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流水的士兵念怀多

自古以来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老兵走了，又一拨新兵补充上来。我们这一拨当年的新兵，也“老”了，也走了。可那阵地，那营盘，那福宁湾的日日夜夜，却让我怀念；风霜雨露，让我萦怀；号声歌声，又让我神驰。一幕幕艰苦又热火的场景，和那一个个流水士兵的音容笑貌，又常常令我不由自主地回望，它勾起多少往事，唤起多少念怀……

就说初到连队的新兵，他们朴实稚嫩的身影，给连队带来了新鲜感，他们活跃的思想，也给连队带来了新气象，而他们思念亲友的举止，又给老兵们带来了饭后的谈资。有一天休息日，同志们不是忙着洗洗刷刷，就是到小集镇上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新兵小陈却躺在上层床上，闷头躲进被窝里。班长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掀开被子正要问话，却发现他的脸上有泪痕，手里还拿着一张女人照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想念自己的妻子。这件事被大家知道了，成了一大新闻，他自己也难为情了好几天。

一天晚上，在昏暗的灯下，有的人在看书报，有的人在聊天，唯独1965年入伍的新兵小罗，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沿边。我过去一看，他正在流泪。原来他在想念年过六旬的父亲和幼小的弟弟妹妹。这倒使我想起自己初到连队时，也因冷清寂寞而伤感流泪的情形。看来我们虽然都是自愿入伍，但是因为环境改变，而产生情绪波动，也是人之常情。更有一个老兵曾经对我说，他刚到新兵连时，还因为被子的颜色像黑大便而不肯睡觉，甚至哭闹的事情。看来新兵的思绪，色彩多种，诱因也多样。

还有自由散漫的，也算是那个年代的印记。小刘的习性全连有名。每次集合他总是最后到列。领导批评了几次，一点也没有起色。他走起路来，左右摇晃，一点军姿也没有。老是这个样子，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他不但散漫，手头还有些“不干净”。印象深刻的是，每逢炊事班做馒头、包子之类的食品时，他都会悄悄地捎带几个放在自己的挎包里。一天晚上站岗，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呼叫，就从他的“库房”里拿出一个糖包。第二天告诉他，他只呵呵两声，点了点头，也不说话。我想，他是不是不高兴？过了几天，他知道我晚上又有岗了，特意对我说，他的挎包里有昨天存放的肉包。

“我的肠胃不好，不敢吃冷凉的肉包。以后有糖包馒头，我会去拿的。”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我不能拿。

他还是那个样子，点点头，呵呵两声。

他拿食品的事情，班长也批评过，但他就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面食就捎进挎包。每次从饭堂出来，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瞅着他。他大概也感觉到了自己给别人的印象不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有好的氛围熏陶，落后的思想大都会转变的。没过多久，他也自觉了，改了这毛病。只是我站岗时肚子再呼叫，也只能忍着了。

我那时的想法很简单，总觉得饭堂里的食品是公家的，不能多拿，而他挎包里的，则是私人物品，我拿他的，那是战友感情。因此吃他挎包里的东西，心安理得，不觉得怎样。他拿公家的，我不吱声；他安分了，我倒有点“失落了”。新兵就是新兵。

老兵则是老成持重，又有担当。毕竟他们多吃了几年干饭，多受了几年教育和历练，是我们新兵的兄长和师傅。

我入伍不久的一天早晨，在一次巡逻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渔村。民兵拿来几筒约20厘米长，3厘米口径的竹筒子，一端竹节完好，另一端用蜡密封，说是从海滩上捡拾的，交给部队处理。老兵们也没见过这玩意。缪班付仔细端详着，又自言自语地说道：“待我用柴刀劈开，看看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当他正要拿刀劈的时候，又认真地对我们说：“你们离远点，要牺牲也就我一个人。”

我们退出二三米远，他又嫌不够，喊道：“再远点！”

我心里嘀咕着：“用竹筒装的东西，即使是爆炸物，威力有那么可怕？”但看他那既认真，又不容置疑的架势，着实让我敬佩。

结果是虚惊一场。竹筒里面装的是我方的对敌宣传材料，图文并茂，并且用优质纸张印制，防止水湿破损。估计是前方海岛上放漂的，遇上逆风逆流，回漂了一些到大陆海滩。这是我第一次触及敌我斗争，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老兵的担当。

缪班付是孤儿出身，吃百家饭长大，体质先天不足；高高的个儿，可能有一米八的样子；瘦瘦的身子，腰围比我大不了多少；直溜溜的身材，不驼不弯。他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我背后称他“竹竿”。虽不能说他瘦得“皮包骨”，充其量也是皮包皮，再包骨，多一层皮而已。

他有一套理论，为自己遮“丑”：“我虽然瘦，但‘竖’向的营养不差，缺的是‘横’向的营养。”又指着我说：“他‘横’向的营养缺，‘竖’向的营养也不够。”

现在看来，他的“横竖”营养理论有点道理。油脂多的食品容易使人发胖，“横”向就会发展很旺，而青菜粗粮吃够了，“竖”向长势不减。他是提前半个世纪，向我们揭晓这个规律，但在那时却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他念过几天夜校，会识几个字。他写的字虽然少胳膊缺腿的不多，但常常不是“骨折”，就是“移位”，看起来很是吃力，要像外科医生那样将它整合复位。19**年退伍后，他被安排到龙溪轴承厂工作。他给我的来信只写厂名，没有写上厂址；我要给他回信的时候，思考了很久。好在我想起咱们福建省有个龙溪专区（过去称“专区”，后改称“地区”），不然还以为他把尤溪写成龙溪了。

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黑人”。他那黑色的皮肤，高大的个子，洁白的牙齿，与电影纪录片中的黑人太像了。所不同的是他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中，镶有一颗金牙。他是炮排班长，战士党支**员，为人正直，说话也爽快。19**年退伍前，和我们有一次交谈。说到他班的某某战士时，不屑地说，他心术不正，只会在连领导跟前献殷勤，假积极，而对班排的工作从不主动参加，还常常有意背离，因此他一直反对将这个战士列为党员发展对象。

我疑惑地说道：“看这样的情势，他早晚会钻进去的。”

他斩钉截铁般地说：“他不改变做派，我就一直反对。以后他即使钻进去了，我也坚信，兔子尾巴长不了。”

他的话语铿锵有力，声如其名。19**年退伍后，他被分配到罗源县法院工作。这样正派耿直之士，可谓得其所也。

还有令我一直记挂在心的，是连队军械员老黄同志。他是1959年入伍的老兵，中士军衔。1963年下半年部队精简非战斗人员，他的工作交由文书兼任，就被裁撤到我们班。

他的性格很好，整天笑眯眯的，嘴里不是吹着哨子，就是哼着小曲小调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来班里没几天，就和我无话不说。

“你在连部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白天不施工不训练，晚上不站岗不放哨，现在和我们一起吃苦还这么高兴？”有一天我和他开玩笑地问道。

“哎哟，你可不知道啊。”他兴奋地回答，“我们好几个人都想下来哦。和你们在一起，感觉上就很自在。在领导跟前，像个小媳妇似的，多拘谨啊。”

“可这里好多人都羡慕你们呢。”我反问道。

“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到连部以后，就有点后悔了。现在离了连部，就解脱了。”他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看来生活中的“围城”现象无处不在，里面的人想冲出去，外面的人又想挤进来。

年底，我们班到前沿小渔村“天堂”驻防。

一天，我们到十几公里外的长春镇去接受电影放映器材。我和老黄抬着发电机，一路上不停歇地小步快走，吆喝吆喝着，经武曲上山再下到海边村里。老黄的个子比我高，上坡时他在后头，下坡时他又转为前头，他肩上的分量自然比我重得多。我们俩配合默契，说说笑笑，虽然辛苦，但却高兴。

那天放映的电影是《红日》。它的主题插曲可把他乐坏了。此后，他天天嘴里哼的都是“一座座青山紧相连”的调子。一天夜里，老黄接我的哨。我在哨位上就听见他哼着小调，慢慢由远及近，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听起来还是很清晰的。

我不客气地说道：“老伙计呀，你就不怕特务尾随过来？”

他似乎如梦初醒：“哎呀哎呀，该死该死，全忘了全忘了。”

我让他找个地方隐蔽下来，我再回去，他连连点头：“好，好。”

这个老后勤，不知忧愁也忘了敌情，没准还以为他仍在连部呢。还好对我这个上等兵的提醒，并无不悦，这很让我感动。

好人自有好报。不久他就退伍了，被安排在溪柄税务所工作。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所里才三个人，他们两个有家有眷的，只他单身，平时说话也找不到伴；很不适应，很想调离。还说很想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等等。

从他喜欢热闹的性格来看，做那样单调的税务工作，肯定会感到枯燥无味的。我回信建议他何妨商调去工厂。不知他是否听了我的馊主意。如果真到工厂去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人下岗，与税务部门的**待遇相比，还不把我往死里骂！

还是那句话，“好人自有好报”，老天会佑着他的。

比我们早先入伍的同志，大都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很少有翻书看报的，更别提看什么字典了，可重机枪班的老关，却常常手捧一本字典，引起我的好奇。

我虽然念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碰过字典类书籍。那时不比现在，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人手一本新华字典。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念“掷”字为“制”音，而历史老师却念成“郑”，下课后同学们大笑议论，说这肯定是历史老师念字旁音了，但却拿不出“证据”，因为手中都没有字典呀。

出于渴求知识，我向老关同志请教，他对我的问询，颇感惊讶，但也没有蔑视的神情，倒是很诚恳地教我查法。这是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词典，内容很丰富。于是我也很快到渔洋垾去买了一本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学看字典类书籍。这本词典一直带在身边，算是老古董。查惯了它，觉得很好用。现在人们常翻的新华字典，我用起来倒显得笨手笨脚。老关同志，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他的家乡是崇儒公社。那里虽是乡下，一般人家的小孩，也都会念上几年书。我想既然地名叫崇儒，肯定是儒道流行的地方，人们尊崇孔孟，读书识字，也算是平常又正常的了。

他平时的为人，总是默默无声，闲着时看一些书报，翻一翻字典，既无看不起别人的样子，也不会抢镜头表现自己。他和班里的同志相处，也不会多说一句话。即使工作的时候，他也只是埋头手中的活儿，很少吭声。

有一年连队整修操场，他负责垒砌护坡石墙。虽然没有水泥，也没有泥浆，可他居然把那些鹅卵石之类的杂石，一溜平整地干砌码堆上去，简直就是五级泥匠的水平。连里上下无不称赞，连路过的当地村民，也都驻足观看，频频点头：“想不到连队里还有这等人才！”而他自己好像周围别无他物，只有眼前的这一堵墙，从不抬头瞧别人一眼，或是搭讪一句。

有一次演习，号声下来，必须马上进坑道防空。那挺笨重庞大的重机枪，平时得拆卸成三部分，分由三人肩扛。这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抽出防弹板，枪身却不知卡在哪里，硬是抽拆不开。眼看其他班排都进了坑道，他突然大喊一声：“我来！”。连枪身带底座，一使劲往肩上送去，两只手半扶半扛着就往坑道跑去。这重机枪虽说只有六七十斤重，还比不上一包水泥，可它的底座有一米多长，宽也将近一米，再加上又长又重的枪身，整个重心都在肩膀的斜上方，没有足够的臂力和勇气，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动作的。全排人看着这架势，无不目瞪口呆。他也赢得一片“哇塞”的称赞。

平心而论，他的工作能力，军事素养都算上乘，平时的言行也还端正，不像有些农村来的老兵粗鲁低俗，应该是组织培养的对象，可为啥就上不去呢？因为不在同一个班，平时接触也不多，我心里总纳闷着。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也应在了他的身上。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大吼一声，震惊了全排。大家都把目光往他那里瞟去。这吼声“如雷贯耳”，一点也不为过，闷响，干脆、突然，起得快，停得也快，接下来便没了声响。只见他摊开被子躺在床上。据后来了解是对班长的批评不满，因此大发“雷霆”。

看来他的性格不但内向，还有点怪癖。平时很少与人交流交谈，不但是自我封闭起来，还有点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意味。不能自我批评，又不愿接受别人意见，在这个战斗集体里自然是大忌。我们都为他的性格“短板”而感到惋惜。

一个老兵对我说，老关能那样诚恳认真地教我查字典，是很难得的一次，算是很看得起我的。我想，应该是我的“虚心”态度“感动”了他的缘故吧。进而我又猜想，如果领导能给他多一些展现自己的机会，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人的性格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改得了的。19**年春，他比同年入伍的老表还早一年退伍了。

老表和我同一个班，他是江西玉山籍人。因为全连就他一个江西兵，所以平时大家都不叫他大名，而只呼“老表”。他心知肚明，也“当仁”不让，有叫必应，“嘿嘿嘿”咧着嘴笑笑。班长分配任务时，也是“老表”地呼叫。只有排长点名时，才喊“欧俊虎！”

他大概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匀称，体格结实，做事也算麻利。他的随身武器是一挺仿苏53式转盘轻机枪。执勤时，肩膀上披戴着嵌围脖子的帆布垫肩，好像古代将军的肩胄。左肩上右挎着三个装着实弹盘的弹袋，右肩上扛着机枪，负重30多斤。他步伐稳健，显得威风自在，信心满满。他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如果在战场上一定是个好手。

平时不论是国防施工、上操训练，还是荷锄生产，他都不落人后，就是有点桀骜不驯的乖张意味，平时吊儿郎当，顶撞领导，找茬挑剔，出言不逊，那也是家常便饭。

他是酒坊学徒出身，常常自吹自擂能喝多少多少酒。大家对他的“牛皮”有的是一笑置之，有的是嗤之以鼻。班长对他总是摇头叹气的多，点头认可的少，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一句“别再这样了，伙计！”一脸无奈的表情。

班长无奈，连长对他也只能“礼让”三分。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他和连长杠上了。

“你是俘虏兵，有什么资格管我？”

这个老表，当着全连干部战士的面，直愣愣地把这句难堪的话给连长扔了过去。

我们连长是1948年解放入伍的老兵，文化程度不高，修养还算可以。他也知道，对这头“犟驴”，不能发火。

“我是俘虏兵，但是党信任我，叫我当连长，我就有责任管好这个连，我也有责任让你不犯错误。”

老表的嘴巴是有些犟，但也并非不讲理的人。听了连长几句有理有节的话，他只能不作声了。

他不但和“小官”对闹，和“大官”也一样敢对着干。

据老兵们介绍，1961年他和几个战士到其他连队支援施工回来的时候，刚好有车去师部，就顺便让他们乘车归队。当时这里不通班车，副团长的妻子带着小孩也要搭着车去城关转车回家。一般情况下，驾驶室里的座位空着，也不会有战士去光顾的，可偏偏让老表瞧着了，二话不说，就拉开车门上座了。驾驶员赶紧制止，可他不管那么多，还振振有理：“副团长有功劳，他上来我自然让座。他的老婆有什么功劳？难道比我们白天施工晚上站岗的贡献还大？”说着点上一支烟，两眼朝天，对谁也不理会。

司机看这架势，知道他是个难缠的家伙。这时副团长正从远处走来，驾驶员连忙下车告诉他情况。

副团长倒是临乱不慌，走到车门前对着老表说：“这位小同志，你看我婆姨带着小孩上下车厢不方便，你把座位让给她娘俩，好不好？”

老表这才正眼瞧了一下副团长，又瞄了瞄站在前方不远处的娘俩，迟疑了一下子，终于做出“让步”的决定。

“好吧，好吧。”他带着自己的背包下了驾驶室。

“谢谢叔叔！”他听见后面小孩稚嫩的童音，回过头去，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

这是个和煦的解决。副团长不耍权威，老表也不占理不让人。让座给妇女儿童，既不失面子上的“威风”，也不失心里头的“自尊”；有理，也不失礼，还显得自己识大体，懂大义。这个老表，耍了横，还捡了个便宜。

他也有被嘲笑的时候。

一天晚上，我回宿舍准备就寝。刚进门就发现地上散落着几支香烟，不远处还有未开拆的三包。我们班只有老表一人吸烟，这些烟肯定是他的。往他的床铺一瞧，他早已躺在床上了。

我一边捡拾地上的烟，一边调侃着：“老表，你是嫌这牌子的烟不好，明天改抽高级一点的？”

“哼，还高级个屁！”他愤愤然的声调，还带点委屈，“连这烟都抽不起了”。

这个整天无忧无虑，大大咧咧，好像老子天下第一的老表，遇上什么问题了？

原来，他今天收到家中的一封来信，说是家里现在有点困难，问他来部队两年多了，可有积蓄，寄20元回来，帮忙渡过难关。

我们是义务兵，每月六七元津贴。他每天一包香烟，刚好够他的烟钱开支，哪来的积蓄？于是把怨气全撒在该死的香烟上。他天真的想法是，我把买来的香烟都扔了，以后自然就断了吸烟的念想，再以后自然也就有了积蓄！

想法很好，可决心难下呀。说他能断烟，全班没一个人相信。果然，第2天晚上，他就从我的挎包里拿回了那三包香烟。

“唉！真难熬，受不了喉咙的痒。”他拿烟的时候，脸上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只好这么自说自话。

他点了烟猛吸了几口，好像要把这两天的“赊账”全补回去。

幸好是晚上，昏暗的油灯光线替他遮掩了窘相，也免除了一些尴尬。但大家早都心知肚明，谁还指望他“说话算数”。只不过从此以后，同志们时不时地会拿这说事，调侃嘲笑，刹刹他的乖戾气。

当然，他说话的“刺头”收敛了一些，可露脸找茬的劲头依旧不减。

1962年冬天，团长来连队检查工作。他看见大家的投弹成绩不怎么理想，能投50米以外的没几个，就在训练场上讲投弹的重要性和自己的体会要领，顺嘴就说自己过去能投60多米远。正要解散队伍的时候，这个老表不知什么时候溜出队列，两手各抓着两个训练弹，走到团长跟前，嘿嘿微笑着：“团长，你现在试试看还能不能投那么远？再顺便讲解讲解。”

全连都被他的这个举动惊呆了。连长指导员更是面面相觑，一脸愕然，心里肯定恼火：“就你老表会找事！”

我们团长是1943年入伍的老兵。当时能当上中校团长的没几个，他算是军中佼佼者。和他同时期入伍的，大多还只是股长职务。我们营长还是1941年入伍的，也只大尉军衔。他1966年又一次到我们连队检查工作，从阵地上下来，经过我们排的晒衣场，对指导员说：“这个晒衣场有个缺点。”不过他没有明说，陪同的人也都没有回答。当指导员在会上说起这事的时候，我很佩服团长敏锐的眼光。我们排的战士，天天从这里进进出出，未必有几个注意它的缺点，而他只是路过一瞧，就能捕捉到其中不足之处，显示出一个指挥员不同一般的军事素养。

他是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哪里会被老表的两颗“突袭”弹吓蒙的。团长当即脱下外套，活动了几下手臂，把4个训练弹全投在50米线以外，又叫老表也试试，结果都不过50米线。老表还算识趣，谦虚地连连说：“差得远，差得远。”

他是老表，自然不怕辣，只是那不怕的水平让我吃惊。

1962年国庆过后，老蒋自知“反攻”无望，改为派小股特务袭扰沿海。我们班就到长门渔村驻防。一天晚餐，辣椒炒得太多，饭后还剩大半搪瓷碗。排长开玩笑地问道：“谁能把它全吃下，今晚免了站岗。”这个老表的风头劲又来了。当然，他有他的底气，毫不客气地接过碗来，用勺子舀着一口一口地就那样干嚼着，硬是把那碗辣椒全咽下肚里去了。全班几双眼睛看着他嘴巴一张一闭，吧唧吧唧的，都惊得直摇头。这也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全国有名的辣三角中的江西一角的威力。

他不但是吃辣的“能手”，也是吃肉的“高手”。1963年春节，是我到部队后过的第一个大年。我们连队有自己种的油菜，自己养的猪，节日的菜肴自然丰盛。吃到最后，每人碗里还剩不少猪肉，倒了难免可惜。班长问老表：“能不能‘解决’？”老表二话没说，把大家碗里剩的肉块全扒到自己的碗里。我估摸着，应该不少于半斤吧，可他竟三下五除二，也全下肚里去了。难怪他的身体那么壮实，和我相处的几年里，他没病过一次。原来他体内的“仓廪”中，既有抗病的辣椒，又有包含足够能量的脂肪蛋白质。

春节过后不久，我们班又到长门村去驻防。这一次，老表可以说是“败走麦城”，灰溜溜地在全连面前，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

有一天晚上，老表轮值最后一班岗哨。按常理，临近天亮，又是当天的低潮时间，特务是不会选择这时段登陆上岸的。不知啥的，他在哨位附近的水溪旁，仿佛觉得有一个人影闪过，可是认真听着，仔细瞧着，却全无声息。他顿时慌了神，全班人员也立即出动，连轮值的民兵也都起床来协同搜查，可一直到天亮，还是没有一丝踪迹。

班长犯了难：是老表精神恍惚，心生臆象，还是真有其事？他想着老表也是三年的老兵了，不至于那么幼稚吧，不敢大意，报告了上去。连里接到报告，同样不敢怠慢。大家早饭还没吃，全连出动，赶赴长门，展开搜查。

这天刚好是星期天。大家都盼着休息日处理个人事情，可偏偏又遇上这件事。敌情那么紧张，同志们饥肠辘辘，围着小溪旁的边边角角，转了一圈，接着又往山上攀爬，全山搜索。这山不下60度的仰角。步枪手们倒没有太大的困难，把枪斜背在身后，两手都可以抓住杂草灌木，一步一步地向上爬去。最难最苦的是轻机枪手。他们肩挎10多斤重的实弹盘，一只手要握住肩上20多斤重的枪身，另一只手又要抓住一切能稳住自己身体的草木枝条，两只**替蹬着脚底的着力点，艰难地和其他同志一起往山上攀去。其艰苦吃力，可想而知。

折腾了一个上午，大家累得筋疲力尽，全身上下，汗渍可见，可连一张纸片也没有找到。这场虚惊气得大家怨声连连，都怪这个老表“混蛋”。

我们排的一个副班长，扛着轻机枪，累得腰酸腿软，呼呼喘气，一眼瞧见老表，指着他的鼻子吼道：“欧俊虎！”恨不得把他撕了吃下。这时也不叫老表了，而是连名带姓一起抠了出来。

“你的哪根筋弯了，让全连都来帮你捋直？”

老表知道是自己“错报军情”，连累了大家。只能咧着嘴嘿嘿地傻笑：“我确实是看到了一个人影……”。他全没了往日的神气，好像蔫了的一片叶草。

这个副班长不依不饶的，又指着我说：“如果是他还可以原谅。……”

话还没说完，集合的哨声响了。他急忙着往回跑去，不甘愿地又转过头来对着老表哼叫：“三年的干饭，都白吃了！？”

说起这事，也确实难为了老表。当时，老蒋派遣的小股特务，经常暗渡骚扰，很是猖獗。全国上下，特别是沿海军民，战备观念的弦绷得老紧，哪敢有一丝疏忽？万一有个纰漏，谁担得起责任？宁可信其有，也不敢断其无呀！

只是老表背上的这口“白锅”，是他自己“制造”的，虽然有点委屈，但一点也不冤。

我们班单独在外执勤，虽说有时排长也在，但具体事务都是由班长安排。别看班长文化不高，脑子却“鬼”得很。常言道，姜是老的辣，一点没错。排岗的时候，他就暗藏玄机。他把排长的岗时排在我的后面，明摆着是要我去叫唤排长来站岗。他为什么不安排老兵去叫唤？他们觉得拉不开面子，于是这不好意思的差事，就让我这个不谙世事的新兵蛋子，上去“叫阵”。只是我在看轮流表时没有反应过来，待要换哨的时候，才觉察出来，可为时已晚，只好硬着头皮前去叫唤。

还好，排长的警觉性很高。我只在他的脚背处轻轻一拍，他立马醒过来。可能是他深知责任重大，即使睡着了，也是半睁着一只眼吧。要是他没反应，我是不准备叫第二遍的。

排长走了以后，换来了炮兵范副连长。他是1946年的壮丁，台湾籍，不知道是哪一年解放入伍的。当时上面有干部下基层的要求，又因为我们连换装的新炮还没下来，他就到前沿来和我们一起，深入第一线了。

按他的军旅经历推算，大约也只有40岁左右，可他胡子拉碴，须发斑白，看起来有50岁出头的样子。班长还是老套路，把他的“岗点”托付给我。每次换岗，我都不忍心叫他，可每次都是他自己看表，准时让我下岗。他每次来的时候都会说，站岗对他来说只是“家常便饭”，不要顾虑，到点就叫。一两次后，我很自然地“到点就叫”。

他为人平和，没有架子，也没有官腔。晚上他和我们轮流放哨，白天看我们要去砍柴，他也到村民那里去借柴刀，跟着上山。闲余时光他和老表下棋聊天，两人边下棋边吸烟，真是难得一对。老表是臭棋，棋瘾却很大，输了还想翻盘，赶上吃饭，还要饭后再弈，弄得范副常常叫苦不迭。于是把我推了出去，说是要连剃他几个“光头”，叫他以后看到车马炮就发抖。他自己却赶紧溜之大吉。这个老表，虽身经百“败”，却依然本色不改，哪里那么容易就发抖？害得我也连连叫苦。

我们班回连队后，范副还会经常逢休息日到排里来下棋。有一次烟抽完了，就掏一元钱叫一个小战士下山到渔洋垾去买四包“黄金龙”牌香烟。碰巧店里断了这牌烟，小战士就自作主张买了三包“飞马”香烟。范副自言自语道：“呃，灵活机动。看来我也要学他灵活机动。以后每天少抽5支，不然第4天就冒不了烟了。”老表接过范副递过来的烟，嚷道：“叫穷。一个月100元，还叫穷！”

老表和我相处的最后两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祛除了放荡不羁。自由散漫的坏习惯，尽了一个老兵的骨干职责。特别是在训练和施工中的表现，他给领导和同志们都留下良好的印象。在1965年退伍前，连里还特地将他由下士副班长晋升为中士，算是对他5年军旅生涯的肯定和褒奖。

范副连长的职务是上不去了，19**年晋升上尉，1966年转业到闽北粮食系统工作去了。

现在算来，范副已是90出头的老爷爷了，而我们这些当年的新兵老兵们，也都是耄耋之辈了。

只要人健康，念怀也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