善贾的大行商，伍家累世勾结官府，串通外商，贩卖鸦片，私运白银，垄断外贸。他们一方面与外商保持密切的关系，狼狈为奸，互为利用；另一方面，又通过贿赂、捐输和报效，同清政府和广东各方面官吏进行紧密的勾结。在鸦片贸易方面，伍家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相互勾结，其间与大鸦片商查顿——马地臣行(他们的中文行名就是采用伍怡和行的老字号，称为“怡和洋行”)的勾结尤为紧密。美国早期侵华的主角——在华最大的鸦片商旗昌洋行，也是同伍家勾结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他们凭借中外交涉中介人的有利条件，上下其手。自1834年英国驻华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起的英国历任商务监督，都必须与他们打交道，因而他们也就利用这种机会同外国侵略者的外交代表、军政官员直接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由于上述的情况，伍秉鉴父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那部分人的代表，在与外国鸦片贩子打交道时必然是弛禁派即投降派的代表.

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到19世纪中期，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伍家的怡和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伍秉鉴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十三行中的"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每家的财富都不少于2000万两白银,早在乾隆年间，潘振承就在广州河南乌龙岗之西的一片河洲地开村立祠，建造极其豪华的潘氏家园“能敬堂”。该园占地宽广，不惜千金建造漱珠桥、环珠桥和跃龙桥以利宾客与行人交通。园中极尽亭台水榭、奇花异卉、宝木珍禽之胜，虽苏州园林亦不敢专美于前；计购置的田产仅用以祭祀祖先者则达数十顷之多，留给子孙的白银亦达2000万两。据一位在华商人发回巴黎《法国杂志》的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值3万法郎，一家财产尚富于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自潘正炜当家之后，财产总数累增至1亿法郎，广及华北各地财产尚未计在其中。

其中潘仕成花巨资兴建的海山仙馆为中心的，邀请各地著名的文人骚客来此诗文倡和，使这座园林成为广州地区文人汇萃，学人神往的地方。海山仙馆座落于广州城西的荔枝湾，滨临珠江，风景旖旎，历来是富家大族及士大夫宦成而归后，“处治广囿、营别墅，以为休息游宴之所”。 园林以“海上神山，仙人旧馆”一联而得名，既有“蓬岛仙山”之誉，还有“务尽华夷所有”之赞，广罗中外各地精品，房子中有涂着日本油漆的名贵木料做的家具、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大理石铺的地面等， 是一座中西交融的私家园林。俞洵庆称赞道：“潘园之胜，为有真水真山，不待以有楼阁华整、花木繁缛称也。”

严格的说十三行四大家都是富可敌国,如果不是因为<<南京条约>>使他们失去了垄断的特权,他们的财富远比清朝皇室更多,当然清朝皇室并不政治到他们有这样多的钱.

十三行的来源和结果

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另一种为名义上虽称“十三”，其实并无定数，旧有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在以后的日子里，洋行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广州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个人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在此只指出这两种见解，至于孰是孰非各位自己辨认。

十三行真正走上世界贸易舞台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经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十三行的大部分生意是与另一垄断者做的，即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是大英帝国的全权贸易代表.

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这个条约最终为十三行的特权画上了句号。这正是英国人在一个世纪前的愿望。广州不再是唯一开放的口岸，行商已也无法管理对外贸易。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他们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丰六年（1856），失去特权的十三行迅速走向衰败,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另一说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