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一

当晚，姚远芳抵达了哈尔滨。在一处隐蔽的联络点，她见到了麻鸭。麻鸭神情严肃地对姚远芳说道：“李方文同志要见你。”

在麻鸭的引领下，姚远芳来到了一个小印刷厂，李方文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姚远芳独自走进办公室，从内衣里取出胶卷，然后来到办公室外的车间，把胶卷交给李方文。

李方文高兴地说：“这个情报送来得太及时了，你们辛苦了。”

姚远芳神情悲痛地说：“就在几个小时前，在卜奎火车站，山雀同志击毙了斋藤一男，可是他也中枪了，壮烈牺牲。”

李方文听闻，颇为震惊，他面色凝重，缓缓地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向山雀同志默哀吧。”

三个人在印刷厂的小车间里，肃立默哀，悼念他们勇敢的战友。李方文待情绪稍缓，命令麻鸭连夜出发，把胶卷送往苏联......

这份情报，对于苏军进攻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上这些事情，赵丹枫已经在李方文老领导那里听他讲过了，她也从刘铁夫**那里得知，祖国光复后，刘铁夫出狱，和20多位狱友一起去医院看望了唐越，当时他昏迷不醒。

“那么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赵丹枫问唐越。

“那还要从我第一次苏醒说起。”唐越接下来给赵丹枫讲述了如下往事......

我慢慢睁开双眼，眼前的景象有些模糊——白色的墙壁，刺鼻的消毒水味。我是在医院吗？混沌的意识如丝线般慢慢聚拢，我渐渐把记忆找了回来：车窗里的姚远芳——她把情报送到了吗？自己向斋藤一男开了枪——那家伙被我打死没有？我中枪了——我没有死。

护士走过来看了我一眼。我问护士今天是几号，护士告诉我是8月8号。我睡了4天，我随后又想到了姚远芳，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胶卷是否安全送给了组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4日当天姚远芳就能在哈尔滨见到上级领导，5日或者6日这个胶卷就可以交到苏联红军手上。

可是，这份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身影闯进了我的视线，是高桥拓。看到我醒来高桥拓非常兴奋，他恶狠狠地盯着我，迫不及待地吼道：“你是不是盗取了关东军的防御作战方案？”

我心中一阵厌恶，懒得搭理眼前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紧闭双唇，一言不发，我想当时我的眼神中一定是充满了不屑。高桥拓问了几遍，我都不予理睬。

高桥拓见我如此强硬，恼羞成怒，手一挥，几个日本宪兵如恶狼般扑上来，直接把我从病床上拽起，不管我是不是刚做完手术，身体是不是虚弱，硬生生把我拉回到日本宪兵队。

宪兵队刑讯室里，恐怖和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高桥拓一声令下，各种刑具便派上了用场。先是竹剑劈砍，然后又是**抽打，撕裂般的疼痛传遍我全身，伤口挣裂，浑身鲜血，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吭。渐渐地，我感到眼前发黑，意识越来越模糊，最终在剧痛中昏死了过去。

高桥拓看到我瘫倒在地，应该是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只好又让人把我送回了医院。

9日，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雷霆进攻，他们迅速越过中苏边境，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军展开大规模、全方位攻击。日军在这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一道道防线土崩瓦解。

14日，就是裕仁老鬼子宣布投降的前一天，高桥拓又来到医院，再次把我拉回宪兵队，继续那无休止的逼问：“你是不是盗取了卜奎日军防御作战方案？是不是把这个情报送出去了？”此时，苏联红军的脚步已经逼近卜奎，这个问题对于妄图守城的日伪军来说，确实生死攸关。

我心中冷笑，因为此时我在医院已经听说了外面的局势，知道祖国马上就要光复，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此刻，就算是死，我也绝不向敌人屈服。于是我依旧一言不发，用沉默回应高桥拓的疯狂。

高桥拓被我的态度彻底激怒，他像一头发疯的野兽，歇斯底里地咆哮着，命令手下继续对我严刑拷打。**、烙铁……各种刑具轮番上阵，我的身体早已千疮百孔，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毒打，再次昏死过去，高桥拓见状，便把我扔进了宪兵队的羁押室。此时，他不再关注我的死活，因为即便问出什么来，对于日军的抵抗，也已经无济于事了。苏军的进攻强度、进军速度完全出乎日军所料，高桥拓们心知肚明——大势已去。

羁押室里，我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只剩一丝呼吸。狱友们给我喂一点米汤，喂一点水，可是我能咽下去的很少，生命的迹象在我身上渐渐消退着。这是后来我听狱友说的。

19日，苏军进入卜奎城，这座饱经战火的城市终于解放了。第二天，苏军从日本宪兵队把我抬出来，送进了医院。昏迷一周后，我终于从死亡之路上掉头回来了。

二

又过了半个月，我出院了，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我急于找到组织。

此时的卜奎市由苏军实施军管，控制了城市的关键部门和交通要道，但城市秩序还不是很稳定，实际上出现了权力真空，各方势力开始角逐。曾经的抗联干部战士，随同苏军返回祖国，在卜奎他们组建**大同盟，宣传**的政策，同时建立人民自卫军，打击敌伪残余势力。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力量相对薄弱，但他们与伪满残余人员勾结，收编军警、土匪等武装，扩充自己的势力，在暗中进行一些破坏活动，阻碍**开展工作。

市面上，部分商店因战争影响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一些与日伪有密切关系的店铺被查封，而那些经营生活必需品的商店，在苏军和**大同盟的维持下，逐渐恢复营业。大部分学校在战争中停课，至此教学活动还在恢复中。卜奎人民经历了14年的日伪统治，终于迎来了祖国光复，虽然局势尚不稳定，个别人也心存一些担忧和不安，但是人们普遍感到兴奋和喜悦，希望能够迎来和平、自由的生活。

我慢步走在街头。初秋的阳光如碎金般洒落在身上，微风轻拂，带着凉爽，枝叶随风摇曳，发出沙沙声响。脚下的路，街边的建筑，都是我熟悉的景象，今天看来格外亲切。这座我生长的卜奎城，装着我全部的记忆和情感。

当我的目光投向矗立在眼前的迎恩门，门上的“满洲国”三个字已经被铲掉了，那曾经是一把利刃，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是侵略者强加在这座城市身上的耻辱烙印。而如今，门额上只留下斑驳的痕迹，仿佛在向人们讲述着历史的天翻地覆。我眼眶微微湿润，这座古老的城市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与屈辱，如今终于挣脱了枷锁，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这怎能不让我感慨万千。

我来到东北人民自卫军卜奎市指挥部门前，向站岗的士兵说要找他们的首长。士兵打量着我，问我找首长有什么事。我想了想，要有一个充足的理由才行，就说自己是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出来，有极为重要的事，必须找首长。

士兵见我言辞恳切，便把我带到一位干部面前。干部先问我怎么称呼，又问有什么事情，我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我是共产国际的地下情报员，现在我要找组织。干部听了我的话不禁大吃一惊，思考了一下后问我是不是和组织失去联系了？我就说一个多月前和组织失去联系的。

干部说共产国际解散2年多了。我就解释，自己一直和苏联红旗军保持联系，同时也为抗联提供情报。干部想了想，又问我公开身份，我想既然是面对自己的队伍，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讲我是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部军务处中校副处长。这话一出干部更震惊了，上下打量着我，眼中满是怀疑。不过看得出来，他还是挺重视的，让我等一等，说完便转身出去了。

不一会儿，干部带着一位看起来级别更高的人走进来。这位高级干部打量了我一下，还给我敬了礼，我也赶紧还礼，然后高级干部直接问我之前跟谁联系。我如实回答，之前我的联系人叫钟文博，可惜他在1936年就失踪了，后来我的联系人是姚远芳，她的身份是铁路警护队的档案员。8月4号姚远芳去哈尔滨送情报，而我因为负伤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起来，一直到今天也没法和她取得联系，她是我唯一的联络人。

听了我的话，两位干部低声交流了一番。随后，之前那位干部让我留下姓名和住址，说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不在卜奎市，目前无法证实我说的事情，让我先回去等着，他们会帮忙联系，有消息了就去找我。

从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出来，我难以抑制心里的喜悦，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抗联也回来了，我等这天等太久了，不介意再等几天，只要能和组织恢复联系。

回到家中，看着门上依旧贴着日本宪兵队贴的封条，心中五味杂陈。我轻轻撕开封条，走进屋内。屋里一片狼藉，显然日本宪兵队曾在此大肆查抄。我的伤口虽已愈合，但长时间的囚禁和卧床，让我虚弱无力。即便如此，我还是咬着牙，一点点收拾起这个破碎的家。

我来到苏军司令部，打听日军战俘关押在哪里？我想找到高桥拓，我不是要杀死他，只想当面对他说一声：你们失败了。遗憾的是我来晚了，卜奎日军俘虏已经被解往黑河、鹤岗等地，据说要全部送到苏联去。

十几天过去了，我始终未等来消息，可以说心急如焚，就又来到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可是，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毫无进展，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还没联系上，只能让我继续等待。我也曾想起姚远芳还有一个联系人——狼，可是只知道狼是一位女同志，连人家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这也无法作为线索提供给人民自卫军的同志。

离开指挥部，我一路边走边想，不能再这样被动等待，我决定去哈尔滨寻找组织。我想起1936年那个陌生来电，那个深深烙印在脑海中的电话号码83956，那里应该是组织的联络点，应该有人在。

三

第二天我就去了哈尔滨，立刻拨打了那个号码，可是连续三天，电话那头始终没人接听。我没有放弃，来到电话局打听号码所在地，工作人员告知我，这个号码注册的是一家位于果戈里大街附近的印刷厂。

我满怀希望地来到果戈里大街，果然找到了那间小印刷厂。铁门紧锁着，我从门缝望进去，里面空无一人，寂静得让人有些心慌。我在附近找了家小旅店住下，每天都去印刷厂看看，期待着能出现奇迹。然而，一天天过去，印刷厂依旧毫无动静。

又过了十几天，我身上的钱就要花光了，只剩下购买一张回程票的钱。无奈之下，我只得怀着失落的心情，买了张票，返回卜奎市。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去了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好几次，回答都是找不到相关人员，我的话得不到证实。我说那我就加入自卫军吧，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也算回到组织里了。可是那两位干部不同意，因为我曾经的伪满军管身份，不可能吸收我加入自卫军，除非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

虽然事情一时没有着落，但我心里寻找组织的火焰，并没有因为一连串的挫折而熄灭，反而燃烧得更加炽热……

1945年12月，**机关及武装部队全部撤离卜奎市。这是苏军根据苏联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要求**方面撤出的，随后，苏军将卜奎市交给国民党接收大员。

那天，我刚走出家门，猛地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只见街上四处插满了国民党旗，街边的老百姓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八路走了，**军回来了。”这话传进我耳朵里，让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环顾四周，街上的人们神色各异，带着迷茫与不安，也都在纷纷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时，我看到一些人朝着市中心的方向涌去，嘴里还说着那里在招兵。好奇和担忧驱使着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人流一同朝着市中心走去。

来到市中心，龙江饭店门前的场景让我更为吃惊。几张桌子摆在那里，桌子后面插着国民党旗，旁边还竖起了一块巨大的“先遣军招兵”的牌子。几个胸前别着青天白日国民党徽的人，正站在牌子下吆喝，“先遣军招兵啦，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我站在一旁，心上像是压了一块石头。局势怎么突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

思索片刻，我觉得自己应该去人民自卫军指挥部看个究竟。于是，我匆匆朝着自卫军指挥部的方向走去。

当我赶到时，眼前的景象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自卫军的牌子已经被摘掉，房顶上，一面国民党旗在飘扬。我心中一阵难过，没想到变化竟如此突然，咱们的队伍就这样悄悄离开了。此刻，我的心仿佛被抽空了一般，拖着如同灌了铅的双腿，一步一步走回了家。

自那之后，国民党占领了卜奎市，所谓的接收大员们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做报告，又是开大会，整个城市被搅得一片混乱。

几天后，我正呆在家里，一阵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只见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的人站在门口，我把他让进屋里。那人满脸堆笑，说唐先生，听说您还活着，李长官派我特意来拜访您。我一脸疑惑地问他李长官是谁，那人说就是李宗延，他如今当了光复军司令，想请您出山担任团长。

我心中一阵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对来人说：“我之前中了枪，身体到现在都还没好利落，实在是虚弱得很。多谢李长官的美意了，我恐怕不能去参加他的队伍了。”那个人不死心，又劝了我好一阵，还是被我回绝了，他才不甘心地走了。

又过了些日子，我听说吴德厚也早就出狱了，成了抗日英雄，被调到长春去了，现在也当了什么先遣军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