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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把林彤送回家，我就急急忙忙地往千家街赶。进门时，几近黄昏。

果然，冯长官已经回来过了，而且还给我留了口信儿：他今晚在汉口设宴款待苏联援华总顾问团一行及已先期到达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人员，地点选在大智门附近的德明饭店。

大智门？我一脸的茫然。毕胜倒是幸灾乐祸，笑嘻嘻地趁火打劫：“徐长官，地方我倒是清楚，只是你们哥儿俩这么得老总喜欢，把咱弟兄都给晾在一边了。要不，我送您过去，回头您高升了，赏小的们在璇宫吃一顿就成。”

“悬宫是哪儿？”我接着迷惑。特务连连长大概也看出来，再解释下去，估计得把整个汉口都绕进来，只得悻悻地领着我下楼，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码头。

这个贪吃的家伙一定想不到，没用上几天，他的饕餮之梦居然就告实现。

我独自一人从粤汉码头登岸。对无利不起早的毕胜来说，送我到渡船码头已属仁至义尽。

冯长官的座车早已等在码头的大门外——体恤下属至此，令我不免感激涕零。

赶到德明饭店，宴会刚刚开场。冯长官在主桌上看到我，远远伸手招呼了一下，示意我就近找个桌子坐下。

主桌上，一个猪头猪脑、却目光坚毅的老毛子正端着酒杯慷慨陈词……

“那是只啥鸟儿？”我漫不经心地问坐在旁边的一位年轻上尉。

“苏联总顾问团高级军事顾问，朱可夫。坐在他右边的叫崔可夫……我也好一阵儿才分清他们俩可夫。”对方一边回答，一边孩子气地冲我挤了挤眼睛。

“哦……”我很世故地点点头。管他啥可夫，反正没听过。“请教兄弟贵姓？”

“**空军的，免贵，吕天龙。”

我差点儿把高脚杯的细腿掰断：“在台儿庄上空独歼敌机，令我三军振奋、倭寇胆寒的，就是你了？”

“嘿嘿，”**空军第三大队第七中队中队长咧嘴一笑，不以为然，“别提了别提了，是干下来一架，不过回来差点儿受了处分，连升职都拖后了。”

“哦，凭啥？！”

“其实也有些怪我，本来是给轰炸机编队护航的，谁知道，我一见小鬼子侦察机放单就手痒……嘿嘿嘿。”

真看不出，这个脸上稚气未脱的家伙，一上天居然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猎隼。

“……乌拉！乌拉！”那个可夫终于讲完了，随行的人开始热情鼓掌。冯长官等到翻译译完全文，也带头起立，与对方握手、熊抱，继而叮叮当当地碰杯。

“最近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鬼子有动作没？”我一边附和地与同桌轮着撞杯，一边拧过脸问吕天龙。

这家伙刚把一口红酒吞下去，正咂着嘴嘀咕：“丢，还不如我们那里的酒好喝。”听我这么问，顿时瞪大了眼睛：“老兄，不看报的吗？！好几家报馆都加印了号外，两天前我们才和鬼子在汉口外围交过手，干掉十来架，连委员长都上山观战了。”

“哦当然当然……我指的是那之后、之后。”我脸皮发烫地自圆其说。我的确基本不看报，无论大事小情，多由徐泊转述。这样做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能略去那些“长官身先士卒、将士神勇用命、敌正节节败退……”之类闭着眼睛振奋民心的屁话；二是徐泊通常会在末了添上一段点评，当然忘情时也不免离题**。

“战争来得如此之快！”我一边思忖，一边也忧心忡忡地一饮而尽。老实说，我挺羡慕空军，倒不是他们一老高高在上、受万民仰视，而是基于另一种理由——同样是杀人，他们完全不必看清对方的面孔，而我们则无奈许多，经常得面对一张张中弹后或难以置信、或痛苦不堪的表情。”

酒的确不咋地，不甜不辣，只觉得股子酸。

“今天，我谨代表国民政府，代表军事委员会，更代表四万万中国人，当然也代表蒋先生，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苏联同志！”冯长官一开口，全场目光便立刻聚焦在他身上，“你们的到来，无疑是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了这样一种信号：中国，以及她饱受战争摧残的人民，在与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生死相搏的时候，并不是孤军奋战。贵国对吾国、吾民、吾党、吾军雪中送炭的援助，必将极大鼓舞我之士气，并为我国抗战之最终胜利奠定坚实之基础！另外……”冯长官转向身边的翻译，面带微笑：“请转告苏联同志，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起，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不设副委员长一职，我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副委员长。苏联的同行如果愿意，称我冯玉祥中国老兵，或是直呼吾名俱可！”

听翻译译完，一个可夫哈哈大笑，他一面站起身再次与冯玉祥热烈拥抱，一面竖起右手大拇指，迎着全场的目光大声提议：“中国，乌拉！”

“中国，乌拉！”“乌拉！”……

我不懂俄语，但我听得出那其中并不字正腔圆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