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一个杀人犯的自白

我，就是那个杀人犯张大贵。

我一生坏事做尽，可从来没有后悔过，可这次却有些后悔了。我不该亲手杀了不该杀的人，那个陈校长，我怎么会动手杀他呢，这个事想起来就让我后悔得吐血。我的脑子当时真是进了水。

不，不是进水，而是昏了头。不错，事先我并不知道，见面后由于太匆忙，也没想起，我是在事后才得知的，早知道那家伙要我杀的陈校长就是陈老师，别说五万，就是五十万，我也不会干，可是我竟然干了，居然为区区五万元，将我心里残存的一点良心出卖了。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即便是黑道，也讲究一个义字，而知恩图报则是义中之义。

在我的心里一直是溢满了恨，心里唯一留下的一点温暖，就是那个陈老师给我的。这件事虽然过了很久很久，可是却始终埋藏在我的心底，甚至当我身上充满杀气的时候，也只有想起这件事，我心里的杀气才略为平淡一些。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爸在山上砍柴时，摔下悬崖当即死亡，失去父亲的我，因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那时候我真的很想上学，每天放牛时我都忍不住在学校窗口看一看，听一听同学们的朗朗读书声。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渴望，只要能让我上学，哪怕不让我吃饭也心甘情愿。可是这可能么，那时候虽然上一年学，不过几十元，可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哪里会有钱读书呀，我知道这辈子上学都只是一个梦了。

是陈老师找上门，让我回到了学校，而且一直到高小毕业都是陈老师给我出的学费，那时候陈老师是我心目中最大的恩人，我曾立誓要报答他，可却一直无法兑现我的誓言，随着我的误入歧途，成为黑道中的我，渐渐变得冷酷无情，只是在梦中回忆起儿时上学的情景，这才涌上一种温馨。

谁知道我对恩人的报答，竟然是亲手将他杀害，我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盗亦有道，我的行为显然失道乃至无道。故而当我躺在床上后，便开始体验到了一种心悸和恐惧，这种情绪连我自己也无法明白。

其实，自从我坠入黑道，打打杀杀已成为家常便饭，杀人或是被杀，已是司空见惯，因此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压力，更谈不上害怕了，可是我却十分清晰地品味到了这种感受。我知道这主要是内疚之心发生的作用。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拿到钱后，将老娘的生活安顿好，便主动在C县消失了我的踪影。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流亡生涯。我先是在杭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起了付工。虽然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事，但对于我来说并不在乎，我这人别的没有，唯独有的是力气。

在杭州干了几个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风声很紧，要我小心一点，千万不可露面。听到这个电话，我暗自嘀咕，看来公安不会轻易放过我，我到这里打工，村里有个哥们知道，难免不会走漏风声，于是我迅速作出了决定：立即离开杭州。

拿到工资的当天晚上，我就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并在番禺的一个工厂干活。

几天后我杭州的一个弟兄告诉我，在我走后没几天就来人打听我的情况，听到这个消息，我着实吓了一跳，看来出钱要我杀人的主儿，并没有他们吹嘘的那样能够一手遮天，可以轻易地将此事摆平，也许这种对我的追缉，将会没完没了的延续下去。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陈老师用仇视地目光看着我，十分愤怒的质问道：“张大贵同学，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老师。”面对老师的质询，我十分羞愧的低下了头，我本想解释一下，的确在我出手的时候，并不知道是老师，当我意识到后，大错已经铸成。可是，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毕竟老师是我亲手所杀，这个孽已经造成，无论怎样解释，也是苍白的没有说服力的。

就在我十分愧疚之际，我的耳边想起了一阵凄厉地警笛声，我感觉形势不对，准备逃跑，可却提不起脚来，我的脚被粘住了，我拼命地往上跳，想摆脱强力胶的粘合力，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无可奈何，这时几名公安将我包围，我只能伸出双手束手就擒，谁知他们并没有拿出手铐来，而是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我感受到了死亡威胁，甚至看到死神露着狰狞的面孔一步一步向我走来，我惊恐万状忍不住大喊大叫起来。

我是在深沉的睡梦中将自己叫醒的，当我望着黝黑黝黑的屋顶时，我感觉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然这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恐惧。我虽然对于解梦的知识一窍不通，但我却能意识到这个梦向我传达了一种信息：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

为了摆脱危险的跟踪追击，我采取了最为简单的避险方式：让自己始终生活在陌生地环境里。根据我的生存经验结合当地人的特点，我总结了一条行之有效的人生经验：呆在一个地方不能超过半年。这个半年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当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至少要两到三个月才能和这里的人认识，如果要混得很熟，至少在半年以上，因此我选择了半年的这个临界点，也就是不想和别人混得太熟。

按照这个原则，我在番禺一个电子厂干了五个月，立即辞职到相隔几十里地的另一家制鞋厂干了半年，于是我又来到惠州的一家玩具厂打了几十天临工，这才来到一个小区当保安，本来在这里当保安我感到比较安全，所谓大隐隐于市，我一个杀人犯，却以保护小区安全的身份隐蔽起来，的确是一件十分滑稽的事，我在这里心安理得的干完半年后，又得开始挪动地方了。

在一次和人的闲谈中，那人指着我脸上的胎记笑着说：“老程，你这个人最好记了，只要见过一次，就能令人一辈子忘不了，因为你的脸上有一个最好的标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为我的大意大吃一惊，我想假如老家的公安发出通缉令，我脸上这块招牌就能够十分轻易地在人丛中被人认出。于是，我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易容。我辞去保安的职位后，并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找到一位在黑道中颇有名气的易容大师为我易容，在他的神奇妙手之下，我的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变成了一位虬髯大汉，脸上那块椭圆的红色胎记被深深地埋藏在浓密地络腮大胡子里，也是老天照应，我易容不久就发现墙上贴满了缉拿我的通缉令，我站在墙上贴满的通缉令前，十分认真地阅读上面的每一个文字，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标点符号。我知道经过易容的我，任谁也无法认出我，即便我站在老娘的前面，她也不可能认出我，因此，我才敢肆无忌惮看着我的通缉令。这件事的确很特别，我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对于这种改头换面，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叹息自己的不幸。

我易容后完全摆脱了我原来的形象，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地彻底放松一下，我一改深居简出的习惯，堂而皇之的行走在大街上，尽情地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谁知这种放松、这种自由，却使我后悔莫及：悔不该不该去诳什么市场；悔不该不该对一个小姑娘大打出手；悔不该不该轻视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头，只是这所有后悔都已经是悔之晚矣，我竟然因为这细小的失误，落入了公安的手里。

我还想负偶顽抗，因此，当那位公安将我的头像放在我的眼前时，我摇头予以否认。当我坐在审讯时的时候，我就抱定主意不管怎么样，也得把握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嘴。我记得我的一位牢友曾告诫我，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在受审时讲实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因为坦白了，案情重了，判得自然重了。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因为在没有人证，物证或证据不齐全的情况下，用打死不认账的方式来应付审查人员，或许还能逃避法律的审判。我想自己在广州并没有犯大案，充其量不过是打架、赌博的小事，至多也只能算是违反了治安条例，大不了拘留几天而已，定不了什么罪。于是，我做好了就轻避重，就虚避实的准备。

我想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准备将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故事演绎到底，用沉默来对抗公安的审讯。我暗忖：“哼，你们根本不可能从我的嘴里得到半点东西，有本事你们就去查吧。”我想依靠自己的撬口不开来把握自己的主动权。

谁知我很快就被公安揭穿了我的庐山真面目，我呆在看押所里，苦思自己被认出来的原因：我想自己为了隐藏身形，已经对自己的外观进行了易容，而且易容的效果极好，即便是对着镜子，凭外貌连我也认不出来，那么公安也不可能认出我呀，可为什么能叫出我的真实名字呢。

想到易容，我感觉到脸上有了异样，伸手一摸这才发现脸上的络腮胡已经消失，我的手恰恰触及到那块红色的胎记上。天啦，我苦叹一声，意识到自己的西洋镜已经戳穿，立即陷入了惶恐不安之中。

当我被再次提审之际，我原本准备顽抗到底的，可是我进入审讯室几分钟了，却没有听见对方的审问。审讯室里静悄悄的，静得地下掉一颗针也能清晰地听见，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度过，我被这种气氛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我渐渐沉不住气了，偷偷地抬头用探询的眼光看了一眼，眼睛正好与那位局长的目光相撞，触及到对方圆睁的虎目和炯炯有神地目光时，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心底不由自主的冒出一种恐怖。

尤其看见老家的那位公安，我原来筑起的防线在一点一滴的崩溃，最后我只能缴械投降，操他娘的，我隐瞒个鸟，干脆竹筒倒豆子，全部地毫不保留地将内情倒出来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