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打短工，挣几个零花钱

在沿海一带的丛林中穿行，有火龙果、荔枝、甘蔗等水果之类的东西，饿不死人。柯红丰和王光天走了几个月，时令就到了冬季。这时候，北方已经下了雪，但是在南方，尤其是沿海一带，北来的寒潮到这里渐渐减弱，被海洋上吹来的风吞没，变得湿润而暖和。

他俩一半乞讨，一半吃野果，终于走出广西，来到湖南、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处。这些年，砂糖的市场全面放开，国内外市场需求量很大，南方大面积种植甘蔗，加工砂糖。到了秋冬两季，正是这些地方收割甘蔗的时节。在这个时候，种甘蔗的农民都在抢收甘蔗，也正缺人手，还有许多农户在抢收红薯，趁着初冬的干燥气候，晒红薯干或做红薯粉。

柯红丰和王光天手中无钱，来到山间小盆地的地方，看到收割甘蔗的人们，便上前去讨要几根甘蔗吃，解解渴；看到有人在地里挖红薯，走拢上前，也要几个红薯啃啃，充饥。

这个年头，正是我国**的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城市里打工，挣工资，留在家里种地的人是中年妇女和老人，还有留守儿童。在这个季节，正是丰收的时候，人们把一年的辛勤劳动成果收获到家里去，或者把甘蔗收割后送到糖厂去，是一份重要收入。然而，在城市里打工的人们在各个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上忙碌，走不下生产流水线，计件工资比家里的甘蔗、红薯等农产品值钱，所以在城市里工作的人们无暇顾及家里的事情，他们宁可寄一些钱回家，请短工，为家里的人收获农作物果实。

王光天和柯红丰正是壮年劳动力，这个山间盆地里的人看到了他俩的到来，喜出望外，有心要留下他俩帮忙收割甘蔗和挖红薯。他俩腹中饥饿，手中无钱，遇到这样的事情正中下怀，他俩在地头，简单商议。柯红丰说，我们出门大半年，还没有任何收获，特别在广西境内遭受到挫折，要在这三不管的地方休整，一则打打短工，手头有零花钱；二则在这个地方找找线索，是否能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王光天经历这大半年的波折，身心疲惫，最后每次向妻子齐月娥要钱，听口气，有些怨言，她在家里的小商品市场上打拼，养两个读书的孩子，还要寄钱给他，养他这个大娃子。如果没有民族资产解冻的存单线索，可以收兵回家，帮助她打理生意。王光天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他不能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家，让妻子瞧不起，更让街坊邻居看不起，尤其是工厂的同事怎么看他呢？一个男人出门在外，扬言做大项目的人，反而还不如一个在小商品市场做生意的自家媳妇。越是这样，他越是要争一口气，要找到民族资产解冻的存单，弄到这笔民族资产，或者是找到民国时期军阀们埋藏的宝库，好荣归故里。他听柯红丰这么说，根据他眼前的处境，完全赞同老柯的意见，在这儿打短工，是一举几得的好事情。俗话说的好，文钱难倒英雄汉。现在出门在外，身上没有钱，难以开展民族资产解冻和找宝藏的宏伟事业。

在这艰难困苦时期，他俩只好自力更生，开展自救工作。王光天说，不知道这儿的工价是多少，低了，自己吃亏；高了，人家不给。柯红丰笑，谈吧，尽量往高处要，做一天算一天。他在这方面有经验，大半生漂泊在外，在城乡之间穿梭，做跑腿的小生意，也做短工，赚一点短平快的钱，解决囊中缺钱的问题。他俩只好同当地的老乡们讨价还价。

这个年代，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的手工匠人一天的工值不过30元钱，小工不过20元。柯红丰了解到这样的工价，开口就要30元钱的工价。当地的老乡们也把钱看得很紧，劳动一天一人就要30块钱，两个人是60块钱，要这样，一天收割的甘蔗钱或挖出的红薯钱还不够60元，要这么高的工价不划算，不如丢在地里烂做肥料，是一样。

柯红丰听到老乡们这么一说，只好做出让步，一天的工值少十元钱，按20元算，两人只有40元钱。老乡们还是摇头，还没有看到他俩干活的能力，一天到底能干多少活路？两个人所做的事值不值40元钱，只能按每人一天15元计算工钱，然后是干活的多少，再加到每人每天20元钱。

王光天默默地算了算账，两人每天干活有30元钱，一个月出头，就有900元钱，两人平分有450块钱，比他在工厂里拿工资的钱还多，他满口答应下来：

“干活吧，就先按一天十五块钱算吧。”

柯红丰听到王光天已经答应下来，再也不拦住他，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一口吐沫一口钉，说话算话。他只在背地里埋怨王光天，不该这么快答应下来，他可以把工价还到20元钱的价位上。王光天说，这是净钱啊，他们还管吃管住。柯红丰说，管吃管住是最基本的条件，工价还是20块钱。你想想，每天多五块钱，一个月下来，每个人就多150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在我们来说，还能解决很多事情。

“是阿，对你来说，是能起大作用，一个月内多找几个小姐。”王光天取笑他。

“扯淡，说正经事。”柯红丰笑，“事情搞得这个样子，只能按你说的工价做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捞一把。”他说到这儿，心里又有了主意。

“捞一把？”王光天知道柯红丰鬼点子多，跟着他长了不少见识。他俩只好暂时在这个地方逗留一段时间，有吃有住，打几个月的短工，还有一笔收入。

他们这些时日，在山间盆地行走，锻炼出一身力气的体魄。每天活路是把老乡割倒的甘蔗剥掉叶子，扎成捆，用独轮车从田间推到公路主干线上，等待来收购甘蔗的大车，装载上车，运到糖厂去。要么，把老乡挖出的红薯堆在地头，用独轮车推倒老乡家中。近跟前，他俩每天用独轮车推回四五千斤的红薯；远处的地，用不上独轮车，尤其是坡地，只能用筐挑回老乡的家中，一天中也能挑回一两千斤。头几天累得他俩腰酸背胀，后来慢慢地习惯了这种体力活，肩上挑一百多斤也不觉得累，而且还走得飞快。当地老乡看到他俩干活卖力，把工价涨到20元钱一天，而且一天结账。

日子久了，大家处得融洽，晚上在一起，主人家炒几个拿手的菜，喝点小酒，聊聊天。邻居们都聚在一起，少则十几人，多则二三十人，主人家摆上两三席，平常各自做自己的事，不像原来在大集体时，每天都聚在一起，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只要王光天和柯红丰在哪家干活，晚上就到哪家听听这两个外来人讲讲外面的故事，尤其得知王光天原是一家机械厂的销售处长，柯红丰是北京的一个机关干部出身，这些没有见过大世面，而且又有一把年纪的留守老人，个个肃然起敬，认为把他俩当牲口使，真是委屈了他俩。

然而，柯红丰在和老乡们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儿，在人们热情高涨的时候，把话题引到民族资产解冻的事情上，并且借机询问，是否有人知道民族资产的存单，哪怕有一点点线索，大家帮助打探一下，民间是否有这么一位高人。

在这个年代，从贫困中走过来的人们，还处于贫穷之中，听到民族资产的数目，人人吃惊，谁人不想吃一口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呢？但是，乡民们都觉得渺茫，年纪大的人只能细说方圆百十里地在过去的年代，谁谁是举人，谁谁是秀才。再近一点，是在民国年间，白崇禧是这一带大军阀，应该有不少的宝贝留在民间。大家七嘴八舌地回忆，找线索。

柯红丰趁机露出他们手中的两份红头文件，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相信他俩说的话、所做的事，是为了民族资产解冻的伟大事业。村民中，过去读了几年私塾或有初小文化程度的老人识得几个字，看到**文件和文件后面的印章，对他俩更是恭恭敬敬。认为他俩也是带着国家的任务，而在民间寻找民族资产的线索，大不该让这两个大人物干这么重的体力劳动活，太屈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