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国耻日之校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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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的学业中，不知不觉，1937年5月7日这天来到了。这是“五七国耻日”——南开大学必须隆重纪念的日子。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侮丧主权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此后，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但是，当时所有大学都将日本提出的最后通牒日期5月7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和“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一样，1937年5月7日凌晨，张伯苓校长再次悲愤地敲响了校园内思源堂的大警钟，“五七国耻日”纪念活动正式开始。

大清晨，校警们肃立于学校大操场四周，同时，学校还请来一队租界的巡捕友人站在学校门口。师生们齐聚于大操场上。一些社会上的爱国民众，也早早站立在在南开大学校园的操场上。学校喇叭里，低沉而反复地播放着悲怆激昂的《满江红》、《苏武牧羊》等歌曲。天空低矮，晨寒料峭，空气中湿气浓重。

未语先泪。主持台上，身着黑帽、肃衣的张伯苓先生，表情肃然，哽咽而语：“……又是国耻日呐，去年秋季开学不久，我们举行了‘九一八国耻日’纪念活动，转眼，又是‘五七国耻日’……为什么我们的国耻会如此之多，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衰微而内讧……兄弟姐妹们，中华子孙们，如果我们不能奋发图强，团结起来，舍身救国，那么，我们的国耻将会更多！惜当年……”

台上，张伯苓先生还在泪语澎湃，台下，谢耀宗们已热血沸腾，双泪盈眶，低泣声一片。

张校长讲完后，校务主任又上台演讲，悲凉地讲述这“五七国耻日”的由来，悲愤填膺地讲述这侮丧主权的二十一条的内容……忽然，校门外一阵喧嚣，守卫们还来不及反应，一阵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突然冲了进来，叫嚣着抓捕抗日分子……校园内顿时乱成一团！

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学校领导赶紧让学生们立即回到各自的教室去！整个“五七”纪念活动就这样被日寇冲散了。

这次，日寇的野蛮与猖狂明显升级了。尽管有租界友好巡警尽力相助，学校的领导层没有被抓走，但日寇竟然开枪打伤了两名学校保卫队员，好些学生和保安也被日寇刺伤或打伤……

事情还没完，5月7日这一整天，南开大学校园内，日寇和便衣队四处横冲直闯，恣意打人撒野，破坏学校设施……直到下午，在更多闻声赶来的租界友好巡捕的干预下，加上随后闻讯赶来的记者、爱国警察也纷纷声援，校园内的日寇和便衣队的野蛮行为才有所收敛，傍晚时分才陆续离开。

而校园外，一大队日寇在军车的簇拥下，车头上架着机枪，把南开大学、南开附中、南开女中等围了整整一天，不时还威胁性地扫射几匣子弹。直到第二天，围在南开大学校园外的日寇还没有完全散去……

一个多学期以来，面对日寇的猖狂行径，谢耀宗和大一的同学们早已由原来的害怕、惶恐，转化为现在的愤慨、焦虑。当天夜晚，谢耀宗头枕双臂彻夜难眠，同寝室的同学也没人安然入睡。静夜里，不时转来他们辗转反侧的细碎声响……

谢耀宗的脑海中，不时浮现张仁实的面孔和他的信文内容，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张仁实的地址，他真想第二天就去找他，投军救国。同时，张仁实叮嘱他必须完成学业的信文，也不时在他头脑中回放：“吾弟少小聪颖，生性活跃，家境殷实，必须恒恒进取，完成学业，以更广视野回报苍生，以更高境界报效家国……”不时，他又想起在广东黄埔军校的大哥，还有思子心切、以泪洗面的母亲，以及老家所有长辈、亲人……

第二天，南开大学没有正常开课。南开附中和女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张伯苓校长和所有校领导成员都没有出现，班主任以及许多任课老师也不见了。但是，同学们谁也没有离开学校，都规规矩矩地走进教室，看书自习。他们满布血丝的眼睛都显得忧郁而宁静。

第三天下午，班主任程适镜先生走进教室，声音低沉而缓慢地透露了一系列信息——与此同时，其他各班的班主任也向各班透露了同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尽管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却是同学们早已预料过的，只是时间上来得有些早：

日寇之所以越来越猖獗，根据校领导层从各方各界得到的情报，日寇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在华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北平、天津将成为日寇全面进犯的主要城市。因此，张伯苓校长已与民国政府高层沟通已定：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将迁往湖南长沙，计划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联合大学。为了不引起日伪军的注意，南方的同学明天就可以离校回家，离校时，行李、书籍、日用品等都必须全部带走；北方同学在本学期结束后的暑假期间，陆续向长沙方向转移、集结；近期内，学校贵重的仪器设备、资料图书等，也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学校已联系好一艘大客轮。根据各人志愿，师生们在带走行李的同时，可将学校已编号的小件贵重物品，随身夹带到客轮上……

于是，谢耀宗等南方学生，立即踊跃表示，尽可能地为学校多带走一些物品。许多北方学生也纷纷表示，愿意为学校物品的转移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