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鏖战上海（四）我军修正作战方针

（接上）有意思的是，按战车属性做单纯的集中编制的做法是英军的传统，并在欧战全面爆发后，还是持久了许久。相反，德军则强调连兵协同作战，故而始终注重将不同性质的战车搭配不同的兵种、兵器，做联合打击之用。这说明，抗战以前的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运动虽然和德国有千丝万缕之联系，但在对装甲部队的战术运用上，似乎仍深受英国模式的影响。

或许是当时的我军认为毕竟战车是英国发明的，而且一战中有上佳的表现，反而忽视了德军在自身军事传统上对战车的创造性的运用；

第三、还是根据日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经验教训显示，当装甲兵用于大都会居民作战时，无论攻守都宜作第一线配置。进攻时，应以步兵在前，以疏散队形搜索攻击前进，待敌火力点暴露后，再由战车予以摧毁，就算不能摧毁其坚固的火力点，也要压制其火力，掩护步工兵进行近战爆破作业。

又由于战车的视野受到限制，敌军且可以利用复杂的地形以小分队的形式发起自杀性偷袭，所以步兵尤其要做好警戒工作，为战车扫清危胁。

具体到做法，到了当时，对我军而言，装甲部队是稀缺资源，与步兵相比更是如此，更应注意节约使用战车才对。可惜，当时我军士兵几乎全无协同作战的训练，军官也不具备现代战争的战术思想。

在步兵看来，有装甲保护的战车竟然让血肉之躯的步兵冲锋在前，岂非咄咄怪事？以至于竟出现步兵断然拒绝战车部队的建议，而出现任凭战车孤军前进的景象。而高级将领和相关复杂的参谋细部作业的幕僚人员，同样缺乏此作战经验，如此种种使我军装甲力量在实战中大打折扣。

诚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对当时一个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的后发国家，自然不能以大战中期德军标准来衡量。至少可以从宣传战的理论角度上说，十日围攻近乎是戏剧化的手法，将大国们的目光聚焦到世界东方，并逐步在揭露日军残暴的同时，转化出软权力的资源，使中日的国际影响开始逆转。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收获。

老子说，无中生有；孙子说，虚实相生。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即战争打的不仅仅是硬权力，还有软权力（指领导者自身的影响力）。软权力跟不上，军事思想适足以引发拿破仑式的集体反制（反制：对敌对人物和势力的行为进行反击。）

软权力运作得好，军事失利也可以通过均势的潜规则达成新的有利于我军的制衡，甚至赢得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

所以孙子才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译：上等用兵之道是凭借谋略取得胜利，其次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孙子兵法·谋攻篇》）

举凡黎塞留（1585——1**2年，法国路易十三的宰相）、塔利朗（拿破仑的外交大臣）、梅特涅（1773————1859年，奥地利帝国首相）、俾斯曼（1815——1898年，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斯特瑞兹曼（德国军事家？）无不是这一领域论证的超一流高手。

只是可惜国人接受了2000多年的大一统的思想，不免遗忘了春秋的传统，而不习惯于在多元世界里做战略竞争。所以总难免有些衔接不当之处，或因谋虚势而损失太多的实力，或不能将一线的作战军人略牺牲作为战略的转化。但不管怎么说，抗战必定是是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战略领域实现以弱胜强的伟大创举！

从这点来说，我们对历史还有一层温情的理解与敬意。毕竟，只有当我们能足以用宽阔的心胸容纳历史时，这才是开启更雄浑的未来时刻。

华军作战方针的修正

随着十日围攻的结束，我军的作战方针也发生了悄然无息的转变。

早在8月2日，国党政府的林森就指出：最后关头已到。蒋介石正式发布公告，邀请全国各路诸侯齐聚京师，共商抗日大计。此时离“七七事变”已近一月，看似反应迟钝，其实却隐藏了一个政治上的策略。其实蒋早在七月就开始与各实力派秘密接触，相继初步确立互信。各实力派首脑或愿亲自赴京，或愿派第二人物赴京。所以蒋在此时发表声明，至少对外界形成一种领袖登高一呼、全国个实力派一呼百应的局面。

果然，次日，阎锡山、徐汉谋、何健即到南京。

8月4日，国民党内的第一反蒋实力派———桂系的二号人物白崇禧亦奉蒋电召飞抵南京，并出任军事员会的副**谋长一职。此外，刘湘8月7日抵北京。**、龙云8月7日抵京。

蒋十年内战未能谋求的地位，因抗战而转瞬间确立起来。

8月7日，何应钦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准备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约80个师”。

其中拟使用河北者，共约50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同时，“依作战之要求，分设要弹药总库若干及分库若干，约计在长河及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一，江南囤积三之一。现已经按计划搬运完毕。”

可见，至此国军之主战场仍然设在华北。国防会议还决定“全面抗战”，取“持久消耗战略”。

就在一线将士忙于第四轮总攻击的时候，南京大本营又于8月20日公布了最新的《国军战略指导方案训练令》、《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训练稿》和《国军作战指导训令稿》。

根据这一连串的训令，我军之主战场仍设在华北并规定在主战场之正面的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并特别强调：

本站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

“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亦是直接之生命线，亦中苏联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轴线，应以南口附近为旋回之轴心，以万全、张北、康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江、赤诚、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绝不敢冒险南下。”

至于第三战区，赋予任务仍是驱敌下海，“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略地之目的”。

显然，此时的作战重心在南口、张北一带，注重平绥铁路的控制，强调：

应以平汉、津浦两铁路为轴心，以防守部队采纵深疏散据点式防御配置，以机动部队控制于侧翼，如敌向我进攻，则协力与防守部队向敌侧背围攻而歼灭之，同时在前线之部队应组织便衣游击队战。渡过永定河，深入津铁路以东地区组织民众，破坏敌人交通，以牵制敌人之运动。”

参考**、**、**在国防会议上的发言，这一串训令也可算是国共达成的一致的意见。

而所以有上述决定，原因在于当时敌情判断认为：

一、敌国为使实现在平津一带之作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先进战法于平绥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与威胁我军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入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平津部队之攻击；

二、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之转用，及从政策上威胁我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队攻我淞沪，窥视我首都；

三、敌国为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队攻我胶东，进出历城；

四、敌军在淞沪及青岛与我对阵期间，或以一部队由海州登陆窥伺徐州，亦在应有之行动；

五、闽粤方面，敌军以海空军扰乱，或在所难免。如用陆军实行真面目之则作战，则敌无此能力。

这五条判断中，前两条与最后一条基本正确。关于第三条山东战场的开辟，日军确有一个青岛登陆的计划，但由于沪战的不断扩大，最终放弃。第四条日军根本无相关计划。

但是作为弱国的中方，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淞沪会战（即1932年12.8之役）的惨痛教训后，对于沿海要地抗登陆是非常之敏感。所以要做出相当兵力的沿海要地设防，集中主力于华北作战的安排，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是一个战略的本手。

考虑到计划的制定与公布存在的时间差，所以这些训令反应并非20日当天的最新动向，而只是总结了此前各方的讨论结果。

如前所述，正是20这一天，陈诚与蒋介石作出了扩大沪战的新战略方针。而三天后，日军在上海侧翼战场的登陆和青岛侨民的撤离，则使我军更确切的把握了日军的真实的作战意图和规模。

随着其它地段威胁的下降，我军开始对淞沪的战事做全新的认识，并重新排兵布阵，这也是符合战争指导原则的。严格来说，蒋纬国后来对古屋奎二宣讲的种种战略构图，也就是从这时才开始现其端倪。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21日这一天，第三战区在敌情分析中指出，日军在沿海或沿江一带登陆以已不可避免。作战范围的扩大和战线的外移已经成定局，因此重新部署了战区兵力，决定全军分为五支：

一、淞沪围攻均由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辖5个师、1个旅及教导总队1个团，另外炮兵3个团、重迫击炮2个营及战防炮2个营、坦克1个营配属第9集团作战。任务是继续压缩市区日军防御范围，达成围歼敌人的之目的，同时构筑真如镇、大杨镇、庙行、蕴藻浜至吴淞镇等处工事，巩固围攻基础；

二、长江南岸所属区由第54军军长霍揆彰中将指挥，辖3个师、1个炮兵团，任务是在常熟、白茆口、福山镇、鹿苑镇间以及吴县、昆山等地沿江警戒日军登陆部队；

三、长江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114师师长常恩多中将指挥，辖1个师及2个保安团，任务是在敌企图在长江南岸登陆或企图通过江面时，从江北方面压制敌人；

四、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由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指挥，辖4个师1个旅及1个炮兵团，任务是以主力配置在嘉兴、乍浦附近，一部队前出至沿海要点警戒，抗击日军可能在杭州湾一带的登陆；

五、浙东守备区指挥官为第10集团总司令刘建绪上将指挥，辖5个师4个旅，任务是在警戒浙东沿海地区准备支援杭州湾地区的抗登陆作战。

唯一的遗憾在于，我军对日军陆军军团的动员速度上判断出现了偏差，没有料到日军在8月23日就大举登陆，这使我军未能及时以强大兵力占据沿岸抗登陆要点，对日后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本节止。第三稿定于2019.12.13.国家公祭日（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国人）

欢迎您阅读第十三节鏖战上海（五）日军作战方针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