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面对焦土瓦砾，她大哭着呼喊

丁玲来到鲁迅家中，见他正背对房门，从书架上挑选画册。

“大先生！”她轻声唤道。这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缀小红花的连衣裙，显得自然而轻松。

“丁玲来了。”鲁迅转过身，热情地招呼她。

“《北斗》创刊号快要出版了，我想在中间加几幅插页，特来请您帮忙。”丁玲目光明澈，已看不出往事的阴翳。

“好，好。”鲁迅指着书架上一本画册向她介绍，“这是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

丁玲上前翻阅，不禁赞叹：“真精美！”

鲁迅吸了一口烟，语调沉稳：“现代女性艺术家中，能震动整个艺术界的，几乎无人能出珂勒惠支之右。她的题材多为困苦、饥饿、流离、疾病与死亡，但其中也有呼喊、挣扎、团结与奋起。”

丁玲凝神倾听。

鲁迅取出几十幅版画，在书桌上小心展开，说道：“看，这些都是原拓，有珂勒惠支夫人的亲笔签名，与翻印的画册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大先生觉得选哪一幅更合适？”

鲁迅沉吟片刻，轻轻选出一幅，问道：“这一幅，如何？”

那是一幅黑白木刻：一位母亲紧闭双眼，悲痛欲绝地将自己的孩子交出。

“这一幅极好！”丁玲十分满意，“完全契合《北斗》的创刊宗旨。”

“珂勒惠支夫人也曾为中国作家被杀害署名抗议。这幅《牺牲》，就作为推介给中国读者的第一幅吧，也算是我无言的纪念。”鲁迅深吸一口烟，声音苍凉，“如今看到这幅木刻，我便想起柔石那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她大概还以为爱子仍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校对，却不知他已永远长眠，只留下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那还请大先生为它写一段介绍文字吧。”丁玲请求道。

鲁迅爽快地答应了：“好！”

柳峰来到《北斗》编辑部，问丁玲：“刊物组稿进展得怎么样了？”

丁玲告诉他：“除了左翼作家，我也请了一些非左翼的作家，比如叶圣陶先生，还有沈从文、冰心、凌叔华、陈衡哲、徐志摩这些年轻作家为《北斗》写稿。”

“稿子都收齐了吗？”

“快齐了，就是小说部分还稍微弱一点，我打算自己写一篇。”

“什么题材的？”

“我想写‘水’。”

柳峰轻轻“哦”了一声。

“我小时候的记忆几乎都和水有关。”丁玲讲起儿时的见闻，“我的老家常德，几乎年年夏天发大水。防水的锣声敲得人心惶惶，但水还是止不住地往上涨，一直漫到和城墙一样高。整座城在水里飘摇，房子前后倒塌。水退了之后，紧接着就是瘟疫。成群的乞丐在街上走来走去，伸出黑乎乎的手和破碗，沿路哀嚎。”

“真是个好题材！不过写灾民，不能只写苦难，也要写他们和水搏斗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柳峰善意地提醒。

“是的，”丁玲点头，“我还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写清楚自然灾害背后的社会原因。”

史沫特莱来到鲁迅书房的时候，他正在看五位牺牲的青年作家留下的作品。

“大先生！”

“你来了。”鲁迅语调沉重，“这五位青年作家，在短短的生命里写的文学作品，就像石缝里长出来的野草，虽然渺小却很顽强。这是他们留在世上的唯一痕迹，是生命燃烧发出的一点微光。”

史沫特莱深深点头：“我想，这些被泪水洗过的心灵，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

鲁迅请她坐下后说道：“他们为了参加改变现实的伟大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每次想到这个，我总忍不住哽咽——说不清是可惜，还是感动。”

史沫特莱问：“大先生打算再为他们写点什么吗？”

端茶进来的许广平接话：“他正在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写序。”

史沫特莱接过茶杯说：“我读过殷夫的诗。在他最受好评的那些红色鼓动诗里，诗人怀着澎湃的激情歌颂革命，字句间充满了炽热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鲁迅若有所思：“我一直想不明白殷夫为什么用《孩儿塔》这个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看到了太多小生命的消失，太多母亲的痛苦。”

史沫特莱热泪盈眶：“这孩儿塔，是用小生命的骨架搭起来的啊……让我们在稚嫩的死亡中，看到对活着的渴望。”

“殷夫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一岁啊……”鲁迅的声音非常苍凉，“生命的钟停在了二十岁，心脏在深夜停止了跳动。他是用血与火一样的青春在写诗！”

史沫特莱劝慰道：“大先生不用太难过。殷夫的青春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的群体生命还会延续——就是那些被他好诗鼓舞的人们。”

“我常想，像殷夫这样真正为理想献出生命的青年，不就是中国历史上搭孩儿塔的骨头吗？他们死得很惨，但在他们鲜血洒过的土地上，终会长出他们期待的生命之花。”鲁迅说道。

史沫特莱非常赞同：“是的，我们应该尽快让《孩儿塔》出版，让那些生命之花遍地开放。”

鲁迅肯定地说：“《孩儿塔》的出版，不是要和其他诗人比高低。它有特别的意义：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旗，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纪念碑。就凭这一点，我想，已经足够让这本集子存在了。”

丁玲把新出版的《北斗》杂志送给柳峰，说道：“《北斗》出版了！创刊号没有发刊词，我用木刻《牺牲》和鲁迅先生为它写的说明文字代替了。”

“好啊！”柳峰闻了闻杂志的墨香，又翻看了一遍，说，“《北斗》扎实朴素，我喜欢这种风格。”

丁玲说：“我对空喊革命口号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我已经不是天真浪漫的小姑娘，不会再那么幼稚了。我要用踏实的工作，影响文坛风气的改变。”

柳峰说：“之前受‘左’的影响，‘左联’有些作家忽略了发挥文学的特殊作用，不注意创作本身，也不注意争取合法斗争，不善于团结‘左联’以外的作家，对白色恐怖没能机智应对，导致左翼文学力量严重受挫。左翼刊物一出版就被查禁，活动被限制在小圈子里。现在，‘左联’文学运动正在酝酿转变。”

丁玲提出一个新想法：“从《北斗》创刊号开始，我打算每期都登鲁迅先生的文章。”

柳峰点头赞成：“这样很好。我们要让左翼作家聚集在鲁迅先生周围，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当然，这一切都要像‘细雨润无声’那样进行。”

深夜，一切都渐渐安静下来。

突然，刺耳的枪声和轰隆隆的炮声接连炸响，一阵比一阵紧。

闸北一带的夜空被火光照得通红。枪声像炒豆子一样密集，炮弹拖着亮得刺眼的尾巴飞过市区。

厂房、商店、民房接连倒塌……

日本**侵略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震惊全国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第二天早上，史沫特莱走上南京路，发现枪炮声已经停了，四周异常安静。她看见工人组成的担架队正把伤员从前线抬往医院，就上前问一个组织者：“请问，闸北怎么没有枪炮声了？”

对方回答：“今天休战一天。”

“为什么？”

“美、英、法、德等国的领事出面和日本交涉，中日双方协议休战一天，让他们撤出炮火区内的财产和人员。”

“我现在能进炮火区吗？”

“按规定，得有日本人发的特别通行证。”

“我明白了。”

“您要去那里有事？”

“是的。我一位朋友的房子就在炮火区里，炮弹不长眼睛，万一……我不敢想。我必须找到他，把他接出来。”

“那您得赶快弄到通行证。”

“可该怎么弄呢？”

史沫特莱心事重重，在街上茫然地走着。一辆军用吉普车从身后按着喇叭开过来，她躲闪不及，差点被撞到，幸亏司机急刹车。

车上有人粗鲁地骂道：“猪猡！”

“你——”史沫特莱愤怒地转身。

“啊！这不是史沫特莱小姐吗？”车上的人惊呼。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栗色头发的美国人。

史沫特莱仔细一看，没好气地说：“哟，原来是《上海大美晚报》的大编辑史密特先生，您可真威风！”

“实在抱歉，不知道是您。”史密特赔着笑说。

“这么匆忙，要去哪儿？”

“去炮火区办点事。”

“您有特别通行证？”

“没那玩意儿敢去吗？”史密特掏出蓝壳的军用通行证，得意地扬了扬。

史沫特莱眼前一亮，马上说：“史密特先生，我也要去炮火区办事，您能帮个忙吗？”

“这……”史密特犹豫着。

史沫特莱不管他同不同意，跳上车对司机说：“开往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

史密特苦笑着上车，自嘲道：“没办法，我见了小姐太太总容易妥协。”

吉普车发疯似的开向炮火区。史密特把手伸到车窗外挥舞通行证，油门不减，直冲日军工事，哨兵来不及检查就放行了。

车开到鲁迅住的地方，只见一片焦土瓦砾。断墙孤零零地立着，木料还在冒烟，门窗都被炸得粉碎，弹坑里的泥土是酱紫色的——那是凝固的鲜血。

面对劫后的惨景，史沫特莱想起那些温馨的夜晚——和许多文学青年在这里秘密聚会，鲁迅常常头发蓬乱、穿着旧衫，微笑着倾听，偶尔插几句幽默的话，引得大家笑出眼泪。

她拼命捶门，用中文和德语高声呼喊，没人应答。

史沫特莱蹲在废墟上低声抽泣。

史密特过来安慰：“别太难过了，或许你朋友没死，是被熟人接走了。”

这话提醒了她：“他有一位日本朋友，会不会被接走了？史密特先生，请送我去内山书店！”

“行啊！”史密特爽快地答应。

赶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内山完造在整理店面。她一把拉住他的袖子问：“内山先生，鲁迅先生在您这儿吗？”

内山完造一惊，抬头见是史沫特莱，神秘地一笑低声道：“先生刚休息。您有事？”

“太好了！没事。”史沫特莱心里的石头落了地，额头冰凉的冷汗被她悄悄擦去。

天色阴沉，下着绵绵细雨。

丁玲行色匆匆，一个特务跟在她后面，不久就跟丢了。

快到家时，她在报摊前假装买报，机警地回头望了望——昆山花园一带行人稀少，一切正常。

丁玲不敢大意，进屋就关紧房门，迅速收拾几件衣服装进包里。正要离开，楼梯响起杂乱急促的脚步声。一伙便衣特务破门而入，分头守住门窗。

丁玲厉声道：“你们干什么？私闯民宅是违法的！”

为首梳着大背头的特务冷笑：“嘿嘿，喊也没用，楼下全是我们的人。别以为这是租界，外国佬不会帮你。”

大背头使个眼色，特务一拥而上把丁玲架到楼下，塞进门口的车里。

“我抗议！这是绑架！我抗议……”

不管丁玲怎么抗议，特务理都不理。车飞快地开向国民党特务机关。

鲁迅的住所里，几个人正在商量。

鲁迅穿着白色长衫，一只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夹烟的手，房间里烟雾弥漫。他踱着步吸烟，神色凝重。

柳峰说：“先生，丁玲在上海租界失踪了。”

鲁迅问：“消息确切？”

柳峰答：“我们收到匿名信，确信是国民党特务绑架。”

鲁迅愤然：“国民党当局太卑鄙！必须尽快把这事公之于众。”

史沫特莱喃喃道：“被绑的丁玲，现在是生是死？”

鲁迅分析：“中国文艺正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左翼力量崛起让国民党感到压力，于是高压文化控制，打击左翼发展。丁玲的‘普罗文学前进女作家’身份，正是招祸的原因。”

史沫特莱激动地问：“难道丁玲也要像胡也频他们那样死吗？这些青年都不足二十五岁，是中国思想最透彻的代表。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捕杀他们？就因为他们要改变这黑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杨杏佛插话：“美商英文报《大美晚报》登了《丁玲女士失踪》，这是媒体第一次报道，虽然只有几句话却更显得扑朔迷离，引人猜测。”

柳峰补充：“《大美晚报》是左倾美国记者伊罗生办的，专发左翼作品和**地下组织的文章。”

鲁迅指出：“中国作家失踪由外媒先报，不是第一次。‘左联’五作家被捕后第三天，英文《泰晤士报》就以《大批**开会》披露了事件，当时中文报纸全都沉默。”

赵编辑说：“外媒敢发声，靠的是租界的相对独立。《大美晚报》报道丁玲被捕时，就特别强调了‘公共租界’这个地点。”

柳峰接着说：“租界势力反客为主，让国民党忌惮。如果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侵犯，可能引发外交风波。所以国民党一直否认在公共租界绑架丁玲。”

赵编辑又说：“昨天《晶报》用典型的小报笔法登出‘独家新闻’，虽然说得有鼻子有眼却漏洞百出，还掺杂了桃色花边和侦探色彩。”

柳峰批评：“增加神秘感求刺激，是小报博眼球的策略。《晶报》显然嗅到了女作家身份的消费价值，即使‘存伪’，也要把事件娱乐化。”

鲁迅目光锐利地说：“秘密逮捕、囚禁、杀戮，已经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惯用伎俩。我们要拿出丁玲的残稿发表，表示对战友的怀念、对敌人的抗议。”

柳峰问赵编辑：“良友图书公司能不能提前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土地》？”

赵编辑点头：“可以，我尽快发排。”

鲁迅吸着烟缓缓说：“这样好！丁玲失踪已经开了思想压迫的新纪录。为文化前途，为法律纪纲，凡文化界同仁都不能沉默。我们要说出事实，广求同气，以达到营救的目的。当前要紧的事：一是筹钱援助丁玲家族；二是唤起舆论，要求当局交出丁玲，还她自由，惩办非法绑架的责任人。”

柳峰转达：“孙夫人建议，有关丁玲被捕的消息要尽快在国外发表，麻烦史沫特莱女士！”

史沫特莱承诺：“我会把消息发电报到国外，特别是美国《中国论坛》，一定会在国际舆论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