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滴滴答答

１９３９年10月的一天，天气晴和。

在上海市重庆中路的一个小店铺门前，响起了一阵“辟里叭喇”的爆竹声，人们把一块写着“万兴五金店”的招牌挂上了门楣。爆竹声引来了众多的路人驻足观望，左邻右舍也前来道贺。

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身材颀长、穿白竹布长衫、面容清瘦的年轻人笑容满面对前来贺喜的客人抱拳相揖，表示欢迎。

　 “贺喜开张大吉，钱财广进！”“万兴，万兴，万年兴旺，好名字！好名字！”“刘老板年轻有为，前程不可限量！”贺喜的人你一句我一句。

“多谢诸位吉言相赠，日后还要仰仗诸位关照，请进店内喝茶！”被称作刘老板的年轻人谦恭有加，连连称谢。

　 一位约４０岁上下的中年人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离开了。

　其实，这位年轻的刘老板可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他是我党一名肩负特殊使命的地下工作者。别看他年轻，却是一位经过了**苏区五次反“围剿”血与火的磨炼，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他的真实姓名叫余鹤。那个离去的中年人则是地下党组织派来与他联系的朵云轩的李老板。

　 余鹤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出生于江西永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１９２９年，当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湘赣边界熊熊燃烧的时候，１５岁的余鹤参加了革命。１９３０年他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经过长征的余鹤担任了红军西路总队干部政委。

　１９３８年３月，余鹤接到上级命令：速到总部报到，另行安排工作。原来组织上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同志到苏联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余鹤就是这批同志中的一个。当月下旬，余鹤抵达莫斯科，开始学习无线电通讯专业。

　 １９３９年４月，余鹤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回国，经迪化、兰州、西安辗转回到延安。

　几天后，余鹤被通知到了**敌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敌工委一位领导同志对他说：“余鹤同志，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交给你一个重要的特殊任务。”

“什么任务？”余鹤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派你到上海，去组建新的秘密无线电台。”

“到上海去？”余鹤乍然一听，不由一怔。他曾设想过到机关，或到部队，或上前线去工作，却未想过要到敌区去搞地下工作。他自从参加革命，就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和人民，把个人安危、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他从未从事过地下工作，能不能完成好这个重要任务，心中实在没有底。但组织的决定他是坚决服从的，于是，坚定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领导同志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组织上是完全信任你的。在上海你不是孤军作战，随时都会有同志帮助你。一些具体问题，敌工委的同志会给你详细交待的。”

　就这样，余鹤和助手钱君肩负着特殊的战斗任务，离开延安，几经周折于１９３９年9月中旬抵达上海。

　 助手钱君 是一位刚满２１岁的年轻姑娘，身材苗条，面容清秀端庄。她是河北保定师范毕业生，思想进步，具有正义感。抗战爆发后，她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救亡的志向，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１９３８年冬加入了中国**。组织上这次派她作为余鹤的助手，一同去上海组建秘密电台。为了便于掩护，她对外的身份是余鹤新婚不久的妻子。

　余鹤、钱君到上海后，很快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装扮成来上海做生意的，用组织上给的５０００元法币，开了“万兴五金店”。

　此后，余鹤白天为开店而忙碌，进货、卖货，所赚得的钱，交给组织作活动经费。

夜间他常接到朵云轩李老板送来的情报后，每逢夜深人静时，拿出发报机，和钱君一起“滴滴答答”开始发报。经他俩的手，一份份重要情报发向**和**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