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战的酝酿

------离经叛道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1814年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的中农家庭，这个未来撼动封建帝国统治体系的男人在本地私塾接受过教育，14虚岁时考为童生。因为熟悉《四书》、《五经》、《孝经》及一些古文，在乡里被认为学识渊博而聘其为本村塾师并兼职一些杂牌医师的工作。受着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支配，曾狂热地迷恋过科举功名。从16岁起就多次赴广州应试，但其一直表现拙劣的书法和半瓶子的学问被应试考官无视10多年之久。

当洪秀全还在考场上作着绝望挣扎的时候。1833年，一个名叫梁发的中国人以**传教士的身份偶然闯进了他的生活——其所撰写的用于宣传****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摘引了新旧约的某些片断，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偶像邪神；并宣讲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条——以一些惊世骇俗的议论、神秘莫测的故事、新奇的道德观念、奇特而又难懂的语言引起了洪秀全很大的兴趣，并将其收藏、研究。

而洪秀全于1837年从考场再次惨败而归后，气愤成疾。神情恍惚的病中，似乎在古怪离奇的梦境里寻找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平衡。而梦中一些人物、事件的含糊印象，有一些也似乎和《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帝、耶稣、天堂、地狱之类的片断重叠。陷于某种兴奋状态的——似乎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洪秀全把《劝世良言》和病中梦境联系一番并加以分析的结果是认为自己已不是寻常人。虚幻的心灵经验使他的思想行动与病前几乎判若两人——满嘴天话——别人眼里的胡言乱语，步入了一种偏执、狂想的怪圈。

1843年，最后一次对考场的努力失败之后。由于自身的前途受到窒息，洪秀全对旧的世界、旧的信仰感到绝望。想起《劝世良言》的宣传——许诺人们只要拜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世界清平。愤世疾俗的他终于接受了新的说教，相信这就是真理。并把情操自我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抛弃功名仕进的道路，为了反对世上这陋俗，拯救一个邪恶的社会而去诚心诚意地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虽然历史证明这并不是一条真理之路。

但这位封建传统的背叛者并不是作为一般的宗教皈依者接受《劝世良言》的宣传的。他认为：自己通过这部奇书而受到了上帝的启示，担负着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救世的使命。这种奇葩的自我认识产生得出的结论是：洪秀全认为自己的灵魂已经升天，见过上帝。确信梦境与全书均为真理，而他自己则是上帝派来拯救天下——即中国，使其敬拜真神上帝的引路人，而不仅仅象梁发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传教士。

当时和洪秀全在一起研究《劝世良言》的还有一些亲属、朋友：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在未来的50－60年代里中国社会最先进的思想家；

家道小康的冯云山是洪秀全的密友和考场失意的同路人，从星相术分析出洪秀全“有王者风”后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洪秀全并迅速成为其得力助手。

于是，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以洪秀全为首的，西方**在中国的一个奇葩流派——拜上帝会终于诞生了。

------理论与实践

这帮上帝的新信徒在冯云山授徒的书馆里根据《劝世良言》的介绍自行洗礼后，将馆中所奉立的孔子等人的牌位全部捣毁，以实现对上帝的诺言：许愿不拜邪神。

坚信自己来路不明、受命于天的洪秀全以狂热的态度和自己的助手一起对身边的亲朋密友尽力进行宣传，引起了村中族长和一些守旧思想严重的人的百般非难，搞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

1844年，洪秀全与冯云山怀着能寻找到拜上帝会的一方乐土的期望离开本乡去外县和邻省广西传教达8个月之久，但收效不大——传道所宣讲的并没有超越《劝世良言》的范围，以在广西贵县赐谷村等地接纳100多名教徒为其传教活动的顶点。随后，冯云山独自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活动，而洪秀全则回到故乡运用自己近似疯狂的想象力和毕生所学为新宗教进行理论上的修饰和补充：一系列的作品——《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标示了这位自诩为上帝在中国的代言人的另类：

他在所接受的上帝**内，掺进了自己的主观愿望：

将宗教神学与个人抱负联系在一起、将宗教神学与朦胧的理想融为一体；

将宗教神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混合掺杂……

这只能颇有些尴尬的说明洪秀全所热衷的宗教与传统**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本质差别——“披上基督宗教外衣的中国民间宗教”。

而对**一知半解、对现实严重不满的洪秀全居然鼓捣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还不是源自**的谆谆教导——精神超脱、灵魂不朽、实现博爱、来世进入天国；而是要在崇拜上帝唯一真神的前提下，斩邪留正，建立人间天堂——不能不说这是个胆大包天、对宗教理论几乎是无师自通的疯狂天才！

当洪秀全还在家乡为充实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而奋笔疾书的时候，他的密友、主要助手——冯云山也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为开创拜上帝会的基业而碾转奔波……

僻处南疆的广西距离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都十分遥远，僻远多山的地理条件大大阻滞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进入。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不利的政治地域使广西在各方面和发展都十分缓慢——地瘠民贫；农业、手工业落后；物产不丰富——可供剥削的物质基础并不雄厚。其后果便是广西地主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孱弱和先天不足，减弱了作为统治集团的基层组织对与之对立的阶级——农民的监控力。

而天高皇帝远的大多数广西地方官员不仅因循守旧，而且贪赃枉法、恣意妄为——为了减弱土、客人民力量对自身的潜在威胁，极力煽动和扩大土客矛盾与纷争（由于战乱、天灾、苛政和人口激增而产生的、落籍广西的大批客民，在与当地土著居民和少数民族争夺稀少薄瘠的土地时表现出很强的团结精神。）——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薄弱的统治力度还吸引了大批带有反清色彩的天地会和数量庞大、对现实不满的失业乡勇的涌入，给空气中带来了浓厚的火药气息。

孱弱的统治、先天不足的地主阶级、穷困潦倒、一腔怨气的农民、满怀仇恨的天地会人、各种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半军事化团体使广西在鸦片战争后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动荡、混乱，犹如中国的巴尔干半岛。

不过，这么一个乱哄哄的世界也给冯云山的传教活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在桂平县以北的紫荆山上的对未来的美好描绘——拜上帝得以无灾无难——吸引了大批以耕山、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渐渐的，冯云山以紫荆山为中心铸就了拜上帝会的坚强的大脑组织。这个核心圈内的很多人成为以后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他们包括：

有雄才大略，在山民中威望很高的耕山夫及烧炭工杨秀清；

勇敢刚强的壮族人、杨秀清的妹夫、紫荆山区双髻山周边地区壮族会众的领袖人物肖朝贵；

家族兴旺、有财无势而备受其他地主欺压的韦昌辉；

忠诚拥护**、反偶像战争中的英雄——卢六、曾澐正等。

正是这帮人经过共同努力，使拜上帝会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入会者达3000余人，相当于紫荆山区总人口的50%。这种良好的局势一直维持到拜上帝会的思想领袖——洪秀全的到来。

1847年春，完成了对新宗教的初步理论研究后。洪秀全偕同洪仁玕来到了广州的**堂，宣称意欲学习**道，验证和深化自己关于上帝的知识。西方人对他的狂热的自我意识十分反感，认为洪秀全不可能培养成为他们所需要的宗教奴仆，进而拒绝了洪秀全受礼的请求。

当**对自己在中国的奇特流派关上了沉重的大门后，洪秀全就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论来领导这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新宗教了。在宗教认同感上遭到挫折的洪秀全重游广西，并于这年的旧历7月在紫荆山区会见了冯云山。

经历了几年的曲折发展后，拜上帝教的思想和肌体终于融为一体。这也是洪秀全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的时刻——转变为反清的农民领袖的开始。

------上帝之家

面对冯云山的成功，抑郁中的洪秀全的内心瞬间极速膨胀：写于这个时期的《原道觉世训》创立了阎罗妖这一邪神代表。并以大量篇幅宣扬创世说——即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树立皇上帝宰治天下的权威——皇上帝的代表已开始准备大规模地与拥护传统宗教的统治集团争夺信徒和臣民了。

在思想上武装了狂热的教徒以后，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偶像的浩荡战争，以争取更多的信徒和为上帝立威。于是，一些在当地包括甘王庙在内（桂东南的著名神道）的鬼神庙都很不幸地成为反偶像战争的打砸目标。

洪秀全的想法很直接：诱导当地老百姓抛弃并不灵验的神道，把敬畏信服之心移向另一个更高明更有力的神——拜上帝会的唯一真神。

效果很舒爽：强大的宗教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拜上帝会信心大增、信誉日起、信徒日众，隐然成为地方上的一大势力。可以说，拜上帝会发动的反偶像战争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对此大为不满的紫荆山石人村的秀才、颇有田产的王作新向地方政府控诉拜上帝会践踏神明、不服从帝国法律。在冯云山等被羁押期后，拜上帝会众集资捐款营救。这笔钱在官府内的打点显然对案件的发展起了作用：第二年的10月，桂平知县的贾柱判定冯云山（卢六在羁押期间病故）为无业游民，命人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原籍。而冯云山居然在途中说服了两名押解人员信仰上帝教，并一起回到了紫荆山。就这样，帝国政府由于官员们的昏庸无能和贪婪，失去了打击尚在摇篮中的拜上帝会的绝好机会。

冯云山随后赶到广东花县与洪秀全会晤——洪秀全于1848年4月远赴广州求助于中国**浸信会的创始人罗孝全，想以帝国政府承认自由传教这一点合法地营救自己的密友。此时已回到了家乡——讨论调整拜上帝会内部领导核心层的人事安排等重要的问题：

自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远赴广东之后。拜上帝会因失去领导者，人心浮动、组织趋于涣散。会内的各种力量为争夺话语权而相互借助降僮——神灵附体等方式进行角逐——当时广西的习俗中鬼神附体传言的迷信很流行。

在这种类似于跳大神的斗争中——其本质就是巫婆神汉装神弄鬼的玩意儿——健康状况一直很差的杨秀清别出心裁的利用自己的一脸病态，于1848年4月以神灵附体的方式，伪称天父下凡嘱托传言。照抄耶稣捐躯救世的说法，声称“自己患病是天父差遣下凡间代世人赎病。并怒责世人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这种来头极大的化身无疑震慑住了还处于顶礼膜拜状态的信徒们，随即为那位身上散发着神圣灵光的耕山夫兼烧炭工奉上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尊号——“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

杨秀清的努力使冯云山辛苦开创的基业得以保全，局势转危为安。然而这一行动，也产生了一些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从此他成了权力无边的天父皇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改变了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出现了领导的多元化倾向，埋下了后来争权夺利的祸根！

10月5日，肖朝贵也伪称救世主耶稣下凡附身教导会众。并与杨秀清联合终结了以黄姓族人为代表的其他跳大神者，终于完全清除了在会众中的那些吵吵嚷嚷的声音——大家又在一起毕恭毕敬的参拜上帝了。继杨秀清之后，肖朝贵成为拜上帝会中升起的第二颗新星，在未来的领导核心圈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实际上冯云山被捕入狱到他转回广东居留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拜上帝会就是在杨秀清、肖朝贵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而“跳大神战斗”的胜利又巩固和加强了他们在未来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和影响：

杨秀清、肖朝贵的传言在会众中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逐渐取得了凌驾于其他传言者之上的地位。他们能代上帝、耶稣传言，也意味着在某些场合能超越洪秀全、冯云山的权威。但是如果洪秀全、冯云山予以拒绝或完全不承认各种神灵附体，又将在会内引起新的混乱。

洪秀全、冯云山经过反复权衡，最终接受了这一事实。因此在这年冬天，适应这一转变所需要的又明显具有反清色彩的思想材料《太平天日》在他们的家乡经过密商筹议也出台了。

洪秀全、冯云山这时基本上完成了关于奇异梦境的创作，制造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宗教性、也是政治性的神话——洪秀全的上帝完全人格化、人伦化了。一个有妻子有意志特别是有无限权能的上帝，亲自派遣洪秀全下凡间，给予诛妖除魔、唤醒世人的任务。而且告诉他：“凡有烦难，有朕（指上帝）作主！”

上帝之子创造这样一个上帝和他受命的故事，不仅是他已经决心叛逆以创帝王之业的标志，而且是他为了准备这一事业而号召迷信的人民的需要，也是为了应付拜上帝会内部问题的需要——尽管杨秀清、肖朝贵在附体时能够代天父天兄发言，但是洪秀全声明自己才是天父真正的儿子，是天父亲自下命令下凡拯救世人并为人间之主的，显然具有更优越的地位。

1849年夏季，洪秀全、冯云山回到了紫荆山。肯定了杨秀清、肖朝贵代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的传言是真实的，而洪秀全创造的上帝家庭成员名单又巩固和认可了拜上帝会内部力量的变化：

洪秀全是上帝教的创始者，在会中享有绝对的威信，他在宗教上又披上了天父第二个儿子的神圣光环，并同冯云山首先秘密筹议起事，因此无容置疑地成为拜上帝会密谋起事的最高首领；

天父的另一个儿子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实际创立者，也是拜上帝会密谋大事的灵魂人物；

紫荆山是拜上帝会的发源地和主要基地。富于社会阅历和组织才能的杨秀清拥有紫荆山会众实际首领的崇高地位；

肖朝贵的身份更为特殊——他和杨秀清成为上帝之子后，因自己的妻子杨云娇被杜撰为上帝的第六个女儿，俨然又成了上帝的女婿。而肖朝贵被洪秀全承认是耶稣的代言人后，拜上帝教教主又该是他的兄弟了。肖朝贵享有的这种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的多重身份，使他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斗争和发展中，起着十分微妙、极其重要的协调与号召作用；

以家产资助起事、其家族成员有很多参加拜上帝会、对起事的准备和实现作出过很多贡献，隐然成为拜上帝会中一大势力的韦昌辉也跻身于上帝诸子的行列中；

上帝之子的最后一顶桂冠则属于石达开。这位拜上帝会基地之一——贵县西北龙山山区的会众首领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年轻人，拥有轻财好义的名声。他是以山区客家人代表人物的身份昂然进入上帝的家庭的。

除了上帝诸子外，拜上帝会中还有两位显赫的人物：

矿工出身、英勇敢战的秦日纲也是贵县会众的首领；

富有田产、任侠好交游的胡以晃是拜上帝会的又一据点——平南县鹏化山区的会众首领。

就是这些人构成了拜上帝会的领导层（这时曾家在拜上帝会中的势力则相对后退，在领导层中未见有一名曾姓族人）。

上帝诸子们管理的会众的基本力量是由三大方面构成的：

客家人是会众的主体。这些在原地艰于谋生而被迫迁至广西的穷苦人民有强烈的团体意识。但他们难以融入当地原有的宗教社会，往往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但由于拜上帝会的首领人物绝大多数是客家人，活动地区也多客家人，所以拜上帝会中的客家人信徒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成为上帝诸子的主要会众基础。

作为一位农**动的思想家，洪秀全的杰出之处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具有革新精神和平等思想色彩的主张，作为调和土客之争的原则和策略。并完成了土客人民的各自代表（肖朝贵是土著人）在领导层的组合，使广西土著人也成为也成为拜上帝会的基本力量。

瑶族人民的加入则完全是冯云山的功绩。这位农民政治家早在紫荆山创业阶段，便高喊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号，与瑶人结拜兄弟，致力于宣传和组织工作，使数以千计的瑶人接受了上帝，成为拜上帝会的另一股实力。

由三方面力量组成的拜上帝会众入会的最初心理是抱着避祸得福和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但是上帝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组织。而它的领导者又有着利用这个组织进行改朝换代的勃勃雄心。因此随着这个组织的逐步政治化，许多会众也把自己的思想升华得更加的激情狂热——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完成了从单纯的上帝信徒而兼为造反者的转变，成为大清帝国在广西的真正心腹大患！

------脆弱的权杖

大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而大清帝国统治机器的运转却还是那么的笨拙、呆滞……

1850年1月23日，道光帝的继母孝和皇太后去世。以孝顺著称、年老多病的道光帝倍受打击，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并于2月25日病逝。思想保守、老成持重、但才能平庸的皇四子奕詝登上皇位，是为咸丰帝。

他接手的是道光帝留下的烂摊子，而重新整合的辅政班子也体现不出多少旺盛的生命力：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成为掌握实权的重臣。其人一生研究儒家经典，胸中满怀治国大略的理论，尽管他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但咸丰帝和杜受田都坚信：只要按照儒家学说、祖宗制度来办理，天下一定大治。然而问题就出于社会的各种弊端皆源于儒家学说和祖宗制度……

除却这对极思进取的君臣外，道光帝留下的辅政班子便充分体现了因循守旧的惰性：

权势显赫、党羽众多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道光帝最信任的大臣，此公的政坛“密方”却是多磕头、少说话；

赛尚阿作为元老重臣，有清廉公正的美名，但过于小心谨慎，显得有些暮气沉沉；

汉族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人物——大学士祁隽藻、彭蕴章等是权贵派的重要成员，在高官厚禄中安富尊荣，对农民起义的危险性感觉迟钝，醉心于保官、保禄之道；

另一类权贵派分子则是以僧格林沁等为代表的满蒙贵族，却又恃宠骄横、不可一世。

这样的辅政集团能提出多少治国建议并协助做出多少安国决策是可想而知的。而老于世故的地方官们则另辟途径：咸丰帝图陈革新的堂皇谕旨，换来的是这些宦海巨匠们笔头上耍功夫，实际上无所作为……

官员们虽然纷纷称赞咸丰帝的英明，可政治却并没有起色，局势也越来越坏。聪明得近于愚蠢的官员们用纸将“火”小心翼翼地包藏起来。咸丰帝一心厘清恶弊的各种举措，纷纷坠落于黑暗政治的黑网之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摇摇欲坠的防护大堤由于封建体制内的愚蠢行为而再也无力阻挡农民洪流的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