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杨光明

盲人杨光明

2003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一位同事突然对我说；你晓得么？南门算八字的杨光明被公安局抓了。我听了一惊，忙问；为什么？同事继续道；听说是他替人算八字怕算不准，就用慢性毒药下在符水里给人喝，弄出人命了。过几天就要开公审大会枪毙他了。

哈哈……我听了大笑起来。不可能。我说；我认识杨光明二十多年了，从他开始闯荡江湖那年起，我就认识他，并且还成了朋友，他的品德为人我都清清楚楚。那时我在马恋、嘉树等乡当杀猪匠，他赶场算八字，我赶场卖肉，而且都在同一户人家落脚，中午常同桌吃饭。要不要我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呢，保证他好好的在家里。

那到不要了，你这么了解他，给我说说吧。一个以算八字为生的盲人，竟然也有人诽谤中伤，肯定有非同凡响之处。

那到也是，给我泡杯茶，我慢慢跟你说。

好的。同事说着，真的给我泡了杯茶。

啜了一口茶，我慢慢地叙述开去；

1958年6月18日，在马恋乡南屏村的一户姓杨的人家，女主人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为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家里，带来了喜庆的气氛。

这个小男孩的爷爷，是一位革命烈士，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牺牲，父亲也是46年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员，此时在大障煤矿工作，任井下支部**和工区长，而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

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重男轻女的思想并没有在国人的脑袋里消除，这个小男孩，被家里所有人当成了宝贝，父亲给起名叫大端。

但是，天总是有不测风云的，人同样也有旦夕祸福，三年后的1960年，这个小男孩杨大端，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的模样，小儿疳积就夺去了他一双明亮的眼睛。

五年过去，黑暗中，大端渐渐长大，虽然开始懂事，但在他的记忆里和脑海中，这个世界没有色彩，只有一种永恒的颜色，他认为，这个世界或许就是这样的吧。他也没有惊慌，没有悲伤，仍一如既往地生活着，母亲和两个姐姐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但这也养成了他倔犟，顽皮的性子。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色彩，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人。

在他八岁的这年，他母亲去世了，父亲又不在家，也不可能撇下工作来管他，两个姐姐也都要读书。

也就在这一年，**开始了。父亲在单位被批斗，两个姐姐也出去搞串连，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黑暗中，他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洗衣、做饭、炒菜。生的、熟的、烧的、糊的、溲的、咸的、淡的、热的、冷的，好吃的、不好吃的、只要能吃，他都吃了。

**中，那些眼睛好的孩子，尚且没有书读，更不要说他一个盲孩子了。好得他自己全然不把自己当盲人看。一样和附近的孩子一起玩耍，就连打架、斗殴他也都有份。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

乡村生活，平淡而宁静，要不是因为和同村一个比他大的孩子打一架，他的生活道路，或许就会这样定格了。

那是１９７２年的上半年，已经十四岁的他，和一个比他大的孩子打了一架，那孩子没打得赢，就跑到家里去告状，谁知那孩子的母亲对他说；“你一个瞎子，还这么强，你以后会要吃五保，到时我们不中（养）你，看你怎么过？”这番话，让他深感到震惊。震惊之余，他的生活道路也从此改变。

他说；“我就偏不吃五保，我学算八字去。”

说到做到，他到场上卖了一头猪崽，一心一意地喂养起来。每天煮潲、出去找猪草，听着猪在栏里吃潲的呱叽声，他仿佛看见这头猪在一天天地长大、长肥。

不到秋天，这头猪长到了一百八十斤。把这头猪卖了，他接来了教他算八字的启蒙师傅杨秋龙。

在这行里有个规矩，也和学别的手艺不同，把师傅接来，在你家里吃住三个月，教完了，你得跟另外一个师傅出去闯荡江湖，这就叫闯荡江湖师傅。

73年春节过完的正月18日，他和他的闯荡江湖师陈长青，正式出门闯荡江湖去了。因为他家属于“四属户”，父亲又在挨批斗，没有钱去买工分，生产队就不发谷。他一个盲人，能做什么挣工分呢，他干不了任何体力活。

跟着师傅，他跑遍了醴陵的每一寸土地，吃了无数的苦头，并且因为顽皮，还挨过师傅的打。但是，师傅从心底里对他还是好得不得了。上车让他先上，过不好过的桥，师傅背他。让他这个当徒弟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师徒俩的情谊，就这样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延伸着，一直延伸到陈长青去世的那一天。那一天，他哭得晕天黑地，比死了自己的亲爹还要伤感百倍。

风霜雨雪，道路曲折，挡不住人求生的脚步，辛苦并没什么，最痛苦的莫过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了。在打倒一切的“**”时期，看相算八字的行为，都是属于封资修一类的东西，那是一律禁止的。那时要给人算八字，都是走乡串户，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师徒二人又都是盲人，其艰辛可想而知。

两人走村串户，随遇而安。吃得最多的，是两种副食品，猫耳子和法饼。有时替人算几张八字兑饭吃。大家都没有吃的，能有东西充饥，就已经相当不错了。那时在乡村，算一张八字一角钱，在郊区算一张一角五分钱，在城市里算一张两角钱。而当时，要算一张八字，也不是像现在一样可以公开进行。找他们算八八字的人，少之又少。国家的命运尚且未卜，更何况个人呢。

在外面转了半年，他们才挣到七十五块钱。

这天，他们正在西乡君子桥某户人家算八字，外面来了几个人，说他们这是在搞封建迷信活动。不但把他身上那七十五块钱全部搜走，还把他师徒二人遣送回了大障区。

回到大障区，他们被送进“批林批孔学习班，”而这实际上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关押。

几天之后，一位从县里开会回来的领导，问明情况后，说；“关几个瞎子有什么用？这只能说明我们**对残疾人关心不够，他们也要生活，也要吃饭嘛。再说这也是一种宗教，信则信，不信莫信，不会强迫你信嘛。”

师徒俩被放了出来，他被送回汪家垅学校读书。校长邱纪真对他说；“毛**教导我们‘要搞马克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你也学了政治，现在又读书了，前途一片光明，你不要叫杨大端，就叫杨光明吧。”

从此，他的名字就叫杨光明了，他也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老师——傅香伟。

傅老师用她博大的爱心，感化教育着这个失去了家庭温暖的孩子，真正使他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2000年，傅老师退休后住在株洲，他还特意去看过她，令傅老师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学校里，他当过班长、红小兵中队长、大队长，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讲故事巡回演讲活动，其效果特别好，他讲的故事，特别受学生的欢迎。或许这冥冥之中，就注定了他的口才比一般人要好。

在学校，这书一读就是五年。

时间到了1978年，国家的政策有所转变，人们的观念也在转变，天天喊阶级斗争，天天喊打倒封资修，可是肚子里呢，饿得咕咕叫。

78年正月，杨光明走出了学校，跟着他的闯荡江湖师陈长青，重新踏上了那条漫长的求生之路。他说过，他不会吃五保，不会要国家来救济他，他要自食其力。他虽然双目失明，但他也是个人，有人的尊严和渴求。

一直到1986年稳定下来前，他跑遍了大半个江西省，大半个湖南省，小半个湖北省，小半个云南省。没有全国粮票，吃了饭后就用各省的粮票，别人不收省票，就和人讲道理。没有身份证明，旅馆不肯他们住，他们就到老乡家里借宿，就在屋檐墙角将就着过。

他不知道磨秃了多少根棍子，不知道摔了多少跟斗，遭遇了多少世人的呵斥。

八年时间一晃就过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渴望过安定的生活，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

1986年，他在渌江桥附近租了一间茅屋，这间茅屋里，一边关着主人家的猪，一边就安顿下了他。

他早上早早地出去卖了菜回来，把一天三餐的饭一次煮了，中午和晚上回来就热一热，有时就吃冷饭冷菜。

在猪栏旁边住了三个月，感觉硬不是这个味，他又另外租了相对干净一点的房子住下，但每天仍是起早贪黑。每天到渌江桥上，为那些匆匆的过客，指点人生的“迷津。”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找他算八字的越来越多，他的收入也相对稳定下来。

1992年，他结婚了。女方虽然因病而造成了手脚残疾，却是一位长相端庄，待人热情，叫美玉的一个茶陵妹子。

1994年，他当爹了，有了一个虎头虎脑，双目大而有神，健康活泼的儿子。

1995年，他买下了南门青山街67号那一套旧房子，结束了租房子住的历史，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996年，他不再四处奔波，也不要上桥下桥。随着知名度的提高，慢慢地，不等他上桥，就有人找上门来，不等出门，家里就已是“顾客”盈门了。

从此，他不再上桥。

自1986年进城，租住在别人的猪栏屋里，到现在不出门就有人找上门来，这一过程，花去了他十年的时间。

1998年，在他四十岁的时候，他用他从那些“明眼人”手里赚来的钱，盖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装修气派豪华。但他说这是为他儿子准备的，他不希望他的儿子有他那样的童年。他还把儿子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至今，他仍住在渌江桥下青山街那套旧房子里，家里还是那样“顾客” 盈门。

你信不信？说到这，我问同事。

肯定信啦，真不容易，一个盲人，比我们都提前步入小康，要不怎么会有人眼红造谣中伤呢？这怕也就是他的非同凡响之处吧。

说到这，我还真不放心不下，就拔通了杨光明家的电话23020713，不久，听筒里就传来他一如既的问话；哪唧？

我一颗悬着的心，咕咚一声就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