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际遇缘巧多 &二、感慨遗憾福宁湾

人们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人生际遇，机缘巧合，常常都是一个“缘”。我和解放军的相遇、相会、最后走到一起，是缘分也是巧合。

1949年，家乡刚刚解放，我们村附近就驻有解放军。他们常常会来到我们村的田头树下，进行野外训练。幼小的我们，看着他们不顾地上有无屎尿，也不管是土堆还是坟头，只要上级一声令下，立即卧倒在地，或是举枪瞄准，或是匍匐前进，我心中既是好奇又是钦佩。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1954年秋天，我到城里念高小。因为在学校寄托午饭，饭后无事，就和几个同学到对面小巷200米外的一个当地人称作“架凉铺”的场地上游玩。那里是驻军某部的一个体育运动场所，有单杠、双杠、爬绳、爬杆等运动器材。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那高高的秋千架子，还有那在秋千上荡得又高又自在的解放军战士。一有机会，我们也会争着踏上站板，盼望着和那些解放军战士一样，在秋千上荡一荡，过过瘾，可总是不成功，只能是晃悠几下。心中索然无味，只好败兴而下。

一个解放军战士看见我们不得要领，走到我身旁，叫我站上踏板，抓住两边的吊绳，他自己则站在我的对面，也是两手各抓住两边的吊绳。他在地上助跑几步，然后顺势跳上踏板，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倏地立起身来，秋千就随着他的身子一上一下，起劲地越荡越高，越高越“飘”了。我蹲在踏板上，有一种漂浮失重的感觉，一种很爽的享受。可能是担心我会害怕，他没有做太大的动作，只荡到秋千架子一半多的高度，就停止立蹲动作，让秋千慢慢地停了下来。如果是他自个在荡，那秋千吊绳几乎是快荡到水平的时候才停下来。我们在旁边观看的人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惊羡咋舌，称赞不已。我自己也曾尝试着学他的荡法，不知是技巧不如还是气力不足，总到不了他荡的一半高度。

从这往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同学们必在午饭后到那儿去逛一逛。那个战士如果也在场的话，必然会叫我和他一同荡一回秋千。这是我第一次和解放军战士亲密接触。我庆幸有这一次和他的邂逅，也感谢他带我荡了几回秋千。此后别说荡秋千，就连秋千影子我也无缘得见。这成了我一生中甜蜜的记忆。当年我的那位解放军叔叔，现在一定是个孙辈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爷爷了。

可惜这样的时光不长。大概一个月后，场地上围起了竹篱笆，里面的运动器材也不知搬到哪里去了。几年后，这里建成了解放军第九五医院。

1956年上初中，我有幸又和部队面对面。那时我们学校的大门，正斜对着28军军部的门口。每天早上7：30前，他们的军长必从我们校门口经过，前去上班。恰好到校的同学也都会驻足门口，目送这位将军。据他儿子（和我同学了一年的时间）介绍，他不但参加过长征，还是**战场长津湖战役的指挥员之一。有时从军部门口还会走出一队整齐的队伍，戴着好像快要斜掉下来的“国际帽”，喊着“1—2—3—4”口号从校门口经过。我们学校的最高层——钟楼的屋顶平台上也架着一挺他们的高射机枪。每有防空警报声响起，我们都赶紧防空躲避，他们却忙碌着寻找敌机目标。直到1957年夏天，我们的空军飞机在空中巡航，这挺机枪才撤走。

1960年冬，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写信慰问驻军的活动，表彰将士们为国守边的功劳。这些信件由学校统一邮寄。我的“慰问信”被一位海防战士收到，他还给我回了一封信，希望我以后也参军入伍保卫祖国。可谁曾料想，两年后我也真的就成了一名海防战士。

说实话，1961年征兵时，我真心希望入伍，却未被批准，而后来我真心希望参加高考，当时却被批准入伍。你说这是机缘巧合，还是命运安排？这一年美蒋集团幻想反攻大陆，学校按照上级要求挑选标准较高的同学参军，我就在其中。当时我也犹豫过，那时的学习不像现在每次考后排名，但自己估摸着成绩也在班十附近。好不容易努力学习，却又碰上这个人生关口。放弃高考，我舍不得；不听国家召唤，往后退缩，从感情上我又做不出来。我从念初一开始就一直领取国家的助学金，特别是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我的助学金还提高了一个等级，我一直心存恩念。现在国家既然选择了我，我就应该勇于承担，毅然前往。

几天后我换上了军装，经过两天的车旅颠簸，到达闽东前线。

二、感慨遗憾福宁湾

我们这一批新兵被分配到闽东霞浦。到达霞浦的当晚，给我们作报告的是驻军的最高军事长官——上校师长，而不是政委。他不打官腔，不是作政治报告，而是战前动员。可见，当时的备战气氛是何等地紧张。我记得很清楚，他很直白地说，**对中印边界的冲突不担心，但对我们东南沿海的战备工作不放心，因此要我们到连队后扎实做好打仗的准备。

次日一早，我们十几个人乘车到达离城关约三十公里的渔洋里驻地。这是个独立分队，离营部、团部或是其他连队都有二三十公里。营房前有一条国防公路，公路上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行人。除了刚才送我们的军车外，并无其它什么车辆，连自行车、人力车也没有。营房里只有我们几个新兵，老兵们大概都到阵地上作业去了。营房外面见不到老百姓，空旷的营地上，只有天上飞过的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与我们莆田的车水马龙比起来，我有一种《鲁滨逊漂流记》中描写的那种荒郊野岛的孤寂和冷清的感觉，不免神伤落泪。

那时的渔洋里，真是个“里”到家的地方，周围的小山头上只有稀疏的灌木野草，不见一棵大树。前面的国防公路上，有一排电线杆，架的是通讯线路，并不通电。营房里没有电灯。炊事班的用水，包括我们的日常用水，都要到百米外老百姓的水井处去挑。约莫早上九点左右，营房后面才有几个放牛的小孩走过，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午饭时分，老兵们回来了，营房才有了生气。县里邮递员骑着送信送报的自行车，算是公路上的独行侠。他每天中午到达，在这里就餐。他是我们连队的老熟人。老兵们见了他都会热情地打招呼。风雨无阻的他，黑黝黝的脸上显示着他的艰辛。他给这里的战士们带来亲人的安慰。我们有什么包裹之类的，也都由他帮忙代领代送。往东两公里外的渔洋垾，是个小集镇，我们所需的小物件，都要到那里购买。平时理个头发，也要到那里去解决。

这里村庄稀落，人口也不多。通常一个村庄也就几百人，上千人的村落，附近没有见过。听说二十里外的长春镇，可能超过千人。营房周围的老百姓以农活为主，也兼讨小海。春夏季节，公路上会有捞虾米的人们经过。他们踏着潮汐的钟点，扛着硕大的网兜，走向海边。西南方向两公里外的洪江村，涨潮时会有大鱼在村前海面上翻着白肚，在阳光下闪耀晶亮。刚来不久的湖南籍新兵，瞧着心动，有几个还想要赤手空拳去捕捞。老兵告诉他们那可能是鲨鱼，这才不敢贸然前往。不知什么原因，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那里有大鱼翻白肚了。

这里的风俗习惯，男的主外，田里耕地，海上捕鱼；女的主内，料理家务，一般不参与地里耕作。我们在长门村上山砍柴时，遇见过一个妇女也在砍柴。那村的人大多数是兴化府（今莆田）移民，可能她从上辈那里继承劳作的传统，但也没见过那村的妇女下地耕作。倒是畲族妇女“开放”，与男人一同劳动。我在福安城关见过她们挑着柴担，站在街头叫卖的情景，显得自然自信大方，并没有什么被人瞧不起的自卑感。她们穿着衣襟镶边的深色衣服，梳着高耸的发髻，常常吸引外来人的好奇目光。

我们的阵地在渔洋垾对面的山上。这座山不高，大概海拔六七十米左右。面对的大海正是福宁湾的一部分。这里是东冲半岛的咽喉，而东冲半岛又是拱卫三都澳军港的屏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我们新兵到连队没几天，师政委就来这里视察，检查我们的战备落实情况。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座山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海滩，约一里多长，并且都有一片平坦的坡地直通国防公路。两海滩中间有百米多长的杂乱礁石，礁石边靠山壁处有我们新兵来后才紧急修建的一座水泥碉堡。山上的阵地，也只是土战壕而已，有一条交通壕连接相通。山腰处有一条30米长的坑道，只有一个开口，既是进口也是出口。山头有一个用木头搭建的地下指挥所，也是我们来了之后才匆匆修建起来的。这样的阵地说不上完整，更谈不上坚固。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却只有如此简陋的防御工事。难怪师长在作报告时会说，**对我们的战备工作不放心。

我们入伍后，在其他连队的支援下，经过两年左右的修建，整个阵地才配套完整。十几个暗堡、掩蔽部，分布在阵地的重要部位；三个进出口的步兵坑道，贯穿整个山腰；还有两条炮兵坑道，四个岸炮阵地，专等美蒋匪军的到来。我们的口号是：把阵地变成敌人的肉磨子，血盆子。可惜的是，他们一直没来。这阵地也一直地躺在那里，留作历史的记忆，以供后人遐想，凭吊。

我们在这里摸爬滚打，前后换过几拨指战员，也不知穿坏了多少军装军鞋，又磨破了多少手茧脚泡。练就这一身的军事本领，怀揣着满腔的报国情怀，最后只能感慨叹息。我们未经一役，未发一弹，多少有些遗憾！这些遗憾，每每想起，又都会飞回福宁湾。

更令我们感慨的，是我们军区的炮兵部队，却远赴异国，为保卫别人家园而血流他乡，有的甚至永眠望乡台，不得返乡。有谁会想到“农夫和蛇”的故事，会在我们的身上演绎？后来又有多少战友命丧“蛇”口？不知善良的“农夫”是否领悟了古希腊寓言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