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蚕：卧龙篇（十二）大志

周瑜虽死，但他终结乱世、再造太平的梦想，却被诸葛亮、鲁肃等无数英杰所继承，当诸葛亮作为刘备方面的特使，参加周瑜的葬礼时，新任大都督，同时也是周瑜与诸葛亮挚友的鲁肃，把一样东西交给了他。

“这……这是。”

只见鲁肃手中，正是周瑜生前所用的，系着一根红绳玉坠的洁白羽扇。

“当初公瑾羽扇纶巾，大破曹军，他临终前留有遗言，把这个赠给孔明先生。”鲁肃一脸肃穆，双手托着轻飘飘的鹅毛扇，交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也敛容作揖，郑重庄严地接过羽扇，鹅毛做的羽扇很轻、很轻，但包含的周瑜的大志却很重、很重。

李：拜别鲁肃后，诸葛亮登上了回荆州的客舟，而我，正随侍在他的身旁。终于，终于那个在历史上、在演绎中被所有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的形象出现了——手摇羽扇、白衣如雪，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

接下来的时间里，诸葛亮辅佐刘备统筹后勤、安定后方，他制定法律、打击豪强、发展生产、足兵足食，让在前线开疆拓土的刘备终于不用再日日夜夜为补给、后方发愁。在诸葛亮的努力下，荆州很快摆脱了战乱的摧伤，再一次繁荣富强，一大批有才之人相继被发掘，伊籍、马良马谡兄弟、魏延、霍峻、廖化、陈震、潘濬、冯习、张南、傅肜等……荆楚群士从之如云。

而当益州的士族张松联络刘备后，在庞统的鼓动下，刘备进军西川，开始了“隆中对”的第二步，经过一场“千日战争”，虽然庞统中道崩殂，但刘备却迎来了成功，得到了这块“天府之国”。

在益州，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施展，他开始按照自己“隆中七策”的构想，经营自己的理想世界，而刘备也知人善任，放手让诸葛亮去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诸葛亮治蜀。”

我：我知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给了“诸葛亮治蜀”极高的评价——“外联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李（点头）：要知道，陈寿他爹因为犯罪被诸葛亮处罚过，连对诸葛亮有怨气的陈寿都挑不出一点毛病，可见自刘备、诸葛亮一脉相承的“王道”政治对于季汉有着多么大的影响。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当刘备平定益州，诸葛亮作为实际上的政务院**推行“新政”时，益州的头头脑脑还是满怀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琅琊诸葛家是崇尚儒学的世家大族，这么一个家族出来的政务院**，肯定推行的是孔孟“仁德治国”，也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一套。

然而，事实证明，他们错了，而且错得相当离谱。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诸葛亮深知——治理益州的背景是汉末的群雄争霸，像“仁政”“王道”这一套，实施下来没个三五十年是不可能见效的，曹操不会给他时间，孙权不会给他时间。此时的曹操，已经秣马厉兵，对汉中的张鲁磨刀霍霍，如果不能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让川蜀大治、万众一心，一旦曹操攻破汉中，就等于一脚踹开了益州的大门，到时候一切都晚了。

治乱需用重典，治暴需用威刑，要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益州由乱入治、上下同欲，就必须效法当年的“商鞅变法”，通过严峻、严格、严明的新法，迅速地整顿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团结。

于是，面对律令松弛、刑法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的现实，诸葛亮果断采取“**”，他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不断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

然而，诸葛亮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却受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其中，以庞统之后刘备的“第一谋士”法正为甚。为什么呢？因为法正这个人虽然才华横溢、擅长奇谋，但这位老兄人品实在不咋滴，属于范雎式睚眦必报的类型，当年在刘璋手底下，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军议校尉（参谋），可谓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而现在，投奔了刘备后，自己当上了扬武将军兼蜀郡太守，小参谋一跃成为军区司令，而且“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放个屁全益州都要抖三抖，那可不得像“还乡团”一样清算自己落魄时的恩怨情仇？

报恩就不必说了，报仇方面，法司令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反攻倒算、手起刀落，把以前骂过自己、嘲笑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统统“死啦死啦滴”。

所以说，一方面，法正是益州本地豪强，代表着益州本地人的利益；二来，法正挟嫌报复、公报私仇的行为，要是按诸葛亮的严刑峻法，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法正对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你看，连汉高祖“约法三章”的故事都搬出来了，意思就是说——刘备不是汉室宗亲、高祖的子孙吗？你诸葛亮不是汉臣吗？如今，怎么连老祖宗“宽刑省法”的老传统都丢了呢？说得是冠冕堂皇。

可惜，诸葛亮早就对法正心里的“小九九”是心知肚明。他之所以对法正乱杀人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是因为他深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法正是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又是为刘备平定大西南立下大功的，此时清算法正事小，寒了益州豪强的心事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儿，卧龙先生才不会做呢。

因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治国理政也绝不可滥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罚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

一席话，让法正心悦诚服，也让法正无话可说，毕竟以法正这么聪明的脑瓜子，怎么会想不到诸葛亮为什么要严刑峻法呢？不是他想不到，只是他不愿意想而已。但法正也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在于帮助刘备实现大业，才能功成名就，至于其它的都是细枝末节、不值一提。

而且，清正廉明的诸葛亮也并不想完全放任法正之流的所作所为，毕竟任由功臣勋贵横行坏法，会对社会产生持续性的恶劣影响，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一方面用法正的才华，一方面让法正身临其境、震慑法正，实在是高）、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这部法律为什么叫“科”不叫“律”呢？因为刘备政权是以汉献帝为正朔的，作为汉献帝的臣子，制定国家的法令（律）是篡逆的，因此只能制定地方的法律（科）。诸葛亮相信，只要这套法律形成，就不会再有人凌驾于法统之上恣意妄为。

《蜀科》问世后，蜀地的社会风气迅速扭转，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且凝聚团结的社会气象、政治气象正在形成。

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历来主张“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才能使民众心服口服。此外，诸葛亮虽然注重“依法治国”，但却不是“唯法律论”，而是更注重思想教化的重要补充作用——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而要为了让受罚者不再犯错而惩罚。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他竭力反对“不教而诛”，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

就这一点来说，诸葛亮的新法，超越了商鞅的变法，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理”的统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是诸葛亮“法治”建设的结晶，也是他社会思想最成功的实践。

“诸葛亮治蜀”短短三年，益州便从刘璋时代的混乱无序，一下子成为了组织严密、风气肃然的强大地区，有力地支持了刘备与曹操争霸汉中的军事行动。曹操、孙权都以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这来自大西南的经济奇迹、社会奇迹，他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势力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