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鏖战上海（三）最后的攻击……

最后的攻击

回头看一线的战斗。

失去战车掩护的步兵部队并未气馁，而以惊人的勇气继续猛攻日军阵地。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前进，中途必须冲破唐山路和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口的日军防御工事阵地，不料此处乃日军预设之一的作战陷阱。

日军待我军300人突入巷内后，迅速派出战车两头堵截，以炮火封锁巷口，并以实施燃烧弹火攻，迂回部队全数殉国，此进攻受阻。

与此同时，216团一路顶着日军炽热的火力，踏尸向前，终于冲过百老汇路，一直攻到汇山码头大门之外。

然而此刻，我军因为缺乏攻坚武器和爆破炸药，无法摧毁坚固的码头铁栅门，而无法攻入码头。日军则集中火力进行交叉射击，一时情况及其危急。关键时刻该团团长胡家骥身先士卒攀爬铁门而入，官兵们紧随其后，相继跟进。但是攻入码头的部队立即遭到日军猛烈侧面射火力的射击，我军将士死伤枕藉。

胡家骥团长的两名卫兵一死（胡正林）一伤（喻盛东，身中两弹），胡本人也身中弹五处），但胡团长仍坚持指挥战斗，不下火线。

可惜，整个作战此时已经与大部队作战脱节，原定占领的地盘的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跟进，突出部队伤亡太大，无法立足，胡团长只有命令其撤回引翔转入防御。经统计，该团这次攻击伤亡高达570人。

日军乘胜势反击，并出动其潜伏在我后方的便衣特工队带领汉奸趁机纵火骚乱，更可恨的是当地一些无良地痞市侩，贪图小利，在日本特工的指挥下，四处切断我军电话线，并袭击我落单传骑和伤兵，造成我后方巨大混乱。宋希濂紧急投入师预备工兵营才稳住战线。前线战事形成对峙局面。

总的讲，当天36师的攻击，士兵伤亡超过1000，4名营长一死（李增）三伤（戴琢、吴涛、张力）。另团副李颐负伤。连排长伤亡数十人。他们“以我们的血肉长筑新的长城”。至此，已不再是为单纯的宣传口号，而已成为活的历史的现实。虽然，活的历史有时也会湮灭在后人的遗忘中。

在36师首次突击惠汇山码头稍后，得到装备德制37毫米战炮支援的87师，在右翼展开进攻，至8月22日午后，彻底攻克了日军据守位于东熙华德路与杨树港交叉路口的两个日商工厂：精版印刷厂和康泰面粉厂，拔除了沪东的敌方一大据点。然而，对日军敌在沪东的核心据点——公大纱厂的战斗，却屡攻不克，至22日战事仍呈现胶着状态。

唯杨树浦之敌，已无法支撑，竟纵火烧街，以阻挡我军进攻之势。百老汇路、公平路、兆丰路等处大火冲天，绵延数里，三日未熄。

日军先后三批共四五百人纷纷撤离阵地，退至白渡桥，向驻守该处的英军军队要求庇护，被缴械收押在外滩公园。

可惜87师攻击虽然获得了相当的纵深效果，但和36师一直未能及时巩固地盘，随着伤亡的数量的直线上升，最后仍只有撤回。

同时，浦东国军第55师进至黄浦江岸，受阻于敌炮舰轰击，无法再继续前进。

同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南京签字。（注：该约于8月29日公布。另有秘密口头声明文件，在中日关系未恢复以前，苏联绝不与日本缔立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亦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条约。另外，中方本希望苏联能明确，在此条约有效期内，不与日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苏方仅给予口头承诺，坚决不予书面化。正表明了苏联一贯的现实主义外交作风，后来苏联承认伪满洲国，此时已经预先留下了余地。）

此时，我军已意识到日军援军即将抵达，且极有可能使用进攻策略。在浏河口至吴淞沿海地带开辟新战场的南京统帅部，决定增派周6师、罗章英第18军（彭善第11师、霍揆章第14师、李树森第67师）赴沪增援。

由陈诚以前敌总司令的名义，指挥各部抗击即将登陆的日本援军。四支最精锐的师级德式部队的最后一支**军校教导总队，也从南京抵达上海江湾地区。但已经赶不上进攻作战了。

因为十日围攻已经落幕。就在8月23日零时，日军第11师团前锋在吴淞口北的川沙镇抢滩登陆；三个小时后，日军第三师团前锋在吴淞口抢先登陆。在此后的20多个小时内，日军络绎不绝地上岸，并开始向我军侧后作迂回攻击。淞沪会战也随之转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关于“十日围攻”的检讨

随着日军陆军师团大举登陆，以“十日围攻”命名的淞沪会战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如何检讨这十天浴血奋战得失呢？以便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中加深理解。

对比的个案是二战中那一场相仿的战役。这就是前面所做多次的提到的斯大林格勒会战。

这两场战役同属于大都会居民的攻坚作战，攻击方均面对一个狭长的以江河作为交通线的坚固群的阵地群，而且均无法有效切断这一交通线，守方得以源源不断地注入后续力量，并利用攻击方暴露的侧翼转为进攻，打开僵局。诚然，日军不具备苏军的数量优势，但我军也不具备德军在组织上与训练上的优势。

首先，此种作战因地形特殊而复杂，故而大不同于一般性作战，尤其对于对攻占一方而言，可谓是步步暗藏杀机，对于多种协同作战的要求尤其高。而且需要依靠一些特种器材和战术，以克服敌军的防御障碍。

而这些恰恰是当时我军短处而非长项。反过来，从日军作战计划上看，日军虽然处于占优势一方，却始终在回避其主力投入上海市区，以免陷入巷战状态。也反证了此种作战的困难。

以日军之装备精良尚且如此，更可知十日围攻是一个远远超出当时我军作战能力之外的计划。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既然最初发起围攻的目的仅仅只是消灭日军在上海的根据地，就不能不说最初的战役计划与参谋作业都未免太过于粗疏———至少在作战层面上如此。

其次，由于守方阵地缺乏纵深地带，所以强调各据点的独立作战。主阵地往往集军火库、火力点、防空阵地于一体。攻方就算攻破了全纵深之地也还不能破坏对方的作战平衡。而只能进行正面攻坚，将其据点逐个拔掉，才能结束战斗。这就增加了作战的难度。

再次，守军以江河为交通线，单纯的陆军作战很难将之切断敌军进攻。结果战争就变成了消耗型作战，如苏德在斯大林格勒的较量，最终即由后备资源上占上风的苏军获胜。可是，上海作战中的中日双方却不是一个层级上的对手，作战呈非对称性。所以在作战层面上，类似于单项消耗战。因为在十日围攻期间，我军使用者为陆军之精华，而日军则未动用陆军师团。

既然作为弱势一方的我军就早就制定好了持久战略，按理是不应该用过多力量消耗在沿海地带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十日围攻的损失战果更加不成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数量优势作正面强攻毫无意义，只能徒增伤亡。德军顾问在一年后递交给德国陆军司令部报告中认为：

对付依赖强固防御工事需要逐屋与逐街战斗的敌人，南京最初所训练的与加入战场最好的师显然尚嫌不够。

要越过一排排的房屋及一条条的横街，战斗力即已不足，也不占优势。最初丰富战果的进展反而严重的延误，即将已占领的地区其余部分，被敌人将彻底清除。地方后备无武力（注：似乎是指保安团）最好应做广泛后撤，驻守在后方，随情做少许前进。因此，当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进行时，以后备武力应坚守据点，而不要随着攻势大幅前进。（换言之，就是采用一种蚕食战术，每占领一块阵地就要确实巩固，正规军作为突击部队不断作纵深攻击，瓦解守军抵抗能力，地方部队随后有限度跟进，保证每进攻一块阵地就能够确实占领。）

德国顾问的结论是，中方缺乏对一个军备精良、数目不算充足，但防御准备以系统化的敌人发起攻击的能力。

可是，说了有些吊诡（怪异，奇特之意。出自《庄子·齐物论》。现见于鲁迅《坟》之引用于庄子，表示逻辑上左右为难的一种困局。）正因为前述种种不利，我军事实上的攻击，才给日本军造成了战略上的奇袭，并一步步破坏了日军整体的作战平衡。诚然，这个战略上的奇袭并不在国府出师计划之列，而且日军自身的战略决策错误占了很大分量，且不管怎么说，随着战局的演变，终于证明，这个题外的收获，竟成了十日围攻留下最大的遗产。

最后，我军21日的攻击失利，与我军对装甲部队使用不当有直接关系。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我军参战者均为轻战车。根据德军日后在波兰战役经验，当轻战车面对坚固据点时，因自身火力单薄，只有靠前射击。但因为装甲薄弱，100米距离即内可被敌步兵用发射特种弹步枪击毁，所以损失很大，而战果轻微。所以必须和炮、步兵并密切协同，才能够打开僵局。

第二，两个战车连的装备不平衡。一个是战车连；一个是枪战车连，后者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装甲车。诚然，我军早在民国24年秋季大演练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第二连装备的是维克斯水陆两栖战车“应有大速度（注：最大时速为**公里）及运动半径，故成一种纯粹搜索车，不能用于攻击有准备的防御阵地，命中角欠立利。则正面于150公尺，侧面于250公尺距离，即易被钢核弹射穿。”

但遗憾的是，我军要到民国27年初建造中国的第一个德式装甲师———陆军第200师时，国军才意识到炮战车火力的强大，但因当时国军所装备者轻型战车，不仅对战防炮防御力有限，而且易于被“软目标”以近距离的攻击方式摧毁。

（机）枪虽说因仅杀伤软目标，不利于攻击阵地。但两种战车结合使用，就可以互相补短长，力量倍增。

所以开始在连级编制上禁止混编炮战车与枪战车使用。即每连下辖两个炮战排（每排三辆）和一个枪战车排（每排五辆），以达到战术上的协同作战。而在沪战时，两款战车虽被同时配属36师作战，但实际上并未达到协同作战的使用。

（本节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