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童年的阴影

1978年我出生了，母亲说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门前聚集成群结队的麻雀，因为从1976年那场大洪水到现在，大家基本上没有见到过这么多麻雀了，这预示着未来的我必将跟麻雀结下不解之缘。让人惊奇的是，那天也刚好有两只小燕飞到我家屋檐下筑巢，因为这两只吉祥鸟的到来，父亲就给我起名叫小燕。也因为我名字的缘故，哥哥也开始有大大名——大燕。

我的出生，又给全家带来了很大的欢乐，叔叔最喜欢带着我玩，我带给了叔叔欢乐，同时也带给了他烦恼，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护卫兵的头头如今再也看不到丁点的风光了，看到幸福美满的自己哥哥一家，他的心也终于不再淡定了，但是他那远扬的臭名让远近的姑娘媳妇都望而却步，已经三十岁的人了，还是单身一个。

父亲为了他的婚事也可谓是绞尽脑汁，机会终于来了，还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严重灾害的四川人开始往中原逃了，特别是女性最多，我们村就过来了十几个四川人，都是女的，刚好在那个时候逃过来或者是被经过其他途径带过来的。我爷爷把全家仅有的两百元拿了出来，给叔叔娶了一个四川的妇女，而另外一个比我父亲还大两岁的他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邻居，也是那一年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找了一个四川妇女。因为那个邻居家庭成分不好，地主出身，从他记事起就开始接受批斗，整个村子中能够跟他玩在一起的只有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这样，父亲为了他的婚事也算是操够了心，现如今，总算是圆了他一家人的梦想。

我出生在新中国**的春风中，每天早上都能听到院子中叽叽喳喳的麻雀声，那种声音清脆、悦耳，听到那种声音，看到那些精灵，都会给人一种跃跃欲飞的感觉，奶奶说，每次我听到鸟叫声都会手舞足蹈。

而我们村的麻雀也随着我的渐渐长大与日俱增了。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家的人又增多了，住宿成了个大问题，一家十一口人，挤在四间房中，还有一间是客厅。父亲母亲带着我住在东屋，叔叔婶子带着一儿一女住在西屋，哥哥跟着曾祖母和奶奶睡，爷爷就睡在厨房边上的牛棚中，奶奶说我小时候最喜欢去那个牛棚中，因为冬天特别暖和。一家人住在一起，磕磕碰碰是有的，但是那种和睦团结却是现代的家庭没法体会得到的。爷爷常说“麻雀长大了，就该出窝了”，但是我们一家没有一个想分家的，一家人在一起，有活同干、有饭同吃……全家人喜融融的，其乐无穷。

1983年彻底打破了我家的和睦，那一年我们家变得支离破碎了。在知青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叫小魏的知青跟父亲的关系非常好，父亲经常照顾他，后来回到了县城，在公安局担任一个官职。一天夜里，小魏托他的弟弟，骑着自行车赶了三十多里地来偷偷通知我父亲，让他和叔叔赶紧逃。父亲送走那个人之后不以为然，思前想后觉着自己没有犯什么错误，没必要逃跑的，就没把它当回事。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随着几声戛然而止的摩托声，一大群人冲进了我家的院子。那一年的我只有五岁，但是那些人的身影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警察——白衣服、帯檐帽、很是凶悍。警察押着我的父亲和叔叔出去了，全家人都跟着出去了，他两个被扔在了偏三轮的车兜里。而那时的我在哭泣的母亲怀里挣扎着想去坐那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白色的偏三轮摩托车。村子里很多男人都闻风而逃了，那些逃走了的过了两年回来之后，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些被抓到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们全家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家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和叔叔犯了什么罪，母亲打听了很久才得到答案——父亲和叔叔犯了拐卖妇女罪。

就在父亲和叔叔被抓走没几天，宣判的结果就下来了，他们两个都是拐卖人口犯，叔叔被判二十年，父亲被判十年，同时我们村还有十几个人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父亲把婶子买回来的时候是自愿的，叔叔和婶子结婚也是你情我愿的，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判决的结果就这样定下来了，他们两个一生最宝贵的十年和二十年将在牢狱里度过。

年过六十岁的爷爷奶奶已经撑不下去了，宣判的那一天，母亲抱着我赶了七八里路来到了乡里那个戏院里。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台上一大群被五花大绑的人一个接一个被那些身穿白衣服、腰间扎着皮带、头戴大檐帽的人摁跪在地上，而台下很多人则是泪流满面，其中也有我妈，只有不识时务的我在东张西望观看着这热闹非凡的场面。

押送父亲的车过来了，我第一眼看到了被五花大绑的父亲，张开双臂朝他伸去，并且大喊“伯（在我们农村对父亲的称呼有两种：一、直接称呼爹；二、老大称呼伯，**称呼为爹，老三称呼为叔。）！”我还以为能够得到他温暖舒适的怀抱，但是那辆车却越来越远了，我看到了父亲的泪水，模糊地听到他只喊了一句话“照顾好家里。”母亲当时也就说了一句“到那里了给家里写信”。

那几辆车在众人的阻挡推搡下缓缓开走了，它带着父亲和母亲的泪水，带着我们全家人的悲痛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童年的父爱就这样在我朦胧的意识中被带走了。

父亲和叔叔刚走，心力交瘁的爷爷就跟着与世长辞了，爷爷去世后，家中一个劳力都没有了，我的婶婶也开始耐不住性子了。第二年起，我们家那几间瓦房就被分成了两家，婶婶和她的一对儿女一家，我妈妈带着我们弟兄两个和另外两个老人。那个时候曾祖母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奶奶也仅能帮家里人做一点饭而已，而我们一家人十余亩地的活全让母亲扛上了。

我大舅也生了一对儿女，我的表妹和表弟，比我小了两岁，为了方便照顾，我就住在了外婆家，陪伴我的有我的外婆和我的表妹表弟。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就在母亲的娘家——上河卢度过，而我每天都要越过上河卢村边上的小桥去上学。

毛**说过：“妇女也顶半边天”，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我们那个丧失了所有劳动力的家庭，母亲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顶起了全家的整片天，她把中国妇女的顽强和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父亲被抓走的第二年春天，母亲做了一个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决定——盖一座新房。因为那时候跟婶婶之间的磕磕碰碰让奶奶每天都在叹息，为了让奶奶和曾祖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母亲下了这个最大的决心。那时候的村支书是我曾祖父他弟弟的儿子，近亲的关系加上我们家确实存在的问题，村里面把一块最好的宅基地给了我们家，母亲就开始张罗着盖房子了。

而此时的我外婆家情况更好不到哪里去，外公年前去世了，外婆一共生了四男两女，其中一个男孩子夭折了，结婚的只有母亲和大舅，二舅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三舅和最小的姨也面临婚嫁。那时候的外婆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她和我母亲一样，也不得不担起照料这个家庭的全部责任。外婆和我妈一样，两个女人，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

在这个时候，在我的家族中，我国农村那种互助友爱，团结奋进的精神被发挥到了极致，盖房子需要砖、瓦、木材、石灰和沙子，而三间上房所需的全部材料都是母亲一个人操办的。父亲被抓走的那个新年刚过，母亲就开始用拉车从村东的苇子坑下面挖黄土沙子，那时候的人还不是很忙，母亲开始干活的时候，村支书组织了几个劳力来帮忙，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黄土和沙凑齐了，然后就开始拖砖胚，母亲请了几个邻居来帮忙，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在这二十多天里，母亲就像一个劳力一样，来回不停地搬运着，母亲用最顽强的意志支撑着那个弱小的身体不休止地干着活。这种意志没有感动天，没有感动地，却让我们村里很多人为之动容，那二十多天经常有人自发地来帮忙。以至于当我们搬进新房的时候母亲曾经对我说：“没有村里人帮忙，这房子咱们也盖不起来的，你以后也要学会帮助别人。”终于把三窑的砖胚做好了，趁着还没有到农忙的季节，母亲又买了一车煤，请人把这些砖胚烧成了青砖。而给我们家帮忙的人所得到的回报仅仅是一顿饭，一杯开水，几根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