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排排三个“排头兵”

有一个排长说他不是“官”，只是个“兵头”。这种说法肯定不对，“兵头”应该是班长，他算是“官尾”。当然，说法是说法，叫法肯定还得叫“排长”。

每天集合的时候，排长总是站前面；出操的时候，他也跑在前头；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还走在第一个；睡觉的床铺，也是第一床。因此，说他是“排头”，最为贴切。如果硬要和“兵”拉扯在一起，那就叫他“排头兵”。

我当了六年兵，历经三个“排头兵”。他们各有不同的性格和办事风格，心底里、面子上“人格”也大不相同。现在，就来排排这三个“排头兵”。

第一个排长是浙江诸暨人，1956年入伍。和我相处不到一年，他就退伍了。他为人平和，处事公平，和大家相处也算融洽。遇到班长和战士闹纠纷的时候，他都是个别谈话，分清是非，以理服人，从不训斥和当面严厉批评。我刚入伍的那会儿，正值湿热的夏天，身体不适应，思想有起伏，不到两个月就住院疗病。他总能背后开导，有时在无意间指出我的问题，让人心服口服。我们班有一个1961年入伍的印尼归侨兵，在他的帮助下，成了学习标兵，经团里评选，参加了军区学习积极分子大会。

因为他随和，也会找乐处，因此在长门村驻防时，他才会和老表打赌吃辣椒，让老表免站一班岗；也因为他随和，班长排哨的时候，我才没有什么顾忌去唤他接岗；也因为他随和，不管新兵老兵，我们都经常到他的房间里闲坐聊天。

那时排长有个单间卧室。晚饭后没什么事，我们都会到他那里闲聊，他从不嫌弃，或借故赶离我们。有时闲聊中间，他临时去连里开会，也不会起身关门，我们也会一直坐到他回来，再接着聊下去。油灯没油了，我们也都会主动地帮着添油，从不分你我彼此，直到熄灯就寝号吹响，我们才会走出这个房门。

有一天晚上，我发现他的房顶的棚下挂着三条黄鱼干，蛮大的，估计得有一斤半以上的鲜鱼才能剖晒成这么大的干鱼。不知他什么时候买的，估计是要带回家的土特产。我当时不知怎么脑子一热，就建议把那鱼干拿来煮着吃。他也不犹豫，笑着说：“想吃就拿吧。”说干就干。我和另一个新兵马上行动，张罗着拿铝菜盆当锅，现成的铁桶里放上木炭，再到菜地里砍一棵花菜；待煮熟了，谁想吃就拿筷子夹，热热闹闹的，吃完为止。连续三个晚上，把那三条大鱼干全处理了。

哎呀，说起来真是惭愧。那时的我怎么那么嘴馋，又那么手脚勤快的。恐怕也只有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不知深浅的才会做出这等糗事；也只有碰上这样随意平和的排长，才会出现这样让人温馨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会“投桃报李”。那时我们为了种油菜用的土肥，都会挖些草皮土块，在场地上烧熏，常常会把自个种的地瓜塞进火烧土中烤熟，也会顺便捎给排长，他也很高兴，从没不屑的表情。有一次，他吃到一个酥糯的红心地瓜，开心地笑了起来，连连说：“嗯，还是这种地瓜好吃，甜！”

他的退役，他本人和同志们也都早有预感。因为一年多前，他的家庭成分在复查中，被定为“地主”。他的军衔也一直悬在“准尉”上，没有晋升。次年3月，他带着准尉的军衔，走了。当时我驻防在长门村，这事以后才知道的。他临走时，我们没有去送行，很是遗憾。据说他被安排在水电站工作，不知现在情况如何？他是否还记得那个冬天的夜晚，提议吃掉他的三条大鱼干的那个新兵？

他走后，那个单间卧室再也热闹不起来了，常常是孤灯寡影，连去探头的人也少得可怜，因为来的是另一个“排头兵”。

只是这第二个“排头兵”，不说也罢！。。。。。。

可是，才摁下舌头，那多年的思怀念想情结，又爬上了心头。几年的相处，许多场景，许多话语，都历历在目，印象深刻，哪能就轻易拂去？

他也是1956年入伍的兵，据说不是步兵出身，而是工兵转行。他刚来的时候，我也曾到他住的那个单间，和他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话。

“哦，排长，你的名字和一个将军同名呀。”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整理书本，书面上的签名和一个名将相同。

他头也不转过来，轻轻地“哦”了一声，再也不搭理我。仍旧背对着我，继续倒饬桌上的书籍。

我看话不投机，默默地退出。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走进那个单间。

他的做派有点怪，做事很少考虑原则，全凭自己的喜好与感觉，说话也不经脑子，舌头全由兴头控制。至于工作方法，为人还是心胸，和上任比起来更是天壤之别。这样的做派，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和他接近。

当然，人以群分，老虎也有三个朋友呢。投其所好者，也自有人在。一来二往，他就在这些人脸上贴金、赞扬，甚至提拔、调升，也不乏例子。有一个19**年入伍的战士，平时的表现只能算是中下水准，可被他摄入法眼，第一批晋上等兵，第一批提副班长，还推荐到骨干集训队轮训；1965年取消军衔制前，又被突击晋升下士。一个表现一般且在同志们的口碑中很差的战士，尚能如此出镜，那稍好一些的“下属”，自然是锦上添花，鱼跃龙门了。

而他看不上眼的，不待见是自然的。不批评训斥，算是好的了。表扬吗？金口难开；调升吗？离着远点！机枪班刘班长是战士党支**员，常在我面前唠叨：“你的命不好哦！你的命不好哦！”其中玄机，我自然明白。如此这般，他和战士们的关系自然不会好，和他公开对撞的副班长就有两个，暗地里较劲的，那就甭说了。连里也知道他的做派不怎么公道，可不知为什么，总是顺着他。

一天早晨，四班从阵地上执勤回来，战士们刚放下背包，正忙着卸装身上的枪支弹药。不知排长心里有什么排泄不了的怨气，还是看哪个战士不顺眼，竟发起无名火，劈头盖脸地吼叫道：“看你们这乱糟糟的样子，好像是打胜仗回来似的！”这扎人又没道理的话，谁受得了？！班长为了照顾他的面子，不愿在众人面前发声，而对他的做法本来就看不惯的战士，可咽不下这口气。一个姓邹的老兵马上大声回应道：

“你怎么说话的？我们不是打胜仗回来，难道我们是打败仗回来？我们辛辛苦苦一个晚上，你没说一句好话，还来刁我们，训我们！我们哪里错了，你指出来呀？”

他无言以对，只能悻悻地走开。面对这样的“排头兵”，真让人无语。

全排弥漫着沉闷的空气，没有阳光，只有朔风。大家心中都明白，这里是西北荒漠，春风不度。

这又让我想起1963年冬天的一件事。那时我们驻防在天堂渔村。他和班长先前勘察过地形，把我们的住址选择在离海边不到50米远的一户百姓家中。后来团里的宣传股长来到这里，给我们宣讲**“四清”精神，住了三天。临行前给班长建议说，根据他的实战经验和当前对敌斗争的形势，首先要保存自己，还说只要发现了敌人，就不怕他们逃脱，因此希望我们最好搬离这里，到离海边约200米的一处地势较高的百姓家中去住。我们搬到新址不久，排长又一次到这里，发现住处不是他原先定的，很有意见，喋喋不休。班长解释了很久，他仍难以接受，临回前还交代说，“最好”搬回原处。

说实话，原来的住处离海边也太近，哨兵稍有疏忽，我们全班都有危险。军事斗争有时是消灭敌人为先，保存自己暂后；有时是保存自己为重，消灭敌人暂缓。要根据不同情势，采取不同策略。后来团侦察股长到此检查防务，甚至福安军分区司令到这里检查民兵工作，都在这里住宿。他们也都认为住在这里的选择是对的，是符合当时斗争实际的。

可他为什么一直坚持己见，并耿耿在心呢？

我妄自猜测，是他自己的虚荣心在作怪。

一个人对一个地理位置的优势看不出来，是可能的，但当别人指出来了还看不到优劣互比，那岂不是和新兵的军事素养差不多？他显然认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了，这不就是自己的军事素质和认识水平比别人差吗？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他一定要说了又说，让全班同志信服他的“道理”。他是把自己的“面子”、“威信”看得比战斗的胜利，比同志们的性命更重要的人。军中有一句流行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由他主事，我们都得“熊”了。

1965年初夏，他被抽调去协助管理营部的营房建设。这也算是回归他的工建本行。

1971年，有人在明溪县城关建设兵团二师师部碰到过他，据说，他仍是排长。

而那个邹老兵，1966年退伍，回上海原籍，被分配在安装公司工作，每月工资47元。他给我来的信，写了两张纸，说了许多话，我都忘了，只有最后一句，记忆深刻：“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986年，我到上海出差时，业务对口单位在九江路80号，离他家的弄道不足百米。我很想找他叙叙旧，只可惜忘了门牌号码。我站在弄口，望着长长的弄道，只能是望弄兴叹，怅然而回。

第三个“排头兵”，和前两位截然不同，独具一格。

第一任，正规正矩，没有闲话，没有私情，像个“官”，像个“长”，可称“排长”。

第二任，坐在排长的位置，没有排长的素质，没有应有的涵养，一点“样子”都不像，只能说——“不好说！”

第三任，姓阴，人却不阴。他说话做事，比较直率，没有当官的“套路”，在同志们面前，也爱说些笑话，使全排一改过去阴霾密布的郁闷，因此，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只是他爱耍一些“阴招”，让有些人承受不起。“排头”的称谓用在他身上，合适，也没有冤他。

他的射击成绩如何，不知道。他们干部打手枪，和我们不在同时进行，也从来没有公布过成绩，只是刺杀对练，全排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有一次，连里组织战术射击的实弹演练。每人实发的子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得多。班长的冲锋枪子弹25发，增加了一倍还多。大家的高兴劲儿，可想而知。一个个美滋滋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五班长带领一个战士在碉堡里对标靶射击。刚击发两个点射，就听见排长的叫声：

“哎呀，赶快扶班长下去包扎，他受伤了。”

五班长感到莫名其妙，有一点发愣，因为事先并没有这样的“安排”，但他马上醒悟过来，一定是排长不怀“好意”。

“排长，一点轻伤，我不下火线！”又打出一个点射。

“不行不行，先下去包扎！”排长硬是把他给拽到边上，还煞有其事似的嘱咐一旁的战士：“给他上止血带。”

五班长刚往边上靠，看他下一步还有什么鬼动作。这排长那容得他看，端起五班长的冲锋枪，“哒哒哒”就打出两个连射。

五班长心疼得不得了，夺过冲锋枪，喊道：

“四班的阵地快丢了，还不赶快组织支援！”

只可惜枪里只剩下不多子弹，五班长也只能单发射击，慢慢“品尝”了。

说起实弹射击这档子事，也不能全怪排长“偷食”。当时我们国家太穷了，付不起更多的弹药费用。虽说每发子弹才8分钱，但也相当于一个农民半天的伙食费了。炮排的五七加农炮，据说每发炮弹一两黄金，更让战士们咋舌了。因此我们每年的实弹射击才一次，每次步枪6发，自动枪8发，实在是少得可怜。难得这一次上级这么慷慨，大家自然觉得是机会难得，很想好好解解手中的“痒”，而排长却只有看的份。若是诚实的排长看就看呗，而“阴”排长哪肯这么老实“就范”，自然挤出鬼点子，想占点“便宜”，只是他利用“权力”，导演一出班长“受伤”的骗招，有点“小人”意味。

他也感到自己的做法有点不“地道”，事后对五班长开玩笑似的说道：“等你以后当了连长，也这样待我，我绝对没意见。”

五班长气还没消：“我当连长？第一天就关你禁闭！”

阴排长不但和战士们开玩笑时，嘴上没把门的，有时对上级也是嬉笑不羁，令领导尴尬难堪。

我们副连长姓尤，提干前做民兵工作，因此与当地民兵的关系很融洽。有一天，民兵到连队洽谈工作，照样称呼他“老尤”。闽东人说话是轻声发音，阴排长又有心作弄，故意把音念歪，把“老”音往“勒”上靠，民兵走后，问道：

“副连长，我刚才怎么听他们叫你‘勒尤’？”

这个发音，在当地语言中，是一句不雅的骂人话。排长的玩笑开得也忒过分了。

刚好我从他们的背后经过，便有意放慢脚步，“偷听”他们的对话，看他们如何收场。

不知是排长没看见我，还是以为我听不懂当地方言，把脏话当玩笑。我从新兵起就和老兵一起学本地话，又有几次驻守渔村，和当地百姓常有方言交流，因此，一般的对话还是听得懂的。

“我就知道你这个阴阳怪物没有一句好话，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副连长面对这样的排长，又不好发作，一半是生气，一半是无奈。

排长仍是笑呵呵的，揪着自己的耳朵：“怎么，难道我听错了？”

“你没听错！”副连长有点不高兴。“他们是人，说的是人话。你是‘鬼子’，说的是‘英语’。”

副连长这句话回答得很妙。明指，你是世界公敌，美国鬼子，自然讲英语；暗指，你是“阴”间的鬼子，自然也是讲“阴语”（鬼话）。

两人都呵呵呵地笑着，好像提示着对方：别想从我这里占到便宜！当然两人也都明白，都是自家的姓“命”不好，被人家抓了个“突破口”。

排长这么“肆无忌惮”，大概是他们俩的资历相仿，入伍时间仅相差一年，况且副连长也是刚提拔不久。在连长指导员面前，他虽然也是嬉笑挑刺，撒野自如，但也不敢说这样难听的话。

1967年冬天，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室外高呼“万岁”，大喊“健康”。每个排为了体现作风迅速，争先呼喊。有的战士刚套上衣服，提拉着裤子，抖瑟着身子，跑到室外去完成这一“任务”。排长看着这样下去，必定会冻坏身体，于是在一次晚点名会上指出，要表示真心和虔诚，就必须着装整齐，不能这么衣冠不整。比别人慢半拍没关系，心诚第一。从此以后，我们排的“呼”声是比人家落后了，但严肃、正规，起码在外观上，仪式比人家庄重得多了。

对这件事的处理，就显得阳光、透亮，一点也不“阴”。

我不知道这股“喊风”要到啥时候才会停歇。马屁精在推出这股“喊风”的时候，一定会拿着棍子在一旁伺候着的，谁敢叫停？我想，恐怕要待到“健康”的人不健康的时候吧。

说来奇怪，在**权力处于顶峰的时候，就连朱老总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都有人给改成是他的，而在他摔死之后，却连他在本来位置上的名字，都要除去。我的退伍证书上，本来有他任国防部长的印鉴，还有名噪一时的题字。大概是1973年吧，上级统一收回证书，说是换发新证。我们信以为真。结果发下来一看，仍是旧本子。只不过把有**名字的那几张都撕掉了。现在的证书，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张纸，上面除了本人的照片和名字，就只有毛**的一帧像和撕证机关“三明军分区”的大印章（没有签上时间，不知何故）。其余的信息随同**的影子，一同见鬼去了。

我们本子上是没有了**的“影子”，而其他本子上的呢？你搜缴得完，撕扒得净？有些人专干这种事，向有权的人拍马屁，又用另一个马屁反拍掉坑的了。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全社会最不齿这种人渣。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尊重历史真实。“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哪个人编的，也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捏造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只要我们把事实真相留给子孙后代，他们自会甄别。近来在南昌发掘的海昏侯墓葬中，发现了许多资料，有历史学家就初步推断史书上（当然包括著名的《汉书》）对刘贺的说辞，可能是霍光之流的污蔑。苏联时期的普列汉诺夫，虽然后来成了孟什维克派，但列宁仍然肯定他对劳动者阶级运动的功绩。在对待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而不应该与斯大林为伍。

这时已不是《亮剑》中的“李云龙”年代。头脑灵活，军事素质上乘，也不是衡量干部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我们退伍没几年，这第三任排长也走了。

战争年代的军事干部，有实战可以检验。和平时期则不同，全凭上级拿捏。军事硬件不重要，政治思想软件又像弹簧，可伸可缩，那些巧言令色、投机专营之辈往往得势。我也曾和一个“38式”的退役老团长闲聊过这事，他承认，有些干部确实“差劲”，“没水平”。他也直摇头：“不知基层怎么把的关。”我在建设兵团见过两个现役军官，一个很有“派头”，1958年入伍的，走起路来晃悠晃悠的，常在团部周围溜达招摇。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他是团首长呢。实际上腹中空空，人们背后叫他“草包”。另一个是1968年入伍的，1971年从部队直接调来的排长，很有“看头”。他在战士们面前说话做事，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常常令人暗地发笑，指导员见了也摇头叹息，人们背后称他为“丑角”。大约过了半年，他又被提拔为副指导员。人们对他们是怎么提拔上来的，议论颇多。难道真的是他家祖坟连系着“龙脉”？可部队毕竟是要打仗的，冀望这样的人能带队上火线？打胜仗？难道战场上也有“龙脉”可以“荫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