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大厦将倾（三）

望着载沣离去的身影，张香帅无限凄然地说：“国运尽矣！”当君王计划对臣民用兵的时候，也就说明两者的对立再也没有办法调和了。当君民对峙，以血相拼的时候，统治也就走到了尽头。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在忧愤中去世，谥号文襄。

张之洞，号香涛，人称香帅。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义兴府。少年张之洞第一次考秀才就取了第一名，再考举人仍是第一名。二十六岁时去考进士名列第三，成为了探花郎，无限风光自不必说。他是科举时代最成功的士子，凭借科举进入了帝国的官僚系统，成为清流派代表人物。

张之洞虽然是清流领袖，但是与那些纸上谈兵的同僚们不同，他不尚空谈，而重实干。中法战争时他主张对法用兵，并在最危急的时刻出任两广总督，之后任用刘永福、冯子材等名将屡创法军，并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因他而**。

伟人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要知道，张之洞的“汉阳造”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可仍在使用呢。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深度参与者，他对洋务的贡献不是简单地说建立了几座工厂那么简单。

在那个极度封闭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就像是一块顽石，在这中背景之下，要向西方学习，推行工业化其难度可想而知。上至朝廷众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普遍认为西方那一套是“奇淫巧技”，大清这一套“仁义道德”才是最正宗、最完美的存在。

为了打破这个封闭的状态，张之洞提出了一句口号，进而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打开了一条缝隙。这句口号很有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都是应对清末改革面临的思想僵化问题所提出的。张香帅提出这个口号，从而为改革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保障。能提出这样口号的人，都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所有的改革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国富民强，但很多人却习惯拘泥于枝枝蔓蔓的细节之中，从而无法自拔。

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他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这个称号跟一个晚清老官僚似乎并不沾边，但这确是孙文对张香帅的评价。孙文的原话是：“张之洞是一个不言革命的革命者。”作为近代最著名的政治家，孙文这话自然不是随口说的，其后自有深意。

要听懂孙文这句话，先听笔者说一段唐朝旧事。女王武则天当政之后，重用前朝旧臣狄仁杰，两次拜其为丞相。虽然武后对狄仁杰恩宠有加，但狄仁杰心系李唐王朝，这使得狄仁杰的内心非常矛盾。他既不愿意反抗武则天执政，也不愿武后传位给侄子武三思、武承嗣。后来，通过他的全力运作，武则天将李显确立为太子。虽然如此，狄仁杰仍感觉不保险，因为皇位继承人这件事，只需武后一纸诏书，就可能随时会变。为了保险起见，狄仁杰又向武后保举了张柬之、姚崇、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亲李唐的大臣。

武后晚期，沉湎享乐，宠幸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张氏兄弟把持朝政，百官畏之如虎。武三思等武氏族人也加紧活动，甚至给张易之牵马执执辔，目的就是要当太子。

在这种情况下，李显的太子之位随时会被颠覆，情况万分危急。神龙年间，张柬之、姚崇、桓彦范、敬晖、袁恕己五大臣发动兵变，杀死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将武则天围困在迎仙宫，迫使她传位给李显。

在几乎没有伤亡的情况下，李唐王朝以最小代价完成了复辟。这时候狄仁杰已去世五年，他一生都做了武则天的忠臣，却将暗中布局，在他死后，由他推荐的张柬之等五大臣帮他完成了恢复李唐王朝的大业。狄仁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后人评价“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大家回来再比较狄仁杰与张之洞。两人处于不同时代，时间跨度达一千两百年，但经历却非常相似。两人都是科举时代的佼佼者，狄仁杰是状元，张之洞是探花。两人侍奉的君王，都是最中国历史上强势的女领袖：武则天和慈禧太后，两人都受到了她们的重用。狄仁杰推荐了张柬之、姚崇、桓彦范、敬晖等大臣，张之洞保护了袁世凯，重用了黎元洪，资助了黄兴、宋教仁。狄仁杰死后五年，武周朝灭，李唐王朝完成复辟。张之洞死后两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天下大权重归汉人。

不管是狄仁杰还是张之洞，两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精英士大夫阶层。古代士大夫们普遍都心系天下，忠于自己的君王，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现实的忠君思想与政治理想相违背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会异常矛盾。张之洞肯定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在无数个读书至深夜的时刻，他都非常迷茫：如果身处一个汉人的盛世王朝中，该多好啊，何必跟这些自以为是的满族贵胄们纠缠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饱读诗书的张之洞深入研究过狄仁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了跟狄仁杰一致的应对措施。他会预料到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的情形吗？他会想到武昌城头振臂高呼的是温文敦厚的黎元洪吗？他会想到拼死力战的是湖南骡子黄兴吗？他会想到收拾河山的是袁世凯吗？应该不至于这么具体。但是他肯定知道，不管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黄兴、宋教仁，他们都是汉人之中的精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历史大变局的时期，他们都会成为弄潮儿，都会站上历史的潮头，引领这个古老的国度继续前行。虽然他看不到这一天，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时刻一定会在不久之后到来。

写到现在，聪明如你的读者们，肯定会明白孙文为什么称张之洞为“不言革命的革命者”！

截至到1909年10月，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四大晚清名臣全部辞世，本来还留有一个袁世凯可以勉强支撑残局，无奈摄政王载沣却将其罢黜回籍。

袁世凯之后，满人铁良开始掌管北洋六镇。然后，之前水都泼不进的北洋军出现了许多留日将领，这是为何？袁世凯调离天津，北洋军的指挥权就落在陆军部尚书铁良手中。但是，袁世凯掌管北洋军多年，大大小小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铁良又怎能掌控得了局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凡是到了这时候的套路都是一样：通过提拔新的将领，培植自己的嫡系，顺带打压前领导的人。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培养是一个策略问题，新领导通常会选择受前领导打压的那一部分人。

北洋军从上到下都受到袁宫保的恩惠，哪有这样的人呢？于是，铁良将目光盯向了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成为了他培植的对象。袁世凯掌管北洋军的时候，部队内基本见不到留日士官生的身影。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接触过孙文的革命思想，政治上不可靠。所以，这部分人是无法进入北洋军这种朝廷核心部队体系的。

但是铁良部长喜欢这些人，他们军事素质过硬，年轻有朝气，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些人不喜欢北洋军的军官。于是，在铁良的主导下，许多留日士官生陆续进入了北洋军，担任了要职。但是，这部分人并没有成为铁良的嫡系，因为他们是革命党人，他们是排满的。

站在清廷的立场上，从事情的发展来开，铁良这绝对是一记不折不扣的昏招：不仅成功地把革命党人引入了北洋军，而且也让段祺瑞、王士珍等受到打压的北洋旧将对朝廷心怀不满。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新将领反朝廷，旧将领又怨恨朝廷。满清覆灭的进程开始加速。

收拾了袁世凯之后，在摄政王载沣主持下，朝廷与地方又开始博弈。铁良奉命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土膏捐税”收归朝廷，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之后他又奉命将地方勇营武装给解散，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强了朝廷的实力。朝廷与地方政府的权利博弈一直存在，从庚子国难之时开始，两者的权利分配开始偏向地方政府。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进行东南互保，朝廷与地方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开始演变为一种合作关系。在载沣强力集权之下，地方政府也开始与朝廷离心离德。从表面上看，载沣将全国的权利集中到了朝廷，将朝廷的权利集中到了少数满清贵族手中，载沣貌似占了上风。这是一种表面的胜利，清廷之死就死在朝廷与地方的权利博弈之上——路权之争。

面对这些小人得志的满清贵族小爷们，满朝文武在朝堂之上异常沉默，特别是汉族官员，他们大都缄默不言。在这种异常压抑的氛围中，满清朝廷的丧钟已经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