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黄袍加身（一）

10月11日这天，武昌市民还在街头见到了一份安民告示，告示由起义军颁布，内容是这样的：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

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

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

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

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

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

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

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

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

这份安民告示使用的是黄帝纪元，而不是宣统纪年。这次起义本身就是反满清，当然就不能再用满清皇帝的年号，而当时人们并不了解西历，大家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老祖宗——黄帝。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怎么能做满清的奴隶？黄帝即位之时，据说是在公元前2698年，是为黄帝元年，如果把辛亥年转换成黄帝纪元，也就是4609年。

可能有人会问：“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三千五百年左右，黄帝纪元比这个时候还要早上一千多年。这个时间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1903年，不足二十岁的经学家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在本书中经其考证，黄帝纪年开始于公元前2698年。也就是从本书发表之日开始，黄帝纪元的方式就得到了革命党人的积极响应。为表与满清不共戴天之意，革命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上，多采用这种纪元方式。至于说黄帝纪元开始于公元前2698准确与否，那只有黄帝本人知道了。

安民告示的标题是“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这是“中华民国”四个字在官方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很明确地提出此次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中华民国。告示中的“鄂都督黎”指的是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两湖名将黎元洪。

这份告示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黎元洪的名字呢？在风起云涌的10日晚上，黎元洪作为混成协的协统、湖北军方的主要将领，他又在干什么呢？

当夜，黎元洪并没有回家，而在二十一协司令部值班。司令部位于大东门左旗，距离楚望台军械库大约两公里，距离工程营只有一公里。也就是说，黎元洪当夜就位于事发的关键位置，他的司令部内有兵士约三百人。

工程营正目熊秉坤带领下属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第一枪，继而围攻楚望台军械库的时候，二十一协司令部内的黎元洪第一时间就得到了兵变的消息。这让他非常震惊，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出兵平叛，直接去跟熊秉坤等人交火，他毕竟是湖北军界的高级将领，他有这个责任；二、加入革命党，司令部这三百人很多人都是革命党人，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黎元洪没选择带兵平叛这条路，虽然他距离工程营只有一公里。他同样没有选择带兵去起义这条路，在他脑袋里从来没有想过要“造反”。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命令部队在院中集合，把枪支都收缴起来，让兵士们就地坐下，谁也不准离开这个院子半步。

黎元洪同时对部队发布命令：按兵不动，来必还击，去不追击。他不想为瑞澂、铁忠等人卖命，也不想让手下兵士们去送命。同时也他也不愿冒险参加“造反”，内心里非常希望这次兵变能够被迅速扑灭，但他不想去做“灭火”的那个人。

司令部内有电话线，从听到枪声开始，电话就一直在响。黎元洪知道电话是张彪、瑞澂等人打来的，他吩咐部下一律不接听电话。接了电话肯定就会收到命令采取行动，不接电话就没这麻烦。等事态平息了，可以再做解释。

黎元洪被称为“黎菩萨”，息事宁人是他第一处事原则。黎元洪想将大事化小，但是熊秉坤等革命党人不这么想。这帮少壮派军人为了“造反”成功，甚至将吴兆麟给裹挟进来，左冲右突，锋芒毕露。不仅拿下了楚望台，还拿下了武昌城最高点——蛇山炮台。

诺大的武昌城，半夜的功夫就被这帮血气方刚的年轻军人占了一半。

这时候，司令部墙头探出一个脑袋。来人是四十一标士兵周荣堂，他是来给司令部这帮士兵们送信的。四十一标属于黎元洪二十一协，周荣堂招呼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参加起义：“大部分部队都已经动起来了，你们这帮人还干坐着干啥？还不赶快拿起枪来，麻利地去楚望台取弹药，跟官府干去！”

黎元洪让人将周荣堂带下来，询问清楚其是革命党后，采用了杀鸡儆猴的办法，在众多官兵面前，亲自将其手刃。

没过多久，总督府方向的枪声越来越密集，黎元洪也越来越胆战心惊。后来，他听到了总督府方向传来的爆炸声。他命参谋刘文吉赶快给总督府拨电话。没多久参谋刘文吉回话，总督府已无人接电话。黎元洪知道总督府已经陷落，一切皆已不可挽回。

这时候，司令部的士兵也鼓噪起来。这些人中革命党人就非常多，听到总督府方向的枪声，都情绪高昂，不可抑制。黎元洪知道，再这样下去，很快局面就会失控。万念俱灰之际，他宣布解散了部队，让大家自由行动。

这三百多人很快都不见了踪影，有人集结起来奔向总督府，有的则躲起来逃命。司令部里只剩下黎元洪和参谋刘文吉。

刘文吉是黎元洪的亲信参谋，危急时候并没有背黎而去，对此，黎元洪很感动。他跟刘文吉交代了后事：“总督府失守，现今大势已去。我身为协统，部下叛乱，如果叛乱被平息，朝廷必然治罪于我。如果革命党人侥幸成功，我又曾诛杀革命党人，能否活命，更不可知。望君善待我妻小家人。元洪在此谢过了。”并将随身的金表赠与刘文吉。

听到黎元洪这番话，刘文吉也甚为悲戚。他安慰黎元洪：“协统大人，局势已然如此，非人力所能为。在此无用，不如到属下家中暂避，静待其变再说。”

黎元洪觉得刘文吉的话有一番道理，况且别无他法，便到刘文吉家躲避。第二天一早，刘文吉差遣家中老仆赴黎家报平安，并给黎元洪取些随身衣物过来。

从十日晚间到次日，黎元洪一直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本来他想清廷、革命党两面都不得罪，没想到混了个两面不是人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老好人，在一些极端状态下通常会出现这种局面。这里说的“极端状态”，就是双方撕破脸的情况。

暂且放下焦灼不安的黎元洪，让我们回头再来看起义成功的革命党人。

10月11日，革命党人在光复武昌之后，便着手建立军政府一事。以瑞澂为主的满清官员是被赶走了，但武昌城不能处于无政府状态。

当时起义领导人都不在武昌，刘复基等人已遇害，孙武正躺在医院，蒋翊武已跑路，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孙文在美国。剩下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置位最高的就是连级干部吴兆麟，吴本身还不是革命党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句话非常知名，是用来形容楚地人才济济。中国其它地区的人听到这句话通常都很不服气，认为楚人是自我感觉良好。从辛亥革命的过程来看，这句话还真不是吹牛。你看这帮革命党人，即便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也能将事情搞成，即便是临时拼凑，也能给凑出一套无比强大的“领导班子”来。

大家商量了一下，就直奔位于跑马场的咨议局。咨议局的议员们都是当地乡绅，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们的支持对于掌控局势非常重要。

组织军政府的核心问题是推选一位革命领*袖。如果没有一个知名的人物站出来当领*袖，那么外界就会普遍认为这次起义是下层士兵发起的兵变。既然是一次偶然的兵变，怎么又能让全国相应呢？

吴兆麟、熊秉坤等人想到了位于武昌跑马场的咨议局。这里面有一位大人物——议长汤化龙。

汤化龙，字济武。1874年出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光绪年间中过进士，后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法律专业。历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1910年代表湖北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载沣的“皇族内阁”成立后，汤化龙立刻进行了口诛笔伐、强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