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从军行－ 1944年（我15岁）

老兵口述回忆录：〖风雨从军行〗

口述：张学仁

1944年（15岁）

1944年是我们开始向鬼子发起反攻的第一年，也是我参军以来战斗最为频繁的一年。

1944年初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作为引子，让我在2个月后加入了中国**。

1944年2月，我们大队在铜山县的一座耶稣教堂里召开党员大会。

由于当时党员身份是秘密的，我也不知道连队里谁是**员。同时还因为年纪尚小，我对党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当时认为自己既然参了军，而新四军又是**的部队，那自已自然也就成了**员……。

那一天我无意中经过这个教堂门口，看见里面是我们连队的人在开会，我一边还嘟囔着：“怎么没人通知我开会。”一边就走了进去，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我还没听明白台上的人在讲什么，会就开完了。我见大家都站起来，知道是散会了，自已也站起来准备出去。

这时突然有人叫着我的名字：“张学仁，你不是党员，怎么会坐在这里？”

当时我也听得莫名其妙，不由反问：“你们都能坐在这里开会，我为什么就不能坐在这里开会？”

这时指导员走过来拉住我，告诉我说：“这是党员会议，你不是党员，所以不能参加。”

我觉得奇怪，就问指导员：“我们新四军是**的部队，我都参军2年了，怎么还不是**员……？”

记得当时我讲完话之后，连长和指导员都咧开嘴笑了。

后来没过几天，连长、指导员，还有专职**都来找我谈话，最后党支部开会认为我出身贫农，家庭及社会关系清白，本人参军后政治表现良好，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可以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

就这样，我在1944年4月加入了中国**，一排长刘金玉作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由于参军时我虚报了年龄，所以当年我的干部履历表上是1944年17岁入党，实际上应该是1944年15岁入党。

这个误会一直拖到1948年，我军进行“三查三整”运动，这时我才将自己虚报年龄参军一事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这才将我的履历表上的年龄更正了过来。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一排长刘金玉的下落。

1945年鬼子投降后，**发布命令进军东北，除调动新四军第3师出关之外，新四军所有的连队都要抽2名连排长组成一个干部团，由3师师长**统一带队进军东北。我们一排长刘金玉也被选上并抽调去了东北，从此再无音讯。

1944年3月，我们9连攻打陇海铁路北边的曹八集鬼子据点。我在这次战斗中，还负了一次轻伤，这也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负伤。

说来好笑，战斗中我侧卧趴在地上，结果让小鬼子掷弹筒的弹片在屁股上给挖了一块肉下来。好在伤口不深，后来养伤了个把月，伤好后就归队了。

这次战斗规模不大，也就打死3个鬼子，俘虏3个鬼子，再就是抓了60多个伪军。

这次曹八集战斗还闹了一个笑话，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挺逗的。

战斗结束后，我们打扫战场缴获了一个收音机。大伙围着这个方盒子，都觉得这东西有些古怪，可谁也弄不懂这是个什么玩艺儿。

后来大家想起团政治部主任尚安平是个知识分子，于是就请我们团卫生队长张传道找到他。

结果尚主任来了一看就乐了，一边笑一边指着我们说：“真是一帮土包子，这是一台收音机……。”接着他转动了几下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就吚哩哇喇就叫唤开了……。

曹八集战斗结束后，我因受伤被送到徐州附近凤凰山根据地的军分区医疗所，在那里住了一个半月养伤。伤情稍好时，我还和分区警卫排的战士们一起参加了开荒生产，自已种菜和粮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可能是响应毛**在延安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和影响。

当时分区医疗所的所长叫任凤飞，党支部**叫徐亚平。那时我还不到16岁，他们都30多岁了。

淮海战役之后，我就没有了任凤飞所长的音讯，但一直都还知道徐亚平**的消息。

解放战争后期，他也随二野新9院到了大西南，后来又随二野张国华的18军进军西藏，再后来就一直在西藏军区总医院工作。70年代他调到成都军区总医院当副政委，离休后在成都军区双凤桥干休所休息，2016年去世。

进入1944年之后，抗战形势大好。

这时小日本在太平洋战区被美国佬打得节节败退，只好从中国占领区抽调兵力。这样一来，此消彼长，我们新四军的生存环境也随之得到改善，整个新四军的战斗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长。

在这个时期，我们新四军的各个师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当时我们把这个特点叫作“各有各的名堂”。

有意思的是还有人把这些“名堂”编成了顺口溜：“1师打的仗多，2师的女同志多，3师的炮多，4师的骑兵多，5师的兵多，6师的机枪多，7师的钱多……”。

为什么这样讲呢？

“1师打的仗多”，这是因为1师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绝对主力，师长又是**，所以最能打仗。

“2师的女同志多”，是因为2师的防区为淮南，靠近南京、苏州等大城市，所以参军的女同志多。

“3师的炮多”，3师主要由山东八路军8个团组成的南下支队改编的，他们的地盘主要在洪泽湖以东的苏中地区，至于3师为什么炮多，其中的原因我一直也没搞清楚，所以不敢瞎讲。

“4师的骑兵多”，是因为我们4师的活动范围是苏北皖北大平原，地势平坦，适合骑兵作战，所以不但我们师里有骑兵团，下面每个步兵团都有骑兵连或骑兵排。

“5师的兵多”，是因为5师地处大别山和桐柏山，山里人家贫穷，当兵吃粮也是出路，所以5师的兵自然就多了。

“6师的机枪多”，6师驻地是苏南的太湖一带。据说当年苏联援助了国民政府一批军火，其中一部份是苏式转盘轻机枪。

结果不知什么原因，老蒋的**军觉得这些苏式转盘机枪用起来不顺手，后来就到了新四军手上。上级考虑到弹药配套问题，所以全让6师接收了。

“7师的钱多”，据说是因为这个7师的供应部长十分精明，而且还是新四军总兵站的站长出身，特别会作买卖，所以能挣钱。

这些顺口溜都是当年打仗空闲下来的时候，听一些干部和老兵聊天时讲的，至于讲的对不对，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记得当时他们一个个说得眉飞色舞，哈哈大笑的样子特别开心。在那个战争年月里，确实也没什么娱乐，大家凑在一起就是吹牛聊天瞎开心罢了。

到了1944年5月底，随着抗战环境的日益好转，新四军下属的所有部队都开始了整编。

当时，我们铜山县大队和睢宁县大队、宿迁县大队等3个县大队（营）合编成了新四军第3军分区独立一团。独立一团下设3个营，每个营3个连。

尽管我们由县大队升格成为了独立团，但依然还是地方部队性质，并不是真正的正规军。

那时的新四军实行两套作战体系，一套是正规野战部队，像4师下面的9旅、11旅，那就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另一套是地方部队，像我们独立一团就是军分区下面的地方部队。

这种两套作战体系的情况一直沿袭到今天。

比如现在我军西部战区下辖的集团军就是正规野战部队，而各地的省军区、军分区至县武装部，下辖的预备役部队及民兵，那就是地方部队。

直到1944年7月，上级又将我们苏北的几个独立团合编为一个旅，番号为新四军第4师第12旅，旅长饶子健，外号“饶豁子”，湖南人，也是一个老红军。从那时起，我们就从地方部队变成了正规部队。

再后来到了1946年解放战争，苏北的新四军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我们12旅在内的新四军第4师和苏北地方部队合编成了一个纵队，番号为新四军第9纵队，下面有十几个团，那时的纵队相当于军级。

当我们成立为独立一团之后，这时打的仗就比较大了，而且我们也开始由被动反扫荡变为主动出击日伪军了。通常是我们主动出击，攻克一个或几个据点，一次消灭上百个鬼子伪军。

这时我们不但主动攻击鬼子和伪军，同时也开始主动反击顽军，主要是反击那些接受国民党委任，留在敌后不打鬼子而专门搞****的顽军部队。

1944年7月，我们独立一团刚完成了整编就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独立一团与新四军4师9旅的27团一起共计5个营，其中我们独立团3个营，9旅27团2个营，前出陇海铁路以北、运河以南的山东地界，支援山东八路军115师的鲁南运河支队。

当时**指定的地域划分是山东的地盘归八路军，而苏北、皖北及江南的地盘归新四军，而我们苏北正好与鲁南接壤。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消灭盘踞在鲁南运河一带的顽军韩之龙部，这是一支国民党较强的杂牌部队。

当时的八路军运河支队，听说是他们的政委犯了左倾错误，将本可以团结成为朋友的地方士绅，也当成敌人一块打击了，弄得当地中农以上的老百姓全都站到国民党顽军那边去了。

这样一来的结果使得八路军运河支队处境十分恶劣，八路军根据地的北边是日本鬼子，南边是顽军韩之龙部。鬼子与国民党顽军有勾结，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往中间挤压八路军运河支队，将原本拥有3个县抗日根据地的运河支队，最后被挤压成一个薄薄的长条地形。

当时顽军头子韩之龙甚至公开叫嚣：“你们八路现在的根据地，老子一枪就打穿了……。”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苏北新四军决定出兵支援山东八路军运河支队。

接到命令后，我们当天夜里就全部轻装越过陇海铁路，进入了山东地界。

所谓轻装，即除了枪支弹药之外，战士们就一身单军装，我们甚至连背包都没带。上级下达的战斗口号就是“支援运河支队，消灭顽军韩之龙！”

第一仗我们就打掉了韩之龙的司令部，俘虏了韩之龙。

只可惜让韩之龙的参谋长胡里德带着3个营的顽军跑掉了，而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正是这个参谋长胡里德。

按照上级命令，韩之龙由4师27团押解回陇海路南的三分区了，我们独立一团留了下来，负责消灭胡里德及剩下的顽军。

胡里德带着3个营的顽军跑掉了，他知道这是陇海铁路南边的老新四军过来了。他也知道他的部队打不过我们，于是就同我们玩起了”敌进我退”的把戏。这下局势就陷入了“你进我就退，你退我就进”的拉锯战。

这样一来，可把我们独立一团给坑苦了。

由于是轻装挺进鲁南，整整一个多月，我们没有换洗衣服，又正逢盛夏6月天，鲁南平原上到处都是高梁棵子，密不透风，行军时热得要命，大家身上的军装是湿了干，干了又湿。尽管我们穿的是布鞋，但行走在烈日下的土路上，脚底都热得发烫。

盛夏之天，太阳如火炉。

我们行军时连肉眼都可以看见，前面的地面上被晒得冒起了一层层青烟。

部队行军走在路上，如同在过火焰山一样。我们全身被汗水湿透，休息时站在树下，用不了一会儿，全身军装就又被热气烘干。

记得在一次在追击胡里德顽军的途中，战士们在穿越高梁地和西瓜地的时候就再也忍不住了。

记得当时大家是什么都不管了，不知是谁怪叫了一声：“热死人了！”，就带头冲上去了，大伙跟着一拥而上。

这时行军纵队也乱了，大家你一脚我一掌将地里的西瓜踹烂，再把踹烂的西瓜捧起来，边跑边啃，跑回队列。

干部们看到了也没办法，就只好跟在后面掏兜付钱。可瓜地里见不到老乡怎么付钱？只好又转过身来点数，将部队吃了几个瓜写在纸条上，再把钱裏在纸条里，压在瓜地边的西瓜或石头下面……。

没办法，当时的天热得真是要热死人啊！

就这样，1944年7月的那个夏天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那怕是后来解放了，我们驻军山城重庆，尽管有人说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可我都觉得远不如当年山东运河边的那个热死人的夏天……。

在那一个月里，部队既打不上仗，成天都在追击敌人，但又没衣服换洗，天气又热，吃不好睡不好。就这样过了20多天之后，八路军运河支队才给我们送来一些猪肉和萝卜，这才让大家吃上了一顿肉。

更让人可气的是眼馋着这顿萝卜炖肉刚煮好，开饭还不到2分钟，手快的才吃了几口，手慢的连一块肉都还没吃到，紧急集合号就又吹响了。

原来派出去的侦察兵在距我们15里地的东庄，发现胡里德的顽军正躲在东庄的树林子里睡觉。

结果我们饭也没吃上，一声令下，部队就钻进了野外的高梁地里隐蔽急行军，长途奔袭，最后包围了在东庄的胡里德顽军。

可就在这一次15里地的急行军奔袭中，造成了大批战士中暑，除了抢救过来的之外，结果还是活活中暑热死了我们独立团40多名战士。

也正因如此，胡里德也没料到我们会这么快就发现了他们，更没料到我们会在这么酷热的天气里长途奔袭他们。

当我们包围了顽军部队时，不少敌人的枪支都还架在地上，一个个士兵还都躺在树下打鼾熟睡……。

就在这一次突袭战斗中，我们一举消灭了胡里德三个营近千人的部队。最后胡里德带着剩下不到一个连的顽军，逃到了北边的贾汪镇，投奔了贾汪据点的小鬼子。

贾汪镇是一座明代古城，位于徐州东北部，与山东枣庄相邻，也是连接江苏与山东两省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时鬼子在贾汪屯集了重兵，胡里德带着残余的几十个顽军逃入了鬼子的贾汪据点。

这件事也证明了国民党顽军是个什么性质的部队，说白了就是打着国民党旗号的伪军。只不过当时的伪军是投降了鬼子的国民党正规军，而顽军则是领了国民党委任状的地方武装罢了。

由于这些国民党顽军在当地勾结小鬼子，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名声极坏。当知道我们消灭了胡里德的顽军后，当地的老百姓高兴坏了，全都挑着凉凉地井水到路边来给我们行军的战士喝。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老乡们送水的水桶就放在路边，前边的战士用瓷缸舀了就走，边走边喝，最后轮到我这里时，桶里的水快没了，我用瓷缸贴着桶底都舀不起水来了。这时我也热得实在受不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举起水桶往嘴里倒，结果把桶里剩下的水喝得一干二净。

我记得身后的9班长没喝到水，还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这次战斗，我们团只伤亡了不到20名战士，但急行军中暑热死的战士就有40多人，我们团方政委的警卫员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在东庄休整了3天。

在东庄休整时，针对这次奔袭战，部队还开了战斗总结会。会上除了总结战斗经验与战术得失之外，还专门对这次急行军奔袭中损坏老乡的高梁棵子和西瓜地的班排作了点名通报和批评教育。

战斗结束后，这些损失由各连的民政委员进行了专门统计，最后由各营专门派人送钱到老乡家进行了赔偿。

在战争年代，我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分严格。那时每个连都设有民政委员，专门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

凡是我们行军到村子里住下，第二天离开之前，部队都要做到帮老乡打扫干净院里和房内的卫生，还要负责把老乡家的水缸挑满。除此之外，还要把借老乡打地铺的稻草重新捆好，借老乡的东西逐家归还。此外，各连的民政委员还要检查各家房东有无损坏的东西等等，最后才向老乡们告别离开。

我还记得这个东庄很有意思，这个村子大概有200多户人家。一条马路从村庄里通过，将这个村庄分成了两半。马路北边的半个村子属山东，马路南边的半个村子属江苏。

记得我们在东庄休整时，我住的那家房东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他还问过我：“你们是铁路南边来的老新四军吗？”

我说：“是啊。”

他笑着对我说：“你这么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也是老新四军？你这点年纪是怎么老的？”

看我吱吱唔唔地说不出话来，老大爷就乐得一个劲地笑……。

在东庄战斗结束后，胡里德带着剩下不到一个连的顽军逃进了贾汪据点投降了日本鬼子，成了真正的伪军。

经过这次战斗之后，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根据地随即扩大了3个半县。

在撤回苏北之前，我们独立一团还在八路军的枣庄铁道游击队的配合下，在贾汪北边给鬼子伪军设了一个埋伏，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那时我们苏北新四军的骑兵很厉害，除我们4师有骑兵团之外，下面每个步兵团还都有一个骑兵连，清一水全是缴获的日本马刀。

战斗一打响，步兵从正面冲锋，骑兵从两翼包抄，不长时间，把十几个鬼子和120多个伪军包了饺子，结果只有3个鬼子骑马逃掉了。

当时配合我们作战的枣庄铁道游击队，也就是解放后被拍成了同名电影的那支小部队。

其实在抗日战争中这样的地方抗日武装有很多，只不过都没有被后人写成小说或拍成电影，所以今天的人都记不得他们了……。

在那个抗战年月里，只要有人领头，凡是有点血性的老百姓，都会站起来同日本鬼子拼命的。尤其是山东、苏北、皖北这一带的人民群众，自古以来，酷爱习武，民风剽悍，要不然民间怎么会有“铁打的苏北（皖北），水做的江南”的说法呢！

那时凡是有抗日根据地的边区县都有抗日民兵组织，村里有小组，乡里有小队，县里有大队。新四军要扩军，直接抽调民兵就行了。由于这些民兵都打过仗，所以加入主力部队后直接就可以上战场。

1944年8月，我们撤回了苏北根据地。

回来后的第二天就得知，我们4师师长彭雪枫在河南商丘夏邑县的八里庄战斗里中流弹牺牲了，消息传来，全师戴孝，人马皆白……。

彭雪枫牺牲后，上级派了张爱萍继任我们4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

在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岁月是1942至1943年，鬼子和伪军极为嚣张，到根据地扫荡最为频繁。

那时的国民党的正规军都撤退到西南大后方去了，敌后就只有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鬼子伪军顶着打，背后时不时还有国民党游击队和顽军打黑枪。敌强我弱，我军的日子过得极为艰苦，我们有时连野菜窝头都吃不上。

后来到了1944年，日本鬼子就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战斗力和精神头都下降了很多。苏北皖北一带的小鬼子大部分都躲在据点的炮楼里，几乎都不敢出来了。这时候基本上是我们主动找鬼子打，敌我态勢自然就反过来了。

那时我们打鬼子多数是选择夜晚，尤其是雨夜出击，所以部队除了枪伤之外，战士们因磕碰刮擦造成的脚伤最为普遍。

在战斗中，很多战士的鞋跑丢了都不知道，由于人在战斗中精神高度集中和紧张，大家根本就没有感觉到这些脚伤的疼痛。等到战斗结束了，这才痛的吚里哇那地乱叫。这时候我们做卫生员的，就要先给战士们洗脚，再敷上药膏治疗并将患处包扎好。

在这些战斗中，我们部队虽然牺牲不太多，但伤亡也是无法避免的。

1944年9月，我们攻打了灵壁县东边虞姬墓镇的鬼子据点。

在这一仗中，我们连的指导员陈庚升牺牲了，还有一个山东籍的副排长也牺牲了，可惜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指导员陈庚升牺牲后，新调来的指导员姓邱，性格开朗，好和战士们开玩笑。我们背地里就叫他“丘吉尔”，这样一来二去，大家就只记得他的外号，反而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自从我们扩编成为独立团之后，不管是打鬼子，打伪军，还是打顽军，战斗规模基本上都比较像个样子了。当时主要战斗还是以打鬼子据点为主，仗也一次比一次大。

其实我们说的顽军并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而是地方的杂牌部队。很多大股的顽军部队还领了老蒋的委任状，但也有一些顽军是当地一些投靠了日本人的地主武装。这些地主武装小的有一个排，大的有一个连，如同看家护院的民团一样。

1944年10月，我们独立一团攻打了濉宁县城，消灭了20多个鬼子和500多个伪军。

在攻打濉宁县城的战斗中，开始我们是乘雨夜偷袭，利用敌人兵力不足，在城墙上的敌人兵力存在防守空挡的弱点，我们的一排悄无声地越过城外的壕沟和铁丝网，再抵近城墙根，然后搭梯子爬上城墙。

当时我也弓着腰跟着一排到了城墙下面，由于城墙高，梯子短，所以我们爬墙的梯子都是两个梯子接起来的。

谁知道这时前面的战士刚爬到一半，梯子就压断了。这时我们的一排长刘金玉一下就傻了，一个人站在那里直嘟囔：“怎么断了？怎么断了？怎么办？怎么办？……。”

这时我正好冲过他身边，看见他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瞎嘟囔，我急中生智，赶忙对他说：“刘排长，梯子断了一半，你把剩下的半截梯子靠上城墙，让人爬上梯子，再人叠人不就爬上去了吗？”

刘排长一听，也跟着叫了起来：“对对对，梯子靠上城墙，人叠人，冲上去……。”就这样不大一会儿，一排就爬上了城墙。

由于是偷袭，我们爬上去的这段城墙没有敌人设防，但在一排爬上去之后，开始向城墙北门上的碉堡进攻时就被敌人发现了。

这时碉堡里敌人的机枪响了，后面跟着爬上来的二排、三排都被敌人的机枪压制住了。

这时我们开始出现了伤亡，连里的机枪手牺牲了，副射手也负伤了，我急忙爬过去包扎了副射手的伤口。

我那时参军也快两年了，早已学会了打机枪，也参加过不少战斗。

我包扎完后赶忙放下伤员，顺手抓过这挺捷克轻机枪，拉开枪机对准前方碉堡的枪眼，扣住板机就开始射击起来。

还好我这里距离敌人碉堡也就不到100米，我的射击立即压制住了敌人的机枪火力，掩护一排投出手榴弹，攻下了这座碉堡。

接着我们很快就占领了城墙上的敌人碉堡，打开了北城门，攻城大部队顺利入城，最后打下了濉宁县城。

战斗结束后，由于我在战斗中积极抢救伤员，及时顶替机枪手，压制住敌人火力，掩护部队攻下城墙北门上的碉堡，最后团里把我评为战斗模范。

我记得当时团里给我发的奖品是一件蓝色背心，上面还印着“战斗模范”的字样。这下我可高兴坏了，因为这在当年可是相当高级的奖品了。

濉宁战斗结束后，我上调到团里卫生队当了卫生班长。

这时我们队长还悄悄告诉我，团卫生队的班长不同于连队里的班长，团卫生队的这个班长就是排级干部了……。

我听了队长的话心里挺美，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我在登记表上的年龄是17岁，实际只有15岁。想到自己15岁就是排级干部了，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1944年10月，我们独立一团还攻打了宿县的时村镇据点，这可是鬼子的一个大据点，工事齐全，防守严密。不但有壕沟、鹿砦，还有电网。

这里的所谓鹿砦，就是鬼子砍伐了老百姓家的树，围着据点壕沟外面堆放，树枝向外，以阻挡我们战士的进攻。

这一场攻坚仗我们是在夜里打的，一营攻北门，我们三营攻东南门，留下二营打阻击，防止敌人增援。

我们先用机枪火力封锁了据点，再悄悄地借来了老乡的牛，用绳子绑住了鹿砦，绳子另一头拴在牛身上，就这样赶着牛拉开了鹿砦。

好在据点外面壕沟里的水深还不过膝，趟过去就成。最后再用装满了土的麻袋压在电网上，冲锋时人跳起来在麻袋上踮上一脚就越过了鬼子的电网，我们就这样冲进了时村镇。

这一仗消灭了20多个鬼子，俘虏了100多个伪军，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我们伤亡不大，但是一营长牺牲了，可惜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是个老红军。

那时我们独立一团三个营长都是老红军。那时我在三营，我们营长叫张家齐，他是我刚分到铜山大队时的老营长，也是个老红军，可惜他在解放战争中也牺牲了。

记得打下时村镇据点后，我们还俘虏了一个伪军连长的小勤务兵，年纪和我差不多一样大，叫丁继先。

后来这个丁继先也参加了新四军，由于年纪小就留在团卫生队当清洁员，再后来就跟着我学医了。

这个丁继先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

他参加了我们新四军，也算是捞着了抗日战争的一个尾巴，后来还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他当过清洁员（护理员），卫生员，护士，护士长，医助、医生。

后来到了1949年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在我们老9院已经被提拔成医助了。

渡江战役之后，我们老9院由三野划归至二野，并就地分拆扩编成7、8、9三个野战医院。我被分到二野第7野战医院，先是在安徽的安庆住了大半年，任务是收治参加渡江战役的二野伤员，然后我们7院就奉命追赶二野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

这时候，听说要去四川那么远的地方，这个丁继先害怕了，居然悄悄开了小差跑回苏北老家去了。

当时我们7院进军大西南的路线是这样的，我们先是从安徽的安庆徒步行军到了湖北汉口北边的孝感，在孝感休整半个月后再徒步行军至湖北西边的宜昌，然后在宜昌乘坐缴获国民党的登陆艇逆长江而上，最后到达重庆。

一年之后，我们7院改为西南军区卫生部直属工人医院，我负责该院的外科工作。

这时，这个丁继先穿着一身旧军装，千里迢迢步行来到了重庆，东打听西打听，最后竟然还找到了我，好说歹说要求归队。

后来，我分析他是开小差回到苏北家乡，可那时的苏北都是解放区了，自然容不得他这个从解放军开小差的逃兵，他走投无路只好千里跋涉来找老部队了。

看在他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这些年的战友情份上，最后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就说自已是从安徽安庆进军大西南的途中生病掉了队，等养好病之后，这才步行了几千里进川找到了老部队。

好在当时我们进军西南后，7院的建制和人员变动都比较大，结果这件事就算瞒过去了。

从此之后，丁继先就死心踏地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后来调去了成都军区的阿埧州骑兵团作军医。

记得在**时，丁继先还专门托人从阿埧军马场给我带来过几次马肉。要知道那可是在**中饥荒最严重的1961年啊！这10多斤马肉可比什么都贵重啊！

19**年，丁继先转业回皖北宿县老家了。

后来他在家乡结了婚，还生了2个孩子。有一年还给我寄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来，再后来就没有音信了……。

很多年之后，我有时还想起他当年被我们俘虏时的模样，还想起他当了逃兵又千里跋涉到重庆找到我时的模样，还想起了他转业后给我寄来全家福照片中的那个模样……。

我想，人的一生也真不容易，往往除了白与黑，有时也有灰色。但总的来说，在那个战争连绵不断，继而又是新旧交替的年代，这个丁继先还算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