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问策

国葬后不久，有彗星现于东方，光亮长尾几乎划过整个天穹，星官报奏天子，朝堂上下皆称此象为祥瑞。翌年，刘彻下诏，改国号为元光。

元光元年，刘彻干了三件事，大都是从前他一直想做但碍于诸般原因没能做成的事情。

首先，是一系列的职位调动：李广自边郡回至京城，担任统领南军的卫尉，守护未央宫；公孙敖升任骑郎将，掌宫殿侍卫骑从；建章骑兵营正式成军，纳入汉军编制，冠名羽林，卫青升任羽林郎将，统领五千羽林军；免去许昌丞相之位，由武安侯田蚡接任。

然后，便是拟诏通告天下，征召贤良、文学。年轻的天子有满腹的疑问及构想，他希望能找到天下最有才能智慧之人，为自己解答疑惑，共参所想。

最后一件事，也是刘彻最为看重，思虑最久，也最希望尽早得知答案的事情。那便是召开朝会，问计群臣，汉军越过长城主动出击匈奴是否可行之事宜，以作决断参考。

是日凌晨，夜漏未尽七刻时，未央宫宣室殿大堂内，已是灯火通明。高屋红柱下，二千石以上百官公卿依序入殿，口呼万岁，施礼毕，分左右肃立殿堂两侧。堂前阶上，天子着金丝绣纹的玄衣朱裳，头戴玉制十二旒冠冕，当屏而坐。

没人能看清冕旒后那张年轻的面孔此刻是何表情，但天子首次亲政，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今日朝堂的气氛不同以往，众皆小心翼翼，作好谨慎以对的准备。

短暂的静默后，刘彻开门见山：“自高祖开创大汉基业以来，已有六十余载，现天下承平，生民殷富，可谓幸甚。然而，北方匈奴之患始终未灭，胡人骄横日盛，竟视汉家以德行感化蛮夷的行为为软弱可欺，以致明拿强取无度，边郡百姓屡遭杀掠，民生益苦，更有高祖昔年白登之耻未雪，朕忧虑愤恨，寝食难安。故此，朕欲发兵越过长城讨伐匈奴，踏平狼居胥，扬大汉军威于外域，让单于认服归心，成汉家北境之属国。如此，汉民百姓生命财物可得保全，边郡危机永解，届时祀于太庙，以此告慰高祖先帝在天之灵，朕方能心安。不知诸卿以为如何？”

阶下又是一阵静默，比适才更加漫长。刘彻一席话，语气顿挫平和，与平时朝议一件寻常国事并无不同，但百官公卿都知道，兹事之大，其实是将有汉以来一直奉行的国策彻底扭转方向，后果必是举国扰动，天翻地覆，走入一个谁也无法预知的未来。此时的静默，其实就是无声的抗拒，毕竟，人之本性，天然亲近乐逸，厌恶不测与危险。

刘彻握在凭几端头的双手微微颤抖，他极力保持身形的稳固泰若，天子之尊，岂能让内心些微情绪外露于旁人得见。

此刻，忽听一声浑厚苍哑的声音响起：“禀陛下，臣以为，出塞击匈奴可行。”

君臣看向声音来处，见一人着深衣蝉冠，笔直挺立于高屋大殿的中心靠后位置，在身旁巨大柱梁映衬下，身形略显瘦削与单薄，以致他走出群臣队列时，竟无人注意到他。

此人名叫王恢，职任大行令，掌管与域外各邦国交往等事宜。

刘彻长吁一口气，心道：这百官公卿，到底还是有一个支持出击的。纵是天子，也颇感独木难支，而王恢之言，此刻宛如寒夜星火。

“卿可详细说来，出塞为何可行？”

王恢道：“陛下圣明。臣不但赞成出塞击匈奴，而且甚觉事不宜迟。

“匈奴行事，只畏威而不知感恩，本就与禽兽无异。其随意索取劫掠，视大汉朝廷为无物，边郡汉民如草芥，根源皆是在于没有畏惧，就似违法之人不受惩处，其不端行为必然变本加厉。长此以往，天下汉民会自我轻贱，对朝廷亦不再敬畏，甚至效仿那匈奴人，不再辛勤劳作耕耘，以致鸡鸣狗盗群起，强盗山匪横行。如此必然危及国之根本。

“大汉立国乃是天命所归，自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以此让天下黎庶倾心归附，开创汉家万世基业。

“而天道之示象，乃是日月并行，高下相倾，前后相随，长短相较，万物皆是负阴抱阳。故此，对待匈奴人，大汉也应恩威并施，不可长期偏执一方。”

御史大夫韩安国自殿堂右侧群臣队伍中行出，向刘彻施礼毕，说道：“大行令所言极是，不过，稍显答不应题，陛下适才所问，不是应不应当击匈奴，而是能不能、可不可击匈奴。”

王恢道：“愿听御史大夫高见。”

韩安国道：“匈奴之患，并非今日才有，试想当年高祖被匈奴近四十万骑兵围困于白登山，何等艰辛屈辱，多亏陈平用计才得脱困，但是高祖回归京师后，却再未动用汉军北伐匈奴，为何？以高祖及诸多开国功臣之才智，尚且不愿与匈奴兵戈相见，可见匈奴铁骑之强，汉军确实难以战而胜之，故此，还是要利用胡人贪婪本性，以利相诱，达致互不相侵方为上策。”

王恢道：“御史大夫之言差矣，高祖回京后确实未对匈奴再动刀兵，但绝非源于畏惧，而是汉地马匹极其溃缺，步兵难以与骑兵抗衡，因而不得不行的权宜之举。

“后来，高祖设立马政诏告天下，庶民之家凡养马一匹交予国家，即可免除三人之徭役赋税，以鼓动民间养马；更由朝廷出资建三十六马苑，大养官马。以此可见，高祖本意不是不击匈奴，而是蓄积能量，等待时机。现马苑之官马已有三十余万匹，民间更是群马漫阡陌，据说庶民骑母马参加婚寿庆事，都会遭致亲友耻笑。陛下，臣窃以为，当前已到击匈奴之大好时机。”

韩安国道：“大行令可知，当年高祖北上击匈奴，出动了三十余万步骑军士，而转运粮草的民夫更不少于此数，加上数万骡驴牛车，这一路上的消耗有多少？

“民夫要吃粮，牛骡也要吃草料，十石粮运到前线军兵处，只存不到二石，当年平城一战，实则已将京师与附近郡县的储粮及丁壮征调尽净，高祖息战，皆因为此。大汉当初其实已无力再组织如此规模的远征了。

“如今要越过长城深入大漠，必须用骑兵。军士每人一月需三石粮，战马长途奔袭，需得用精料喂食，按一人三马配置，其耗粮是人之十倍。以五万骑兵计，出征一月，需粮一百六十余万石，加上酱豆盐肉等物资，更得以不少于五万辆牛车运送，御车民夫与牛骡行于草原大漠，气候不适，遭受疫病、敌军攻击等，耗损更是不可数计，粗略算来，则要备粮近五百万石方可支撑五万骑兵一月用度，现今粮价一石六十钱，折钱三万万，如出兵百日，需十万万钱以上。朝廷每年口赋、算赋共收入四十万万钱，这五万骑兵百日之费，便占去三成，如再算上给予军士的赏赐、抚恤等耗费，将是惊天大数。与之相比，大汉每年赐予匈奴的岁赠折值不到两万万钱，实是不足道也。”

王恢一时语塞，韩安国任大司农多年，对国家历年收支储备所知细况，无人能与其相比。

刘彻道：“前些年丞相府商议增加岁赠一事时，你言说国库中粮多到露积于外，陈腐不可食，钱多到锈迹斑驳，穿钱绳烂，既有此累积，何愁出塞骑兵用度？”

韩安国忙道：“禀陛下，国库中所储钱粮都是文、景二帝时期数十年积累，目前确实充盈。但战端一开，便无有回头之选，谁人又知何时才能停止？即便投入巨万，也只解一时之渴，如只一年半载尚无大碍，但若延续三年五年，国库中这些积盈最终也会消耗净尽。陛下，恕臣直言，战争才是吞金怪兽，才会动摇国之根基啊。”

百官纷纷点头，对韩安国所言深表赞同。

王恢仍旧坚持己见：“御史大夫所言非虚，但却是如商贾般锱铢之较。殊不知匈奴之强，本就是基于汉地资财人力之上，一旦汉匈攻守异形，则其岁赠不可再得，更不敢再进边郡掳掠汉民为奴，人财两空，情势如断一腿，此时再遭汉军弩骑猛击，哪里还需打上三年五年？”

韩安国亦是不依不饶：“好，便如大行令所言，大汉倾国之力一举拿下匈奴，却又能如何？匈奴地广，但大都是无法耕种的戈壁荒漠及盐卤之地，匈奴人依靠草原游牧为生，产出并不丰裕，这些人成了大汉属民后，不但不能为朝廷提供多少税赋收入，且每遇暴雪疫病等天灾，朝廷还得施以钱物救助，其费并不少于岁赠之数。如若不然，待到汉军退回长城以南，匈奴为了生存，便会再度发兵劫掠汉境，如此，岂不是又回归往复原状，只白白耗损了若干汉军将士性命与国库数十年钱物蓄积。”

丞相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也是刘彻的舅舅，许是血脉相连，他比之百官更晓得刘彻内心所思，也知道如何劝慰以让天子之意与百官所愿趋同，于是缓步于官卿首位出列，礼毕说道：“禀陛下，御史大夫、大行令二人所言皆有道理。臣以为，击匈奴是必然要做之事，但以当下境况看来，时机确属未到。

“匈奴疆域广大，近四十万骑兵遍布大漠草原，并无固定所在，五万汉骑出塞，能否寻到那匈奴人尚不可知，即使寻见，也是不占天时地利，人数更处劣势，实是吉凶难料。不如将大汉岁赠之策再持续一些年头，只要是人，长期不劳而获，定会变得贪图安逸享乐，畏死怕战，即便恶如匈奴，也不会免俗。假以时日，匈奴骑兵不再勇悍，各部骄奢淫逸，届时，才是汉军出塞的最佳时机，必能以最少之代价获取最大之收益。

“一旦拿下匈奴，可对其部族施以分化之策，部分南迁至长城附近，便于管束，再北迁相当数量的汉民，与其杂居相处，假以时日，这些匈奴人便会自认汉人，与北方残留的匈奴部族不再同心。如此，大汉不但增加了民众口数，且还多了一支忠诚勇武，北拒戎狄的边军，岂不是两全其美。”

百官之意，能不战最好，即便是要战，也是往后拖延无定期日为佳，立时便有数人出列，附议丞相所言。稍待，见再无新议，刘彻挥手示意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