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国失柱石（二）

斯人已逝一百余年，对李鸿章的争论却从未停止。

当时国外的媒体、政治家对李鸿章评价普遍都很高。眼高过顶的伊藤博文称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为“东方俾斯麦”，西方媒体把他称为“二十世纪的伟人”。

国内对李鸿章的评价简单直接——卖国贼。

在李鸿章去世仅仅一个月后，才华横溢的梁启超完成了大作《李鸿章传》，这本传记也成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笔者以为此书可为民国四大传记之首。

短短一个月就能完成这么一部巨著，当时的舆论大维梁启超对时事热点的把握已臻化境。

在传记中，梁启超开篇即云：“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笔者一介草民，是梁启超笔下的“常人”，而权倾天下的李鸿章自然是“非常人”。作为“常人”之一，吾且对“非常人”李鸿章姑妄评之，诸位看官之中或许有“非常人”，诸君也姑妄听之。

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李鸿章是东亚政坛的核心人物，甚至于世界上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皇帝是谁，更不知道太后是谁，甚至不知道中国这个国家，但是他们都知道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李鸿章。

针对李鸿章所做的事业来说，他不是一个成功者。但确信无疑，他是一个改革者。空谈误过，实干兴邦。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候，他是那个站出来并力图拉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度过难关的那一个人，比起站在一旁指指点点说风凉话的人强了不知多少倍。

回望一百年前洋务运动那段历史，也不能简单的用“失败”两个字来概括。那个时候，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末政治精英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在世界的位置。李鸿章率先提出了一个观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熟读史书，他给那个时代的定义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看到这一点之后，他带领这个古老的国度开始向西方学习，以力图富民强，帝国由此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虽然这短暂的繁荣局面经甲午一战便灰飞烟灭。

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局面，我们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学习借鉴。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他的应对之道就是向西方学习，让中国也走上向西方那样的工业化道路。当时，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建工厂，兴实业，派留学生，建水师，建医院，建学校。通过洋务运动之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成为各个行业的翘楚，成为了这个古老国度的精英。

清末工业现代化之路在其主导下开始起步，中间经过朝代更迭、无休止的战乱、政治运动，曲折迂回地走到现在。我们现在正在接近这个目标。林语堂曾说，当国人都用上抽水马桶的时候，中国就可以说真正富强了。保守来说，目前国人有一半以上用上抽水马桶了吧。

万事开头难。封建体制下，中国文化中讲究的是“士、农、工、商”。工和商位于末尾，从来没有把工业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试图将其做强，又谈何容易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工业强国。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成为强国的过程中，那些忍辱负重做过贡献的人。

洋务运动是国人第一次主动拥抱世界。从将国家带入全球化轨道这个层面来说，洋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挽救当时的国运，但洋务运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清的风雨糊裱匠李鸿章说：“办事之难，并非难在事难办，而难在一个人办事，有十个人掣肘，百个人在一旁说风凉话。”李鸿章办洋务的历史，就是一部跟同僚斗争的血泪史，大清许多官员都把他当作眼中钉，恨不能办砸了才好呢。

梁启超说甲午中日之战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话说回来，假设当时大清君臣一心，能否战胜日本？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那时候日本国运正隆，甲午之战跟大清对赌国运。甲午之战十年后，日俄战争爆发，在日本联合舰队围剿下，俄国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再过三十五年，日本海军袭击了珍珠港，让美国人尝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败仗，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之为“国耻”。那时候日本国运正隆，先后跟中、俄、美三个大国对赌国运，结果这三个大国在二战时都对其宣战，开始了轮番围剿，最终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终于将其制服。诸位想象一下，面对近代这样一个强悍的日本，大清国在光绪或者慈禧领导下，主要依靠李鸿章麾下北洋诸将士，能将其拿下吗？

李鸿章主导了清末中国的外交，也签订很多不平等条约。这为他赢得了“卖国贼”的雅号。关于李鸿章是“爱国”的，还是“卖国”的，这一直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国是什么？

在皇权时代的文化环境中，什么又是国家？既不是国土，也不是国民，而是君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在这种背景下，君王对国家拥有绝对主权，其他人没有。也就是说，君王即是国家。

李鸿章是封建王朝中典型的士大夫，这种“君王即国家”的理念已经深入骨髓。与其说他效忠于大清国，不如说他效忠于这种理念。他的权利来自君王授予，同时他也要服务于君王。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君王的意志，君王的安危是他对“国家”概念最直接的理解。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李鸿章是大清的“相国”，他爱他的国家——大清国。以他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来说，只能爱大清国。我们这个国家，在一百二十年之前叫“大清”，在七十多年之前叫做“民国”。

从皇权时代过渡到民权时代，我们对于国家的理解又有变化。国土、国民是为国家，掌权者是为国民服务的，是公仆。如果以现在的理念去批判皇权时代的李鸿章，并说他是“卖国贼”，这并不公允。

李鸿章曾经权倾朝野，但是他的政治生涯无疑是一出悲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只用五个字就准确地评价了李鸿章——“水浅而船大”。言下之意，李鸿章是一条大船，怎奈何晚清政府却是一滩浅水。这个评价真可谓是一语中的，李鸿章灾难般的后期政治生涯正源于此。“水浅而船大”是伟人的评价。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这就是一言难尽的李鸿章。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堪。正像是梁启超说的那样：“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李鸿章之死，的确带走了一个时代！

虽然招来八国联军之祸的罪魁祸首是向十一国开战的慈禧，但是联军侵华也让国人深刻体会到了痛彻心扉的耻辱。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关口，李鸿章选择出山尽他最大的努力收拾了残局，避免了国家被瓜分的命运，以老迈的身躯带领着同样老迈无力的帝国又往前走了一程。他知道，一旦让这八个强盗留在中国，往后的事可就难办了，只有避免亡国，才可有翻盘的机会。

翻盘的人是谁？洗刷这份耻辱的人又在哪里？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李鸿章是看不到了，但他充分相信这样的人一定会出现。

我们这个民族历经劫难，却能绵延不息的原因就在于：当时代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虽然需要等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他会迟到，但他一定会来。读遍史书的李鸿章心里非常明白这一点，时代给他安排的工作他已经做完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让国人静静守候着此人的出现。李鸿章虽然不知道这个人会来自哪个省、长什么样、上过什么学堂、读过什么书，但是他知道这个人一定回来。

半个世纪之后，此人终于姗姗而至！

就在庚子之乱发生整整五十年的时候，百万大军渡过鸭绿江奔赴平壤，在朝*鲜的冰天雪地之中与“联合国军”展开一场影响世界格局的殊死较量。这次战争，双方总计投入了二百多万部队，参战的“联合国军”更是由十六个国家组成，这次可不是一对八，而是一对十六。

之前联军侵华给国人带来的那份耻辱，在这次大战中被一扫而光。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洗刷国人心头这份无尽的屈辱。着意开创大时代的执政者，不能让国人带着无尽的屈辱进入这个历史时期，因为委曲求全的国民心态不是大时代所需要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旷古未有的大时代来临之时，必须先要跟这份国耻做一个了断！

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是如此。自从半岛之战结束后，国人在世界上再不是那种人见人欺的形象，此一战足以立国扬威！“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需要三千年未有之雄材，他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但那个人肯定会来！

梁启超说，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

最后，李鸿章是个廉洁的官员吗？

不是。以他所处的皇权时代来说，廉洁不廉洁并不是尤为重要的政治品格。不能以现代的标准去评价古人，同样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朝廷的清流派个个廉洁，这又有什么用呢？

人们都说“盖棺定论”。李鸿章的棺材板已经盖上了一百多年，但是对他的评价却仍然两极分化。

看来，李鸿章真是一个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