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汹涌漩涡（二）

明朝后期，国库空虚，朝政极度腐化，朝廷都快运转不下去了。有一个叫张居正的猛人站了出来，开始对大明朝进行改革。通过一些列任贤用能的人事措施，并配以旨在减少各级官吏克扣环节的“一条鞭法”，他让赋税透明化、平均化，朝廷财政状况大大改善。新法实行十年之后，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一千三百多万石，足足是变法之前的十倍。

但当张居正死后，反对派群起而攻之。万历皇帝下令将张居正鞭*尸，张居正的家人更是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张居正之后，明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累积，最后像山洪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大明朝再也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的绝世人物出来力挽狂澜。六十年后，朱明王朝灭国。

以上历代的变法，要么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要么变法者的结局比较惨淡，即便短暂成功，也不能长久延续。但是，康有为的变法却开创了另外的一种结局：君王被软禁，自己却名扬天下。真可谓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见所未见、绝世超伦、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于顽固派的抵制。当然，这是变法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历朝的变法都有顽固派，都会遭到抵制。本来变法就是一个改良的操作，需要变法的主持者能够和反对变法的人进行沟通、协商，甚至妥协，然后采用逐步深入的举措，将变法推动下去。洋务时期，李鸿章去建铁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这位康圣人在变法遇到抵制的时候，首先想到了用极端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在他的导演下，一场改良运动变成了铤而走险的兵变。

这一切都是性格使然。

康有为的科举之路可谓是异常坎坷，秀才连续落榜三次，举人失败了五次，考举人就连续考了十八年。这对一个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科考连续的挫折，让他的性格既自卑又自大。做事情喜欢针锋相对，争强好胜，没有一个成熟政治家该有的胸怀。

在一次等待上早朝时，直隶总督荣禄不无奚落地问康有为为什么朝廷颁布了这么多新法，但是都推行不下去？这一问正好问到康有为的痛处，他直接没好气地反驳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新法就能推行下去了。”这句话就是说给荣禄听的。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这句话也不是假话。毕竟康有为曾经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但是，即便有这么一个想法，为什么要当面告诉他呢？这难道不是搞政治的人的一个大忌吗？

荣禄是直隶总督，封疆大吏，大权在握，不只是朝廷的重臣，而且是慈禧的亲信。康有为不但没有积极争取他的支持，反而争口舌之利，图一时之快，可见其性格如何。

康有为还在京城组织“强学会”的时候，李鸿章曾经以个人名义捐赠了一千两银子。李鸿章是最希望清廷实行变法的人，甲午之后，他曾慨叹：“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

结果，康圣人断然拒收李鸿章的这笔款项，理由是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卖国贼。以李鸿章在朝野特别是后党的影响力，会给变法带来哪些助力，康有为根本没有意识到。

康、梁流亡日本之后，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还曾经写信勉励二人，让他们好好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等机会东山再起，为国效力。收信之后，两人都感动地不得了，两广总督李鸿章还能给他们这种朝廷重犯写鼓励信，这是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

话说康梁二人到了日本之后，也是真没闲着，组织了一个“保皇党”，要拯救光绪皇帝，干掉慈禧太后。康有为更是到处游说，说他身上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张罗华人捐款。

康梁还在日本办了一份报纸《清议报》，由梁启超任主笔，每期的内容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人们阐述慈禧老太婆是如何的专权、**、顽固，光绪皇帝是如何的圣明睿智。

梁启超那文笔绝对不是吹的——笔端常带感情，非常有说服力和渲染力。慈禧在国人心目中腐朽衰败的形象，基本上是由梁启超的文笔决定的。

只是办报纸还不够，康梁还把维新变法这出戏，改编成了话剧，剧中康有为慷慨凛然，慈禧好权而专断，光绪皇帝英明却被压制。用这种老幼皆宜的方式来宣传保皇，丑化慈禧，是康梁师徒的拿手好戏。

清末的时候，绝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去日本留学，主要是因为中日文化相似，日本物价也便宜。能留样的人都是有产阶级子弟，是国人青年中的精英，以他们的家庭收入水平，到日本留学可以过得非常舒适，在那里都像是一个个的小地主。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那时候已经成为了东亚第一强国，国人对日本的眼光已经开始仰视，在当时而言留学日本是一件时髦的事。

梁启超学习日文是“三月小成，半年大成”，在日本逗留十四年，更是笔耕不辍。

梁启超在日本时，还将一种文体发扬光大——报章体。既不是文言，也不是白话，半文半白，平易畅达，梁启超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文体发表。在当时真是开风气之先，那是相当拉风。

一时间，每逢梁启超有文章发表，留日青年都竞相传阅。

他还将日文中的很多词汇引入到了汉语之中，比如我们熟悉的政治、文化、经济、物理、国会、宪法、政体、干部、机构等等。

汉语之中本来没有这种词汇，与汉语同出一系的日语也没有这些词汇。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专门派人到欧洲学习，并将其转化为了日语，梁启超又将其引入到了汉语中，成为汉语的外来词，并被广泛使用。

在近代汉语词典中，有超过两千个外来词，其中大约一千个来自日语。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说明近代日本国力强盛，造成了文化的强势，才会产生这种语言倒灌的现象。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汉语兼容并蓄的特点。

梁启超通过不断地翻译，不断地写文章，对这些留学的青年进行了思想启蒙。

通过《清议报》发表文章，梁启超开始与清廷的文官集团隔空对骂，互相丑化。他以写文章的方式，一个人硬杠一个群体。结果是梁启超完胜。

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梁启超）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梁启超虽然也是保皇派，但相对于康有为他是开明的。他通过写文章，揭露官场贪腐，吏治的僵化，本意是确立变法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就让众多读者对这个满清政权逐渐失去了信心。从这方面来说，梁启超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很重要的文化引导作用。

报纸被一些留洋的学生带回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本来光绪被软禁在瀛台，是慈禧的临时措施，准备过一阵就将其放出来的。被康梁在日本这一闹，慈禧和光绪彻底决裂，完全堵死了光绪重回王座的路。

慈禧还把康、梁办的报纸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看了以后也是彻底无语，真可谓是有口难辩。就这样，康、梁师徒以保皇的名义，让光绪皇帝再也没有摸到过玉玺。

甲午之后，是爱新觉罗家族最后的救赎机会。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击败，爱新觉罗家族执政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尤其是被很多汉人质疑，他们认为满清权贵已经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古老的国家。他们中的一部分只是心里这样想，而另一部分人却付诸行动，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就是在这时候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启清王朝的宪政改革，从皇权分出一部分，分给内阁承担，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安新觉罗家族的执政压力，也可以平衡天下汉人的诉求。

但是在这个正确的时间点，却由错误的人来主导了这场为期一百天的变法。变法失败后，**势急转而下。待到庚子事变之后，革命党已成气候，即便是爱新觉罗家族有意变法，革命党人也不答应了，他们用持续的起义和暗杀回应爱新觉罗的改革意图。

纵观中国三千年历史，变法要么不能成功，如王安石，要么成功不能持久，如张居正、管仲。要么变法者身首异处，如商鞅。这些都说明变法这件事确实是件成功率极地的苦差事。变法成功者是极少的，既能富国强兵，结局又比较好的人基本没有。

康圣人是假圣人，虽然他的文章才高八斗，名满天下，但却不能遮盖一点——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