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8节茅山派1

这样呢，刘宋天师道通过其所提倡三洞学说，迅速扩大了其教法的范围了，使得这天师道一家，就足以与佛教来相抗衡。因此呢，天师道将自己的**，给称作是为“道教”了，以来对抗佛教，实际是个说法，听听就好，先别当真了。于是呢，这“道教”，这一宗教才在中国的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呢，本来就是指以三洞学说为基础的天师道的**了。

从上述也就可知了，对于三洞学说的不同理解，那就会导致对整个道教史的看法，所不同了。唐代道教的主流，就是上清派这一误解呢，也正是由于对三洞学说，以及其倡导者的思想，没有正确的理解所致了。道教是由刘宋时期的天师道，于5世纪中叶所创立提倡的宗教了，刘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就即是天师道，金末元初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就加入了道教之后了，直到现代，天师道和全真道，就构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了。

说一说，这唐茅山宗吧，公元711年时，亲眼目睹两公主入道的张万福呢，似乎还是当时的太清观主史崇玄的属下了，不过才过了两三年的时间，大概是随着太平公主的**呢，史崇玄的败亡罢，他就渐渐开始地崭露头角了，终于做到了太清观新的主人，也就成了开元时期的道教重要人物了。就据都筑晶子《唐代中期④道观》的说法，在盛唐的时代，张万福和朱法满(即名君绪)在长安的太清观，以及玉清观，也就分别占据了重要的舞台，

他们所编纂的《三洞众戒文》，以及《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诫法篆择日历》，和《要修科仪戒律钞》等等的，在规范道士行为，跟整理道教仪式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呢，就特别是张万福了，在后来很多道教文献中，也都可以看到了，他是道教史上，那清理道教仪范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了，他一方面呢，就批判各地的道教仪式的失范了，另一方面呢，就动手将各种道教流派的斋醮仪式，给重新进行了编排和清理了，以达到他所想要的结果了。

张万福的影响在道教当中，就一直持续到晚唐五代了，当那晚唐时代的杜光庭，再次批判道教混乱状况的时候呢，他仍然要回忆到张万福了，他所说到，“近有庸流，不达古贤之情，先于玄师前补署六职，宣科授简，然后升坛，仍云简寂先生(陆修静)斋法谬误，饰非谤说，词理纷然，寡识无知，一至于此，尚有其党，相仿行之，不唯获乱法之愆，实亦受谤贤之罪，达教君子，宜共斥之”，他就强调的说到，“金篆古仪及黄篆旧法，宿启之夜及言功之时，皆先作自然朝(即礼十方忏悔三礼是也)，然后行事……所以云：须明旦晨晓，依法行道”，他也指出了，这一整齐化神圣化的道教仪范，就是此法自张天师，和陆简寂与寇天师，跟张清都所相传至今，颇历年代，皆以斋法出于自然朝，示不忘本也。

这里关于这道教仪范的正统谱系，就是从张陵，到陆修静，再到寇谦之到张万福了。而那宋代编辑的《无上黄篆大斋立成仪》卷一《仪范门》之《序斋第一》，在追溯过去斋法的渊源和历史时，也要说到张万福了，它所说到，“今世醮法遍区宇，而斋法几于影灭迹绝，问有举行之士，又复不师古始，信末师而哂前哲，是流俗而悖经教。坛仪乖竦，科式舛谬，甲造乙习，遂成旧章，切切用力于徼影响谲诡幻怪之间，以为舍是无以起信末俗”，所以呢，就必须重新清理斋仪了，而它在回忆正确的斋仪的来历时就说，最早就是正一真人，“自以斋法旨趣渊微，法禁森严，非愚浅始学所可明了，乃妙出五称文、撰立正一斋法，目为‘旨教’，以遗祭酒篆生，灵宝之教，秘而不传，仙人口口相授”，接下来就到太极仙公了，才将这斋仪书写下来了，而陆天师的，“复加撰次，立为成仪，祝香、启奏、出官、请事、礼谢、愿念，罔不一本经文”，最后就说到唐代的张万福了：“痛庸师之不学，悯流俗之无识，非非相承，其失不悟，以简便为适当，以古法为难行，则自张万福天师以来，尝病之矣。”这里的历史系谱，就仍然是从张陵、葛玄、陆修静到张万福了。

不过呢，可以顺便提到的就是，在后来的道教史册当中，身为天师道徒的张万福呢，却就被越来越凸显的上清系所遮蔽了。就好例如阳台道士刘若拙述、荆南葆光子孙夷中集，成书在于北宋咸平六年(即是1003)的《三洞修道仪》，在记载道教科仪的历史时，就说到了，先是三天法师张君，受老君正一科法，整理二十四治，因为那里，是“为六天魔鬼占据，号日鬼营”，后来呢，经历寇天师，和陆修静，以及“若隐赵先生、潘天师、澄源李先生、司马天师、宗元先生吴天师、牛先生、叶孤云、叶广寒二天师、希和李先生，皆传教之光明者，具载道门七叶图”，并且指出了，在唐代，“三洞科格，自正一至大洞，凡七等，篆有一百二十，阶科有二千四百，律有一千二百，戒有一千二百”，这里就列出张陵，和寇谦之，以及陆修静等人了，而在盛唐的时期，就有了司马承祯，以及吴筠等等上清派的道士，却就没有了张万福的位置，天师道的系谱下面，却接了上清派的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那是《道门七叶图》这一个书名了，从中可以看到了，就像佛教禅门南北两宗在“七代”位置上，就互不相让，争夺正统一样了，道教可能也同样有过了，这一种后起新兴的强势门派改写历史的情况了，而在改写当中，在上层士大夫当中，那很有势力的上清一系，就逐渐遮蔽了天师一系，而张万福呢，也渐渐在道教史上被边缘化了。

当然了，那就是后来的事了。在当时即开元，和天宝年间，张万福就很显眼了，道教也依然的兴盛了。不过呢，在现代的道教史研究著作当中，就往往把这一种兴盛，给描述成上清一系的兴盛了。毫无疑问的，现代的道教史研究，就常常受到古代道教文献的制约了，古代文献所提供了重新书写历史的中心，和边界了，毕竟没有着文献的依据，研究者就无法随意的编造道教史了。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道教文献呢，又常常是怀有某种偏向和爱好的著作者所撰写的了，他们就有意地凸显和隐没了，对于某一些历史的浓墨书写，和对某一些历史的故意冷淡了，常常就使得后来的道教史著作当中，也只好随着文献留存的多寡和比重了，以来组织道教史的主要线索了，于是层层积累下来的偏向，就仿佛物理学上的磁偏一样，使得道教史著作，也就总是聚焦于一些历史，而模糊另一些的历史了，不像没有焦点的鸟瞰那样，能够得到全景的图像了。这一说法，我也是听来的，并没有针对任何著作者了。

应当说呢，上清一系在当时，就确实成为引人瞩目的道教中心之一了，唐代初期以来呢，是以茅山上清一系为中心的道教徒，就渐渐在上层的知识，以及思想与信仰世界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到了8世纪中叶呢，尽管事实上也有着各家道教人物活跃在长安，和洛阳了，但是呢，在上层士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还是从司马承祯到李含光的茅山上清派一系了。直到大历年间颜真卿为李含光撰碑铭，贞元年间李渤《真系》为这一派追溯历史的时候，也都是把这一系说成是道教的正脉了，就仿佛好像佛教的传灯一样，把道教的正宗上，给溯到陆修静以及陶弘景了，而列数到隋唐的王远知，和潘师正，跟司马承祯以及李含光的，尽管这一种光荣的系谱，从现在看来呢，就很有可能是事后的构拟和想像的了。

而《真系》又被那阅读道教文献的人，通常入手阅读的《云笈七签》所收录，而号称这“小道藏”的《云笈七签》，在关于道教历史方面的那一部分当中，又仅以《真系》为主了，所以呢，后世关于开元，以及天宝年间的道教史的回忆，也就常常是以上清派的历史，来为聚焦点的，似乎其他道教流派，和人物的活动，就可以模糊成为背景的了。不过呢，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来去看道教的话，就可以发现了，盛唐时代的道教呢，就并不只是上清一系的天下了，上清一系还远远没有能到笼罩一切道门的地步了。毕竟那历史文献也没有全部给湮灭了，那不同内容的历史文献，和那不同视角的历史纪录以，以及不同层次的历史书写，多多少少呢，都可以给我们重新建构那个时代的道教面貌，以来提供一些机会了，就好像那并非有意识的历史记载的小说，和那未经改写的碑刻资料等等，就在不经意之中，给留下了开元时代的道教风景了，其中在开元，以及天宝年间最引人瞩目，而且不属于上清系的道士，那就相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