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甲午风云 下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缺乏预见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

列宁分析道：**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便成为**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

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清朝政府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1855年，日本的维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荫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之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

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

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

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战略原因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朝屈服，日本方面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

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

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一开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而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清廷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从战略规划方面，日本就已经拔了头筹。

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

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

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

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的，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兵力劣势

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以上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以上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

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有效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

北洋各舰设计时，由于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强调舰首对敌，依靠撞角撞击敌舰，火炮布局以发挥正面对敌火力为主。

但舰首对敌的横阵不利于机动。加之北洋水师各舰舰龄较长，配备的蒸汽发动机马力不足，养护情况不佳，故舰队平均航速仅有10。2节，而日本舰队主力舰较为新式，采用方便机动的纵队更适合发挥火力，速度较快，实战中日本舰队机动能力也强于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陷入打、打不过，走、走不掉的困境，在实战中被各个击破。

海战中，北洋水师沉没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几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舰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击沉或重创沉没的。

从陆军来看，有观点认为，清朝陆军尽管据估计在总数上约达百万，但此数字含有水分，去除非战斗部队和实际丧失战斗能力的绿营等，实际有作战能力的仅约三十余万，此外，清廷还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统计的各省防军、练勇数量，共约36万人，亦无百万之数。

甲午战争过程中，清廷动员的陆军人数，据学者廖宗麟估计约500营，据此折算，约合25万人，至于实际投入战场的人数，可能尚不及日军。

在甲午战前，日本陆军有七个师团，约七万人，战争中又动员预备役，总共动员的兵力达24万人，另有夫役十五万多人。

清朝陆军在军人素质、武器装备等方面，与日本陆军相比也均处于劣势，成为前者在甲午战争中伤亡数倍于后者的部分原因。

清廷内部党派争斗

清朝后期，内部倾轧、以光绪帝恩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李鸿章虽有宰相尊称，但当时清政府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机构是军机处，李鸿章空有宰相的虚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长期驻地为天津和保定，没有皇帝召见，不得擅自进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一个极具权势的力量，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掌管军机处和翰林院，又称为帝党，实力庞大，军机处诸公对翁同龢极为尊重，光绪帝更是“每事必问翁同龢，眷倚尤重”。

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

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这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前期，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在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胜少负多，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斥责在**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并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立即慌了手脚，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栽赃陷害的手段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

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

尤有甚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前后相映，则资敌之罪，似已非妄”。

为了攻讦李鸿章，连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让儿子当了日本“驸马”这种“故事”都能写进奏折，以至于连帝党首领翁同龢看了这篇奏折后都评价：“语绝奇”。

为了限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权利，清流派奏请光绪帝，调来了和李鸿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

李秉衡，辽宁人，和翁同龢是挚友，亦属于清流言官，甲午战争时期，处处和李鸿章作对，用各种奇葩的借口不发援军，以至于刘公岛成为一座孤岛，在经历了悲壮的抵抗后，最终陷落。

评论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日本发动的非正义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

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

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十九世纪下半叶，清朝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清朝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占领**、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大他们侵略领土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