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突变（2）

光头佬的讲话一发表，国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算是正式形成，并且在各界的支持下快速运转起来。许多地区的抗日力量开始对日资和日侨也采取了行动。

汉口的日租界排在当年各列强占领的租界最靠后的地方，占地660多亩，实际上是汉口下水的郊区，偌大一个租界，人口却不多，日本人不到二千，一些日本的中小企业在租界运营，而日资里的大个头却不在日租界里，比如，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和日清汽船株式会社，都是在汉口英租界里立足。而集中在日租界里的日本人主要是从事向中国内地走私和贩卖鸦片的业务。

七七事变后，日本很快就把租界里的日侨全部撤离，留在租界里的就是一些替日本人守摊子的华裔职员，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湾湾。

甲午战争后，湾湾割让给了日本，到1937年，已经有43年，这几乎是两代人的时光。在半岛和弯弯被殖民的这几十年里，虽然改变不了殖民地的语言和固有的文化及文字，可日本人还是坚持让当地人都用日本姓氏，这就使许多弯弯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按照中国传统，传承宗祠的名字，一个是日本名字。比如，那个被后世唾骂的李某辉，他就还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政男。

但是，由于日本文字本身就是从汉字变化而来，无论怎么弄，其核心还是汉字，所以，即便是在殖民地，日本人想让汉字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后世的今天，日本在重要公文或者法律文书里，仍然需要大量使用汉字而不可以使用表音的平假名。我们目前看到许多日本人书写中大量使用平假名，其实是一些日本人已经退化到不会写准确的汉字，就像当代许多新文盲那样，不会写汉字就用拼音替代一样，只不过在我国，所有的公共文体中禁止使用汉字与拼音的混合体，而在日本则是允许这种混合体出现，其实，那就是当代的文盲，能说，能拼，不能写，更不要说去读书了。

东亚的语言里有不少多音字，同音不同意的词和字，这就决定了表音文字只能作为辅助而不可以成为主体，所以，在韩国，所有重要官方文件清一色是汉字。而坚持要搞拉丁字母拼音化的交趾，到了现在连像样的文学作品都出不来了，遇到同音不同意的描述，表音文字着实无法处理。

国言买了去南京的船票，他计算过，从南京坐火车到杭州，再坐船，最后步行会遂昌，要比去上海转车时间短，同时还能省点钱。

临走之前，国言再次以江湖手段去日租界转了一圈。此时的日租界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那些搞走私和贩卖鸦片的商行还在维持，而国言针对的目标就是要这些祸国殃民的黑商行。让国言恼火的是，这些商行里交易时，要么使用原来的银元，要么使用美元和英镑，而美元和英镑往往又都是银行本票之类的，拿到手上也不好兑换，对这些，国言还闹不明白。

银元，太重了，拿不了多少，露馅了还会被抓，所以，国言从黑洋行里搞出来的银元干脆就撒在附近的贫民区里了。那些本票拿了几张大额的，不管将来怎么用，反正不占地方，夹在书本里就行。

在学校这半年里，国言重点突击学习的一个科目就是英语，现在，对简单的英文算是可以看得懂了，要是论说，那还远远不行。

到了南京，国言按照地址去找徐瑛，可那里的佣人说，徐家全都回老家了。估计徐瑛给国言的信此时已经到了武昌的学校，只是国言早早就离开了学校，所以，他不知道徐家的安排。而此时徐良才的税务团已经改编了，成为第八军，正是徐良才感觉战事吃紧，打电报给南京的母亲，让母亲带着弟妹赶紧回老家。

在南京已经了无牵挂，国言一刻也不耽搁，当晚就上了去杭州的火车，到了杭州后，第一时间就去找姑父叶维常。

“姑父姑姑，抓紧时间把业务收尾，向内地转移吧。”见面第一句话国言就如是说，“如果等到大家都明白了，人嘶马叫的就来不及了。”

“怎么？难道我们真的顶不住吗？”叶维常皱紧双眉，“国府不是说要誓死保卫浙沪吗？我看最近已经调集了不少军队到了这边。”

国言摇摇头，“打仗是军人的事情，可是支撑财政的却是江浙这块富庶的地方，没了财政，军人拿什么打仗？日本人难道会瞪眼看着这边的财政支持战争？所以啊，江浙之地必然是双方必争之地，战火一开，您这船厂还保的住吗？”

“可是……我们这是船厂，想向内地转移谈何容易？再说了，向哪里转？如何转？我是完全不摸门啊！”叶维常焦虑的说道。

“能卖的就卖，不能卖的就寄存在当地人手里，快速收拢资金，带上技术人员和大师傅，去四川，到嘉陵江那边去重新开厂就是了。”

“四川？这能行？要是能行，为什么早没人去那边开厂？”

“以前不是有军阀割据嘛！现在，全国统一抗战，许多禁制都打开了，后面跟来的难民会很多很多，您忘了宋末的中原人大南迁了？”

“听盐蛋的！这孩子的脑子跟我们不一样！错了，也就是损点钱，可要是对了，而我们没有走，那可是要灭门的！”姑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叶维常被夫人这样一点，顿时就醒悟了。他醒悟了，操作起来可是很高明的。国言走后第三天，他和小儿子叶民利就踏上了西迁之路，而夫人则是收拾细软，安排家里人回到遂昌老家。一个月后，叶夫人才乘船从去了汉口，那时节，国言恰好又回到了汉口，这是后话，暂时不表。

国言到达杭州的当晚就乘坐机帆船往家赶，一天一夜后回到了遂昌，当晚就上山了，他急着向王民生汇报山外的情况。

“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了。”说着话，王民生指指旁边一摞报纸，“你这次回来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消息？如果没有，那你还应该出去，一定要把我们党的新消息带回来，实话说，我们现在心情都很急，都想知道党的新指示。”

“国府正在调集军队集中到淞沪一带，目前在江浙地区集结了大约4、50万老蒋的军队，还有一些地方军也在向这里集结，我坐船的时候就看到江面上有军队乘坐驳船，还有铁路上的闷馆子车上也有。”

“看来这次老蒋是想真打了，如果在江浙一带爆发大规模战斗，我们绝对不能偏安一隅，必须冲到抗战前线去！”王民生说的斩钉截铁。

“我是不是立即归队？上前线可不能漏下我！”

“不，你还要出去，而且是立即出去，还是去武汉。”

“为什么啊？我在那里找不到组织，要不，我干脆去陕北好了！”

“你胡说什么？”王民生黑脸了，“你以为我们在南方的坚持上面不知道吗？你以为上面不在找我们吗？我们是一支有着高度纪律的队伍，是有信仰的队伍，走到今天，我们经历了各种磨难，我们的组织在成长，我们的队伍在壮大，全国受苦受难的民众就如同是一堆干柴，只要有火种就会熊熊燃烧起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火种！”

国言傻了，简单一句话让王民生给自己上起了政治课。关键还是他那简单的一句话暴露了当时在基层里流行的一股思想，认为上面放弃了他们。

“不管是在华北还是在华东，对日作战肯定要开打，要不，日本不会在吴淞口外集结那么多军舰，所以，武汉肯定会是战时的后方中心，这样的事情我都看出来了，难道上面看不出来吗？你直管去，一定可以找到组织的！”

得了王民生的指点，国言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营地，这次，他干脆走旱路了，身穿当地农民的服装，后背插着一把开山刀，翻过武夷山，直接就进入到了赣东地区，然后走鄱阳湖北，转道在九江坐上了去汉口的轮船。

就在国言在路上的时候，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在轮船上，国言第一次听到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激昂直白的抗战歌曲，这就是后来的《大刀进行曲》，国言听的浑身使劲，船上其他人也一样。

当时，国内已经有了好几个广播电台，可那时候一般人家买不起收音机，只有在轮船、火车上才有，在船上，人们听广播，了解时局，相互之间进行讨论，有不少青年是去汉口等地投军的，他们要去打鬼子。

很快到了汉口，几天时间，整个武汉就大变了。以汉口为例，现在到处都是抗日宣传和各单位的牌子，有的招募人员，有的招募新兵，有的是老兵报到，还有的是这个联络处那个留守处的，街上穿制服、军服的人突然多了几十倍。

在危难时期，中国人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无法比拟的。就连下九流等行业的人，都知道国难当头，必须收敛。这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打个比方，在西方发生灾难时，当地的抢劫、盗窃等案件会激增，所以，他们那里救灾的人要带上武器，要维持秩序，可在中国，一旦发生了危难，小偷、抢劫、绑票的土匪等，都会自动歇业，不能说没有了，可以说少之又少。

国言还想去打日资在汉资产的秋风，这个时候，那里已经没有日资企业了。他回到学校，发现学生都提前回到学校，许多人都在进行抗战宣传，有的学生还弃文从武，去报考设立在汉的一些军校。

为了能够听到新消息，国言干脆到二手市场去买了一台当时上海出的矿石收音机，在宿舍外面用铜线拉了一根很长的天线，然后就在宿舍里收听广播。

正是有了这台收音机，国言知道了许多情报，首先，他得知了组织的高层已经派出谈判代表到达南京。跟着，听到了日军在8月13日动用黄浦江上的军舰，对上海展开了大规模进攻。

8月14日，老蒋国府在电台里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当国言听到广播员那软绵绵的“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的声音时，气得摘下了听筒，使劲的摔在床上。

“这特么的是抵抗暴力？连指责日本人侵略都不敢，指望这样一群酒囊饭袋抗日？真真是气死人了！”

同屋的几个同学惊愕的看着国言。

此时的国言很痛苦，他找不到组织，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毕竟，他没有接头的任何方式和线索，可是，与游击队的联系也不畅顺，只能通过给家里写信来汇报在武汉获得的各种消息，现在，他几乎每天要写好几封信给家里。

回到学校，他收到了一个月前徐瑛给他的信，信中说明了他们回老家的事情，同时，告知，再写信可以寄到老家去。国言按照新地址也给徐瑛写信，可发了两封信，没有收到回信。

8月底，国言从广播里收到了新消息，红军正式改变为八路军，还任命了总司令和副总司令。

学校开学了，但人心惶惶，学生和教师的情绪都不稳定。发生在上海的八一三抗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此时已经正式被称之为“淞沪会战”。集结在附近的各路抗战部队已经高达先后投入8个集团军又48个师、15个独立旅、9个暂编旅等60万人。但是，战斗打得十分焦灼。直到9月25日才传来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而且还第一次说明了是八路军115师取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