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 烽火仁心-03

——纪念援华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理查德·布朗

在中国，理查德·布朗医生的名字较少为人所知。

但在四十年代，某些中国和西方的出版物称他是美国医生，1943年，宋庆龄在统计参加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外国人士名单时则清楚地标明布朗医生是加拿大医疗传教士。

我个人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没有看到有关他的传记和经历的详细资料，只在网上看到了一部分他在中国时期所写信件，寥寥数页纸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和坚决支持中国抗日战争之决心。

他更用行动表明，他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是积极投身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一位“未曾被颂扬的加拿大英雄”。

理查德·布朗(Richard F．Brown)1898年12月1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邓斯特布尔(Dunstable)，在1909年，举家移民加拿大，定居于多伦多。

他在多伦多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在小学和中学时，就热心参加宗教活动，曾是很有声望的圣詹姆斯大教堂(St．James Cathedral)儿童唱诗班的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参加了加拿大赴欧洲作战的远征军，服役期间因头部、背部等处受伤回国。

战争的经历引发了他对医学的兴趣，1922年，他讲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习；

193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28年1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曾在中国河南开封传教的圣公会传教士，他为海外传教工作所吸引，决心将宗教的热情化为行动。

同年，他接受了河南圣公会的邀请，决定前往圣保罗医院任职。

在去中国之前，他认真进行业务方面的准备，曾到英国热带(Tropical)医学院进修眼科等专业，以适应中国环境的需要。

圣保罗医院是1912年由加拿大圣公会多伦多市圣保罗教堂的教徒捐资6000加元兴建的，1914年正式落成。

医院最初建在河南开封市，1915年迁往河南商丘，抗日战争爆发前，医院已具有相当规模，是豫东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医院。

布朗医生来到商丘后，很快适应了环境，他以高超的医术赢得了同事的尊敬，尤擅长眼科手术，是当时中国做白内障手术的专家之一。

他还熟悉各种医疗设备，为圣保罗医院设备的改善和更新作出了贡献。

他为人随和，对中国病人十分关怀和同情，来中国后努力学习汉语，很快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使他更容易与中国人沟通，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医疗服务，希望为贫穷和缺医少药的中国人做更多的事情。

抗日战争：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逼近河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布朗医生陷入深深的思考，他是坐等日本人到来，继续留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商丘圣保罗医院，还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选择了后者。1938年2月，他前往武汉办理护照延期手续和处理医院的一些事务，同时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

他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史沫特莱处得知，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及地方游击队正在中国西北部坚持敌后抗战，处境十分艰难，特别是缺医少药给部队带来极大困难。

史沫特莱正在广泛动员舆论界和友好人士积极给予支持。

他还了解到，白求恩大夫和加拿大护士尤恩刚从武汉前往延安，准备帮助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现正在旅途之中。

布朗医生回到商丘后决定利用自己三个多月的休假到延安去，尽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些事情。

他和另外一位在河南服务的医疗传教士，当时担任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国际红十字会主任的麦克卢尔医生(Dr．Robert McClure)同行。

布朗于1938年4月6日离开商丘圣保罗医院前往西安。

他在西安从国际红十字会申请到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然后搭乘属于国际联盟流行病联合会的车前去延安。

临别西安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每个人都羡慕我的机会，我满怀兴奋，激动不已！”

4月17日，布朗一行到达延安，和同行进行了交谈。

随后，麦克卢尔医生返回西安，布朗决定留下，加入白求恩大夫组织的“八路军加美巡回医疗队”。

这是白求恩大夫当时在官方通讯中使用的名称，目的是为了争取美国各方的物资援助，事实上，当时医疗队的三位成员都是加拿大人，即白求恩大夫，布朗大夫和尤恩护士。

4月24日，布朗与白求恩一行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次极其辛苦和忙碌的行军，他们在前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五台山的旅途中。

沿路在八路军的重要驻地停留，平均每一地住三四天左右，他们抓紧时间考察当地伤病员医疗的状况，亲自参与治疗，尽可能多的为伤病员动手术，并帮助整顿医院和诊所。

布朗医生曾记下了当时工作的情景：“在八路军120师的辖区，我看到在一个村子里就有1400名伤员，而这里完全没有医疗设备和手术器具，我和白求恩大夫在这个村建起了第一个手术室，但我们能给他们留下的仅是很少一部分我们自己也不充足的设备；”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到达这里，沿途都是伤病员，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手术，并保存了记录”。

历时近两个月的艰辛跋涉，布朗和白求恩大夫于6月17日到达五台山。在五台山根据地，布朗和白求恩大夫朝夕相处。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交谈，特别是在晚上”。

他是白求恩大夫的翻译，同时，作为出色的外科医生，他日以继夜地救助伤员，后来他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一次广播节目中曾回忆道，在与白求恩大夫相伴的日子。

“我的日记告诉我，在三个月内我一共做了365例手术”。

在离开五台山根据地的前一天，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今天“除了许多访问之外，我做了九例手术，这些手术是取出子弹、炮弹片和坏死的骨头。”

布朗三个月的假期很快就到了。

7月13日，他踏上了返回西安的旅程，这段650公里的路程他走了42天。返程中，在陕西东南部，他访问了八路军总部。

筹建国际和平医院：

布朗医生三个月的战地服务令他难以忘怀。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军的血腥暴行，看到了八路军将士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的英勇精神，切身感受到敌后根据地缺医少药的困境。

当他身在前线时就决定要立即着手筹备一个为伤病员和平民服务的医疗项目。

1938年6月6日，他在前线发出的一封信中写道：

“沿路皆是一种悲惨的、令人震惊的情形。许多伤员得不到照顾。有些人几个月一直躺在肮脏的床上。在一个地方，许多战士完全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都很脏，半数在挨饿或因败血症而慢慢地死去。……对所有的病人的常规血液化验，血液血红蛋白平均70％，它意味着需要100位医生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医治这些人，而且要用很多钱。许多战士因冻伤而失去肢体和手指，发展成坏疽。必须立即救助一批衣服和被褥，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在一家山区‘医院’，有175名伤病员，没有一只鸡，甚至买一个鸡蛋都要跑30里路，需要是巨大的：钱和医生。明早我们将要赴最后一站：五台山。我计划要去汉口请求帮助，有可能还要到上海和香港。……千万请你们尽可能地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特别是伤员。”

8月初，布朗医生回到开封。此时他得知自己早已被圣公会除名。

事实上，他与圣保罗医院的领导早有意见分歧，他曾率直地批评教会和医院更为看重等级和个人的威望，而没有尽职为老百姓服务，没有尽力去帮助减轻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次他的前线之行更是受到教会有关人士的多方责难。

“更坏的是，我被打上了**的印记，所以，除了分手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同月，他前往汉口，多方为八路军争取医药援助。

1938年8月27日，他曾致信华中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马克斯韦尔博士(Dr．Maxwell)，谈到了他要筹建国际和平医院的计划，并希望得到华中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

“我曾访问过山西和陕西省，在山西北部和陕西，我看见到处都是受伤的战士和敌后游击队员，许多人由于不能及时做手术，从而再也不可能康复了，在许多地方，我看到伤员因败血病而慢慢地死去，这对宣布要对贫穷和无助者施行救助的那些人是一种挑战。”

“这些人的需要是：药品和医院的设备、钱、受过训练的医生、我们的同情和尊重。”

“我打算再回到陕西去为军队和平民中的伤病员服务，他们希望我与一些医生和护士一起回到这个地区，并尽可能带些医疗用品和钱，以便帮助和减轻伤病员的痛苦，给你描述一些情况以说明这种需要……”

“山西西北部由八路军120师占领。我看到在一个村子里就有1400名伤员，而这里完全没有医疗设备和手术器具，我和白求恩大夫在这个村建起了第一个手术室，但我们能给他们留下的仅是很少一部分我们自己也不充足的设备，在陕西东北部另一个八路军和敌后游击队的基地，这里有7个医院，在这个区域内，很多镇和村子都住满了伤员，大约有4000人(八路军战士和敌后游击队员)，白求恩大夫现在五台山，他是这个地区唯一合格的大夫，医疗设备极度缺乏，有些地区完全没有。”

“……我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在这个地区的政府部门……沿路到处都是伤病员，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尽量地照顾他们。总司令告诉我，自4月份以来，仅在这一地区就有18000名伤亡人员。此外，日本军队烧毁了许多城镇、村庄，……最受罪的是老百姓，他们无家可归，即将面对寒冷的冬天。”

“根据这些情况，我要求华中华红十字会尽可能地给予药品、手术设备和钱的援助，以便我能开办一个大医院，医治这些伤病员(军队战士和游击队员)，并为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儿童建立一个临时收容中心。”

“我打算立即筹款十万元以应急需，我请求红十字会至少能提供给我一半的款项，那一半我将自己去募集。”

为了募集筹建医院的资金，布朗医生前往上海、香港募捐，在募捐的讲演会上，他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战的情景和前线缺医少药的困境，并向听众宣读八路军总司令给他的信件，他的行动得到了中国人民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的热情支持。

布朗用募捐得来的款项和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在陕西东南部建立了一个国际和平医院。

“医院发展很快，到1943年，已有920名医护人员，组成12个巡回医疗队，在河北西部和陕西西南部地区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布朗本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看到新医院的落成，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当时居住在中国青岛，为了照顾家庭，他曾在青岛行医。

40年代初期，他加入了英国军队，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曾参与训练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军队中从事爆破的人员，担任过英军的医务官，还曾为被俘虏的33名德国将军做过医务官。

后来，他担任过联合国的医务官员。

布朗医生在中国的经历，特别是他与白求恩大夫并肩在前线救助八路军伤病员并积极筹建国际和平医院的事迹是令人难忘的，为大家所敬佩。

在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他不畏艰险，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努力奉献，为支持八路军的医疗事业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他用行动证明，他积极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虽然，他的家人和一些朋友曾经认为，布朗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称赞，他的贡献被白求恩大夫的功绩遮盖住了，为此，他们感到多少有些遗憾。

事实上，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帮助、支持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的。

布朗医生的事迹将会永载中加人民友谊的史册，历史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