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上小学那年，二叔已经在村小教了好几年的书，别得老师都是跟着年纪走，他却是永远固定教一年级。

这不是说他水平差，相反是因为他水平太高，其实那时，他算是村小的骨干教师，好多外庄、甚至外村的孩子都慕名而来。

这样的安排，学校有其他的考量。

一年级打基础，又要学拼音，其他老师水平不够，教坏了孩子，再往上就难带了。

校长跟二叔说：“泥巴砖头垒高楼，可这地基要是打不好，楼垒着就得塌。打地基这事情别人我不放心，只有交给你。”

我上第一节课，就是二叔教的。

二叔说得一口普通话，读起拼音来也是那个味儿，就跟电视机里的播音员一样好听。

大家都喜欢上二叔的课，他总是诙谐幽默地上课，逗得孩子们开怀大笑。

实际上二叔那时候还不能算学校的正式教师，他只是临时代课的。

二叔中师毕业后国家已经取消中专工作分配，二叔就成了首批没有分配的毕业生。

二叔听说了这事并不气恼。他和别人不一样，我总觉得那几次复读已经把他锤炼的精神，似乎啥事也不能让他气恼了。

二叔把这事回去告诉我爷，我爷就问：“那吃不上商品粮了？”

“吃不上了，再说现在也不时兴那个了。”

“那也不能当‘先生’了？”

“当不了啦。”

“……”我爷鼻腔里发出了一声，没说话，蹲在屋檐下，抽了一袋烟。

“你可想过咋弄？”

“还能咋弄？打工去呗，现在不都是出去打工嘛。我听讲广东深圳都能去，回头我去问问咱庄的其他人，有愿意带的我就跟他们出去了。”

那时候上学已经不再是庄上人的唯一选择，出门打工挣钱是大多数人的出路。

“你不想去当老师了？”

“你说这话？现在不是当不上嘛。”

我爷没说话，又抽了一袋烟。抽完，他狠劲地把烟袋朝着鞋底子磕了磕，背朝着手，捏着烟袋走了。

我奶喊他，“快吃饭了，你还去哪瞎晃？”

我爷头也没回地说：“你吃你的！”

我爷又破例了，他主动去找了镇上的干部，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总之村小把我二叔聘成了民办教师。

那时候民办教师工资一个月一百块钱，还时常发不上，年底的时候有时候村里给分一百斤面。

不过我爷说了，你当年中招考了全镇第一，又读了中专，你有这个本事去教好小孩。

二叔不太想去，他说这个钱抵不上打工挣得多。

我爷又说：“打工那不是个常法子。再说了，孩子总得要人去教。”

打二叔去了学校后，我爷也不在学校打铃了，他说自己光荣退休。

我奶说你退休个鬼，不还是照常下地干活。我爷说那不一样，**现在在学校当了老师，我工作就有人接着了。

村小又翻新了校舍，添置了木桌，还坯了黑板装了电灯，虽说还是砖瓦房，可环境却好多了，有了院子，院子里还请庄上的瓦工垒了花墙，里面种了月季、芍药、**，每年能从开春开到入冬。

那是村小最鼎盛的时候。几间教室满满当当都是学生，办公室里也坐满老师。

二叔气宇轩昂，手捏着粉笔，用这村子里从未有过的普通话传道授业，朗朗读书声回荡在村小。

中专已经不包分配，成绩好的学生们都去考高中，再去念大学。不久之后，村里走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

最早去上大学的是李仁怀的儿子，李仁怀是木匠，四面五个庄、两个村唯一一个木匠。早先还不时兴成套家具，盖新所用的门和窗，屋里用的桌椅板凳，都离不开木匠，那会儿他和我爷一样，也有人称他一句“先生”。

李仁怀那时候红火，学徒收的比村小学还多。后来成套家具出现了，找木匠的越来越少，也就没人再跟着李仁怀学木匠了，称呼李仁怀为“先生”的人也越来越少，到后来大家伙都喊他“木匠”。

临送他去学校的时候，木匠在家里摆了酒，请了戏，“小天书”依旧来唱坠子，木匠家热闹得像过年。

我爷和二叔被木匠请到了席上，和村里的干部一起坐在主位。他家小子还主动来给我二叔和我爷敬酒，他俩端着酒喝得满脸通红，笑得合不拢嘴。

李仁义的儿子之后，村小走出来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给学校、给二叔送锦旗的也越来越多。

二叔的锦旗他都收着，可从不挂起来。他找了木匠专门做了一个箱子，把那些锦旗都整齐码放叠好。

等到锦旗快塞满一箱子的时候，二叔转正了。根据政策，他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是村小正式的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