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正传第九十五章

五帝正传第九十五章，皋陶在尧和舜时期曾经担任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等工作，属于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在舜上位后，实行职责分工明确的管理方式，皋陶被舜聘为掌握刑法的大官，因为品德高尚，还被舜选为继承人，协助后来的禹处理各种事务。但是不幸的是，皋陶在舜之前先死了，所以没有继承王位 。

皋陶在华夏历史上是与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被奉为司法鼻祖 。皋陶文化的思想核心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尧舜禹时期的许多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谋划的。皋陶在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所体现出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功绩，形成了上古时期的文化体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的形成，主导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和进步，奠定了华夏民族文化的基础。因此他虽然不是帝王，却享受了很多帝王所享受不到的香火。

皋陶道德文化中教化民众的主要内容是："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皋陶的道德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和发扬光大，创立了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治国的基础理论，这是后话。

皋陶的解答虽然非常有震撼力，舜并没有反对，但是很多大臣并不信服，在他们看来，皋陶的道德要求过于理想化，只能是纸上谈兵，即使舜能够做到，也不代表大臣能够做到，就算某些大臣能够做到，普通百姓也根本做不到，即使皋陶把道德标准简化到十分之一，百姓也很难做到。这些大臣常年跟民众打交道，太知道他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水准了，因此弃第一个站起来反对说：“皋陶大夫的话我不敢苟同，第一，这些条件太过苛刻，我不相信很多人会做到，第二如果官员都做到了，百姓没有做到，或者不愿意去做，就可能形成官员被百姓轻视欺负的局面，那个时候官员还怎么工作？对于根本就不遵守道德的顽劣之徒，官员有什么办法制约他们？”

弃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法律的宽松，的确有利于凶恶之徒。这些人之所以屡屡犯罪而无所顾忌，就是因为犯罪之后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小。例如今天的贪官为什么屡禁不住，就是犯罪之后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过小，造成他们敢于铤而走险。如果**受贿就杀头或者终身监禁，相信世界上就没有贪官了。当一个国家强调德道至上的时候，就容易把刑罚放宽，这样等于变相纵勇某些人犯罪，弃之所以有这种担心，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而是一批官员都这样想。尧执政的时候虽然实行仁政，但是对于**掠夺之徒，处理起来还是严厉的。

舜看见弃说到这停止了话头，就把目光对准了皋陶，示意他继续说。

皋陶知道弃的担心不无道理因此就说“德政治国并不是不要法制。”皋陶开宗明义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作为多年管理政法的官员，他和罪犯打交道多，知道罪犯的犯罪方式尽管各式各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冥顽不化，这群人是社会的垃圾，是不可能被教化的。就像狼天生就要吃肉一样，你不让他犯罪，他就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治理国家不但不能废除法治，法治还必须优先。就是说，以法治为主，教化为辅，德治和法治共荣，两条腿走路，这样就可以用法律的铁拳去惩治某些屡教不改的凶恶之徒，用教化的手段去挽救那些误入歧途的人，社会就容易得到净化，大治，容易形成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的局面。”

听见皋陶这样说，原来反对德治治国的某些大臣出现了反转，心理说：原来皋陶说的德治是这样的，不是废除法治，反而是以法治为主，那还争论什么。

舜看见皋陶说完这番话后，没有大臣提出反对，心理高兴，感觉皋陶的想法很好，既有严厉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刚柔相济，他相信很多百姓会接受这样的治理方式，因为舜明白，如果没有法制，最先反对的不是官员，而是普通百姓。因为多数普通百姓是遵纪守法的，是软弱的，自卫能力不强的，没有法律保护，他们就会被不法之徒欺凌。

“各位爱卿，皋陶大夫提出的治国思想看来是不错的，孤家也是赞同的。如果没有异议，就作为本朝的治国纲领了。不过孤家要强调一点，执行法纪是专业部门的事情，但是宣传教化却是大家的事情。孤王首先从自身做起，希望每个大臣都是道德模范，用自身的行为来感化，教育身边的人。当然，孤家是要考核的，先看你的家人，如果你的家人没有受到教化，说明你没有做工作，会受到谴责的。如果一个官员道德不过关，对不起，你就必须让位给道德合格的人来做。孤家选择官员，道德合格是第一道关口。”

舜说到这，故意停顿了片刻，他要看群臣的反应，当然也借此检验自己的威望够不够。一切还好，官员没有走神的，都竖起耳朵在听。权威是做大王必须拥有的治国奠基石，如果一个大王失去了权威，即使仍旧坐在龙椅上，也只能成为傀儡，舜自然不想成为傀儡，因为傀儡是不可能实现抱负的。这件大事如石头般落地让舜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执政的时期可以真正开始了，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挑战，是不是能够做好，可以按照尧的标尺来衡量自己，在舜的心目中，尧是最合格的大王。

“孤家能够坐在大王位置上，是先王的培养和提拔的，他老人家不仅仅给孤留下一把椅子，还给孤家留下了这么多出色的大臣，孤没有理由不把国家治理好，希望我们君臣合力，造福桑梓。”舜说这番话的重点不是夸耀大臣多么优秀，是在暗示自己感谢尧的栽培，也在对大家释放自己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作为道德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知恩图报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每一个帝王都会强调这一点，就是告诉你，孤家提拔了你，你要对孤家忠诚，不能做白眼狼。做人不忠不义就是背叛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在舜的朝廷做官的。自己既然设定德政是治理朝政的主要纲领之一，那就要求大臣们去做道德高尚的人。

“大王既然强调道德，臣想知道，孝义在道德范畴里怎样定义。”突然有个大臣扔出了这句话，显然是有目的的。

舜听后心中一凛，明白对方是有的放矢，说的是自己。因为自己一向标榜至诚至孝之人，百姓也对自己的孝心也极为认可，自己今天走上大王的位置，和孝名有关系。换句话说，这个孝名就是自己走向成功的铺路石，现在已经成为擎天柱了，如果这个把戏被戳穿，那就是全身**的伪君子了。在这样紧要关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施放冷箭，因为号称天下第一孝的人，亲手把父母兄弟送到几千里外流放了，这似乎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可是当初舜不这样做，一定会失去尧的信任，也就不可能坐在大王的位置上。在孝和权利的交织上，他抛弃了前者，这是个不可能掩盖的事实，对方之所以揭开这个疮疤，就是料定他不能自圆其说，显然这是个反对德政治国的人。

掩盖不可能，回避，王顾左右而言他，是暴露虚伪，况且也违反舜做人的原则。这个时候就要看舜的政治智慧了，因为他知道，所有的大臣都在看着他怎么回答。既然欲盖弥彰，就不如坦坦荡荡把它揭示在众人面前，不做缩头乌龟。

当舜想明白了这一点，把头抬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对方，他必须展现出无私无畏的勇气。

“孝义在道德里占有非同凡响的地位。”舜的第一句话就石破天惊给孝下了定义，而且是斩钉截铁。“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世界上，是因为有父精母血，因此无论我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做过些什么，对父母尽孝，对姊妹友爱都是必须的。”随后舜不加掩饰地揭开了父母兄弟的疮疤，把他们为了谋夺自己的财产，两次谋害自己的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了出来。

在舜讲述这些令人齿冷的悲惨故事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舜的父母兄弟竟是这样狼心狗肺之人，为了夺取他的财产，居然一次次地要他的性命，而舜仍然对他们不弃不离地照顾，算是孝道的顶级了。一个生活环境如此恶劣的人，没有丝毫染上卑鄙，无耻，自私自利的恶劣品行，在他坐上大王的位置，首先推动的还是德政，这需要有怎样的心胸？灵魂里该是多么纯粹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这样想，也有人就在心理发出冷笑，似乎在说：伪君子，最终你的父母兄弟还不是被你流放了？这难道不是假公济私的打击报复？你是不是给大家一个能够说的过去的理由？

没有人告诉舜会有人这样想，但是舜自己猜到了，只是他不会给这些人留下侮辱自己人格的机会，因此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在道德范畴里，孝义虽然占有非同一般的重要地位，但是还有比孝义更重要的品质，就是忠，是对大王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对百姓的忠诚。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必须舍弃孝而保留忠。”

舜看见他这样说完后，某些大臣并不能理解他对忠的定义，台下出现了不同的杂音，就讲起了另外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父母兄弟因为骗人钱物，最后被自己命令京兆尹坚决执法，把他们刺配三千里。

“孤家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孤家明白，如果因为孝不去执法，就会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就是对大王的不忠，让百姓受害，那同样也是对百姓的不忠，对国家的不忠。事情明摆着，如果朝廷重臣的亲人犯法不受到惩处，就会有更多的官员这样做，因为每一个官员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如此下去国家将无法可依，一个没有法度的国家，骗子，强盗，杀人犯就会横行无忌，最后就是国家破败，百姓无法生活。”

舜的这番解答算是义正辞严，大义凛然，本来想看舜笑话的大臣也不能不低下头去，而更多的大臣理解了忠孝的排位和定义。应该说，舜的这番对道德的讲解，说服了所有的大臣，因此他的话音刚落，就赢得了大臣们的掌声。

四

第一次朝堂会议，舜用智慧取得了完胜，这为他以后的执政开了一个好头。因此第二天的朝廷会议上，舜做出了二个决定，任命主要重臣的职务和所负责的工作。

尧在生命后期虽然提拔了一些人才进入**中枢工作，但是并没有明确他们工作的范围，就是说，职责不是很明确，这限制了他们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尧对中下层官员的工作职责是规定的很清楚的，因此相比于地方工作，**的工作就有些混乱。舜来到朝廷中枢之后发现了问题，因此在他掌握权力之后，立刻对此进行了修订。

既然朝廷的执政方针已经明确，就是用德政加法律来治理国家，这两个位置就非常重要。他首先命令契做司徒，主管教育，教化工作。在尧当大王的时期，虽然也提倡教化教育，但是并没有专门的大臣进行负责，几乎都是凭着官员自己的操守主动去做，舜觉得这样做的后果是力度不够，因为德政不是说说而已，也不只是让官员的觉悟尽快提高，而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甚至让每个天朝的百姓都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就需要**高层有具体的官员去主抓，去建立相应的机构进行推广，国家也要拿出钱财去建立“学校”一类的馆舍，还要民间有识之士主动参与，用他们的钱物去帮国家做工作，最后国家给予奖励。应该说，这是个具有战略远见的措施，提倡德政始于尧，真正行动起来是舜的贡献。

华夏文化的中心是仁政，是和平，是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之所以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海盗掠夺，其主要原因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早早就涌现了尧舜这样的奠基人，直至后来出现的孔子，加以整理发展壮大，使这个民族拥有了引领世界的王者之道。所以，一个拥有优秀祖先的民族，不成为世界老大是不可能的，这是强者的底蕴，不是海盗文化能够比拟的。

但是舜的德政不是后来某些儒家学子所说的以德为先，以德治国的理想主义。而是以法为先道德为辅内法外儒的治国之道，舜自己亲身经历的教训让他明白了，没有强大的法治威慑，德政很难进行，因为对于多数民众来说，本质上的自私不是靠教化可以说服的，只有在法律的压迫之下，使他们不敢过于放肆，才会体味到道德的魅力。他的父母兄弟的恶行，直到流放也没有收敛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最后在法治的压迫下，他们不敢继续作恶，才想到了道德的必须，才知道当你跨越了道德底线，法律就会拿你试刀，才明白，如果自己拥有基本的道德，就不会受到法律的禁锢和杀戮。

因此舜任命皋陶为天朝的最大法官，主管刑律。关于任命皋陶担任大法官，在任命之前，两个人有过一次谈话。情形是这样的：

当时舜问皋陶：“先生既然认为德政实施必须有法律作为辅佐才可能行使，如果孤家任命先生执掌天朝的刑律，不知道先生有何教我？”

皋陶回答。“臣之所以坚持德法并行是从道和术两个方面来考虑的，德是大道，如果国民都知道德的重要，自觉遵守德的约束，在未来的数年间，国家的风气会为之大变，百姓的觉悟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当国家正气上升，邪气自然就会下降，那么社会治安的大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自觉劳动，勤劳致富就可能变成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当多数国民没有了不劳而获，掠夺他人劳动的想法，生产力就会被极大地释放，人们的生活态度就会变得快乐，这时候的国家一定是充满祥和的，安静的，人和人之间的友爱之情，远远多于仇视之情，人类追求的美好生活就可能实现了，想做到这一切，德是根本，因此臣认为德是道。可是这条路是漫长的，或许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也可能会有多次反复，甚至还可能出现正气下降，浊气上升的现象，那么保证德被顺利推行，就必须有利器进行监督。毫无疑问，法律是最好的利器，尤其开始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需要在利器逼迫下去认识德，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就是臣强调法为先，德为后的道理。只要心怀善念，执行法度的时候，一定会依法而行，而不是滥用刑罚，甚至是草菅人命。”

“先生说的固然不错，道理容易懂，但是执行起来就不简单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控制法官不草菅人命，滥用法度？”

舜之所以这样问，因为他知道，某些案件发生之后，因为其复杂性，往往会扑朔迷离，即使法官没有邪心，因为能力的原因，也可能会形成冤假错案，这种例子其实不少。如果出现了一个冤案，对于法律的公正就是很大的破坏，容易让人们去怀疑道德的正确性。

“臣以为第一关是在遴选法官的时候，这个人必须品德高尚，心怀善念，立身要正，这样，在道德的约束下，他办案的时候会谨慎，注重调查研究。许多冤案的形成，不是案子有多复杂，是办案人做事粗糙、随意造成的。其次，真的遇到某些决疑难的案件，臣的主张是，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罚，这样即使错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后果。”

舜对于皋陶后面说的从轻处罚非常满意，感觉皋陶的确吃透了法律的真实内核，因为舜知道，法律的本意不是为了惩治病人，而是为了治病救人，如果心里有有了这条戒律，冤狱就会少很多，不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先生说的话很对，就凭先生这番话，足可以看出先生宅心仁厚。”

“臣以为，法律是为国家平安，百姓生活幸福保驾护航的，不是杀人的凶器，因此不能轻易动用。许多不必要的法律条款应该废除，可以归类到政纪处分的条款之中，这样就减轻了法律本身的负担。反之，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穷凶极恶之徒，法律非但不能仁慈，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对他们进行高度震慑，让他们知道违法付出的代价是他无法承担的，惩治这样的违法者，就是给某些轻视法律的人立规矩，因此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对于这部分罪犯，不能有丝毫的仁慈之心，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法律不能消灭坏人，就没有办法保护好人。恶人不下地狱，善良的人就可能做替死鬼。”

“先生说的好，这就是法律本身必须具备的功效。对恶人的无情，就是对善良人的友善。”舜听到这，忍不住打断了皋陶的话，感觉皋陶对法律的认识，的确到了“神话”的程度，某些方面比自己看的更明白，心说有这样的人去执掌法律，法律真正的会成为保护百姓的盾牌。

对于舜的夸奖，皋陶报以轻微地一笑，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明，反而认为一个执法者不明白这些道理，就是对法律的亵渎。因此在舜的话音落地之后，继续进行自己的论述。

“臣以为，对于过失犯罪者尽可能宽恕，这样容易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一棍子打死，第一不符合仁政的要求，第二对家庭的破坏作用太大，起不到法律治病救人的本意，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这一条相对应的就是，对于故意犯罪，或者屡教不改的罪犯必须严厉**，让社会明白法律的宽容不是给这些人使用的，杀鸡儆猴虽然不一定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那些试图触摸法律的罪犯，是会有警戒作用的。当然，在杀人的问题上必须慎重，因为脑袋搬家不可能复制了，犯下这样的错误就没有更改的可能，因此臣的主张是，杀人的决定即使做出之后，也不要立刻执行，给一个缓冲的时间，如果真有受屈的人，或许在缓冲的时间里就可能有新的发现。”

“这个建议非常好。”舜表示同意。

最后皋陶把他对法律的主张归结于“五刑五用，”“五用”是指教化，用五刑来辅助五用，教化和刑法并用，按照皋陶的设想，这样做下去，若干年之后，天朝就可能出现天下无虐刑，天下无冤狱的朗朗乾坤，百姓的生活质量，人文素质会得到极大提升。

皋陶的理想和舜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因此舜听皋陶的讲述，感觉就像自己在倾述一样，因此毫不犹豫地任命了皋陶做主管刑律的最高官员。通过这次谈话，舜意识到，还有一件事也是必须做的，就是让人们普遍重视礼仪。当舜提出这个观点，和皋陶讨论的时候，皋陶十分赞成，皋陶的想法是，礼仪对于约束，教化民众作用很大，舜的想法和皋陶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舜出身低微，做了大王之后，有些人对舜也很少恭敬，让舜没有面子，他又不能因为这种事去斥责对方，因此就想到用制度来约束下属左邻右舍，让他们知道谁大谁小，知道下属对于长官应该学会恭敬，因此就想到了要设计一套利于规范下属和平民百姓的礼仪来。

礼仪的出现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只是从黄帝开始时制定礼仪的时候，目的比较单一，主要用于王家祭祀，拜天等活动，对于庶民并没有要求，真正形成规范性的礼仪，由上而下形成制度，是从舜开始的，舜主要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上下尊卑，当然，公开的说法是为了孝道。例如。两个人相遇，小字辈要主动打招呼，让路等等。舜的目的是要让国民和臣子知道他是大王，对他要有必须的礼让。后来当礼仪制度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健全的时候，就变成了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制度。

例如后来周朝的周礼规定就非常非常繁琐，严苛。连大王和大小不等的诸侯祭祀出行乘坐的马车都有明文规定，至于音乐穿戴等等的等级划分就更严格了，如果违反了规定就是对王法的不敬，是要受到惩处的。舜在任命伯夷担任礼仪的主要官员之后，虽然礼仪的系统性也得到了加强，但是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主要还是听凭自觉。

只是让舜没有想到的是，最欢迎，最愿意接受礼仪制度的不是官员，是平民百姓，后来华夏民族的礼仪制度成为主要的民间风俗，经过周朝的周旦，春秋战国的孔子和后来程朱理学的强化，几乎做到了家喻户晓，胜于法律的地步。并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知识分子的说法那里，懂不懂礼仪则成为文雅和粗鲁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