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父亲的云板

哭父亲的云板

醴陵是父亲的故乡，却是我的第二故乡，为了回到故乡，父亲费尽移山心力，从遥远的西双版纳，把全家都迁了回来，而他自己，却在迁回来后的第四年，撒手人寰，留下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故乡，空荡荡地伫立在渌江边，年年岁岁。

父亲在儿女们面前话语极少，而且也从不做家务事。但是，父亲一些无言的行动，几句简短的话，一个眼神，生生世世都让做儿女的受用不尽。虽然我和父亲从未推心置腹地谈过话，但在我心里，父亲就是父亲，根本没有那些所谓的“代沟。”

依稀记得，是在我八那年，父亲才以父亲的形象进入我的脑海。

有一天吃晚饭，也不记得母亲是弄了什么也吃的，破天荒地要我到球场上去喊父亲回来吃饭，我装了饭夹了菜去。但球赛没结束，父亲就走不了，我就站在球场边上，边吃饭边看球赛。后来，球赛没完，我的饭却完了，但我又舍不得球赛，肚子又没饱，看见碗边上有一些油，碗底有些汤水，便伸出舌头去舔，感觉蛮有味道，就把碗边碗底舔了个遍，完事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开始舔第二遍，刚伸出舌头，就觉得有人在我脸上猛地扇了一耳光。因为太专心，就没看见到底是谁打了我，等眼前的金星消失了，再环顾四周，却发现人人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球，球场上的人也都在跑来跑去，喊叫喧天。找不到发泄的对象，我就哭不起来，于是，我没再等父亲，而是装做没事的样子回家去。

不久，父亲回来了，也没再讲什么，洗了脸就吃饭，我也没跟他讲这事。因为，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了好多遍，这一巴掌，绝对是父亲打的。今天，父亲已做古多年，死无对证，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巴掌，让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细节。

虽然父亲不象母亲那样，对几个子女的日常小事喜欢唠唠叨叨，对家务事更是不闻不问，似乎是个不称职的父亲，许多该他做的家务事，他也总是指派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去做，但是，有一件事情，却让父亲在我的情感世界里高大起来，也让我感动到如今。

十二岁那年的一天，我发现左眼的前面有一块白色的斑点挡住了视线，用手去揉，总也揉不掉。三天之后我才跟母亲说，母亲不知事情的危急，要我到分场卫生所去看，卫生员看不出问题，就要我去农场医院。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就要我自己去，因为，父亲正在农场医院“蹲点。”

到农场医院找到父亲时已是中午。农场医院的医生看了，无奈地对父亲说；“这是急性虹膜炎，除此马上到昆明医学院去，否则，这只眼睛怕是保不住了。”父亲听了，急得脸色一变，不管三七二十一，手里的事情说放就放，还要院长紧急派出一辆车去，把我父子俩送回分场，收拾换洗衣服。

回到家里，一见到母亲，父亲就破口大骂，骂母亲不知轻重，目光短浅，不该她没有重视我的眼睛，没有亲自带我去医院，有什么事比儿子的眼睛更重要的。母亲忍受着父亲的谩骂，一边急匆匆地为我收拾衣物。

父亲一只手提着袋子，一只手就牵了我的手，急急地朝等候的汽车走去。在父亲牵起我的手的一刹那，觉得平常很冷漠的父亲，手里有一股洋洋的暖意流到我心里。我得意地回头望了一眼母亲，也发现站在门口的母亲，正挥起一只手揩眼睛。

当天下午，连中饭都没有吃的父亲，在农场车队找了辆到昆明拉货的汽车，急急忙忙朝昆明奔去。

路上，我嫌药剂太苦，根本不想喝，而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哄我，一改平常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神，充满关爱地望着我，只要我肯喝药，他就会为我买几粒水果糖。要在平时，这种事情，简直不敢奢望。我曾经想，如果我的眼睛总不好，父亲就会一直这么对我，那该多好啊。

一到昆明，父亲把我安顿好后，顾不得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就马不停蹄地去找熟人，走后门求医生，尽快给我看眼病。

治疗期间，我真正享受到了父爱。有一天，我说我想吃猪脚，父亲二话没说，跑遍了大半个昆明，买来了五只红烧猪脚，我啃了三只，就再也吃不下去，父亲看我实在不行了，才把另外两只吃掉。

那天，我真的很满足。

我不但饱吃了一顿红烧猪脚，父亲还带我去了圆通山动物园。回家之后，弟妹们一听我的叙述，羡慕得不得了。一个弟弟也想寻找点父爱，用我的眼药水涂眼睛，结果，被痛打一顿。

祖母有三个儿子，且都在云南，三个女儿也已出嫁，一个人住在遥远的醴陵乡下，本来要评“五保”的，但她有儿有女，就没评上。极不放心的父亲，就在七六年夏天，把祖母接到了西双片纳。

那时，我不知祖母为何物，更不知她在家庭中的地位。祖母坐下不久，我们几兄弟便剖木瓜吃，剖好之后，母亲说送一块给婆婆。我便拿了一片木瓜，来到祖母面前，把木瓜朝她一伸，嘴里就“二”了一声，意思是示意祖母吃木瓜。

在旁的父亲见状，眼露威严，凛然一声；“你哇啥哩呀？二一声就是，这是你婆婆，我的娘，冒得她就冒得我，冒得我那里来你呀？要喊‘婆婆，请你呷木瓜’我以后要听得你几只鬼崽子就是二一声，就都跟我收紧些皮。”

父亲虽然对儿女们的日常小事从不过问，但在这种关乎一个人品质的是非面前，那是从不含糊的。而每当我从父亲眼里，看到这种威严的时候，这种感觉，总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生死难忘。

后来，祖母不服西双版纳的水土，不久，父亲便把她送回了醴陵。

父亲和祖母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她母子分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而那时的我，也根本不知离别的痛。

父亲是祖母的长子，为辛苦了一生的母亲能安度晚年，当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初来支边的时候，父亲就知道，这里有他的事业。

自古忠孝难两全，父亲拿不定主意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竟然发现，父亲的两根手指，熏成了两根焦黄的腊肠一般。

最后，性情至孝的父亲，还是选择了尽孝。遂费尽移山心力，把全家迁回了醴陵。直到全家人踏上北上的火车，父亲两鬓的白发，才停止了些霜染的速度。那年才十五岁多一点的我，在湘潭车站下车后，曾偷眼看了一下父亲的两鬓，以为父亲真的老了。其实，那年的父亲还不到四十岁。

调令上只安排了父亲一个人的工作，户口没有着落，口粮就还在一张纸上。但老屋里一下子增加了七张嘴，就是啃树皮也得有树呀。母亲已不谙农事，父亲更不忍心把我们放在农村。三个人的工作问题三个人的读书问题，就象一副重担的两头，山一般地压在父亲肩上。

那段时间，我发现父亲几乎没有开口说话，而劣质香烟，却熏得父亲眼窝深陷。

这年冬，父亲为我在**品厂找了份临时工，每天八个小时工作，要在厂里吃顿饭。口粮没有着落，而我的饭量又大得惊人。

一个月后，食堂要我交粮票，否则停餐。我去问父亲。父亲拿出一叠粮票和一叠粮食兑换券，对我说；“粮票少了，拿些兑换券去，如果不要兑换券，我再想办法。”因为当时有些食堂是拒收兑换券的。我接过粮票和兑换券，抬眼望了一眼父亲，却猛然从父亲眼里，看到一丝隐藏不住的无奈和苍凉。

我觉得，我似乎应该长大了。

以后在食堂，我再也不敢放心吃饭了，下班以后就早早回家，肚子饿了，就把床下那袋干蕃薯丝拖出来，抓一把放在桌上慢慢嚼。

有一天，有人送了两瓶罐头给祖母，父亲要了一瓶，对祖母说；“姆妈，勇伢仔每日嚼蕃薯丝，我想把一瓶把他呷。”

站在门口，无意间听到这话的我，竟转身朝外走。

我怕吃这瓶罐头啊。

七八年冬天，我被招工，分到乡下肉食站当屠夫。参加工作的我，以为从此翅膀硬了，不再需要父亲的庇护，所以极少回家，节假日也是主动留守。

一年当中，我和父亲难得见上一面。

八一年夏天，我因事进城，就回了一趟家，在家门口碰上父亲。那时的父亲已不在农机局当事务长，而是被派到船湾公社大界大队搞“三分之一，”我们父子见面的机会就更少。

见我回来，准备上车的父亲又折回家门，心情相当沉重地问我；“乃古，你只读五年半书，难道就杀一辈子猪，不想趁现在年轻学点别的什么？”

“不！我以后相当诗人。”我脱口而出。因为，在这之前，我就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本《唐诗三百首》，没事时就挟册**。

“好！”父亲喝声彩，一改沉重的心情，朗声道；“我相信你，李家出个诗人也不错。”再也没有多余的话，父亲出门，爬上等在门口的货车，扬长而去，走得那样轻松，没有一丝牵挂。

父亲的喝彩，在当时其实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站在门口，看着父亲爬上车，没等他的背影消失，就转身进了屋。

这天，单位要我到大障煤矿拉煤，我顺路回了趟家。家里却没人，邻居紧张地告诉我；“你爹让蛇咬了，在医院抢救。”

我正要去医院时，弟弟回来了，问过之后，弟说爹好了。我听了，竟放下心来，加上班车不等人，就径直去了车站。

那晚，煤矿坪里放电影，忽然，电影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要我立即到肉食站去，有人找我。

来到肉食站，门口早停了辆吉普车，来人匆匆把我拉上车。说你父亲病重，特来接你赶快回去。

我有些不以为然，下午就好了，肯定有别的事。

半夜时分，吉普车把我拉到当时四周还一片荒凉的农机局内。刚下车，就听到一房内有哭声传来，不知是谁告诉我说；“你爹死了！”

我根本不敢相信，父亲这么坚强的人会死。

后来，听人说，那天下午，因为派了车出去拖治虫用的石灰，到了晚上都没有回，作为工作驵组长的父亲极不放心，就摸黑到司机家去了解情况。只穿凉鞋的脚后跟，让趴在田埂上歇凉的一条银环蛇咬了一口。父亲因为心里想着那车石灰，脚下生风，并不觉得被毒蛇咬了，以为只是让蚊子叮了一口。等到半夜，蛇毒发作时，已口不能言，眼不能睁，送到医院一检查，才发觉是蛇毒攻心，回天无力了。

下午，经过救治的父亲曾经醒来，知道了自己的境况，他还是相当乐观地要医生下药。但银环蛇的神经毒素，已遍布父亲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药吃下去吐出来，吐出来又吃下去，又吐出来，又被父亲吃下去……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的父亲，不想这么早就离开人世。

弟告诉我说爹好了的时候，只不过是俗话说的“回光返照”罢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和各种各样的毒蛇打了十多年交道的父亲，最终会在毒蛇的利牙下命丧黄泉。

但是，躺在我面前，盖在白布单下，浑身已冰凉冰凉的父亲，又确实再也不能坐起来，那曾经充满威严和慈爱的双眼，就这么永远地闭上了。

这是宿命吗？父亲！

一心尽孝，想要为母亲送终的父亲，终于没能尽到他的孝心，却让祖母看着我端着他的遗像，坐在他儿子的身旁，在一路红尘的伴随下，去了株洲火葬场。

父亲也终于没有看到我成为诗人。我只在他身边，掖了一首刚写不久，谁也看不懂的狗屁诗。

父亲的肉体虽然灭了，但是，“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趴在桌上写此文时，窗外已是雪花飘飞的寒冬，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十二个年头也快到了，乡下老家那栋早已不在的老屋后面岭上，想必也已长满了思念的雪花，化作骨灰的父亲，躺在老屋后的短松冈下，该是可以笑语喧喧地奔走于列祖列宗之间了，因为，他的儿子，经过近二十年的奋斗，成了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山花几度烂漫，山树几度枯黄，苦于稻梁之谋的我，虽然没有年年去为父亲的坟头添土，但坟头上那年年清明雨，岁岁中秋月，却常常入我的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