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八五三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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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崩溃；军队、官僚机构一片混乱；土地大量丧失；资源日渐减少；被农民政权的战斧无情地劈砍着腐朽不堪的躯体，这便是1853年的大清帝国的真实写照。若不是如日中天的太平天国犯了一系列的战略错误以及统治阶级的全力挣扎，衰弱至极的帝国也许很难捱过这年的艰难岁月了。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这是太平天国值得骄傲、自豪的时刻之一：小天堂已被踩在脚下、各种制度正在完善、朝政一派欣欣向荣；西方强国渐渐对太平天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和诸多复杂的情感，曾经衣衫褴褛的农民领袖们也能够以外交家的姿态与西方强国的代表们坐在一起慷慨陈词。无容置疑，此时的太平天国已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就在向荣极力向朝廷抱怨由于风雪交加的恶劣气候而进展不大的时候，天国军人正猛烈地进攻武昌城。1月12日，随着土营部队地道爆破作业的成功，湖北省府在这位并未作战的说谎者面前陷落了。

获得全胜的太平天国声威大振，其论功行赏、度岁休兵、扩充军队的同时，也进行了许多重要的举措，试图为新朝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

继道州建立土营后，天国的另一个重要兵种——水军也在武汉初见雏形；

东王关于不要伤害百姓、释放囚犯、安抚居民的命令得以很好的执行；

天国赋税制度之一的进贡制同时开始实施，这缘于天国军人克服某一地区后，收受人民捐献的方法，不过与苛税繁多的帝国政府相比，进贡制在这一时期里更多表现的是农民阶级的纯朴性和领袖们政策制度的合理性；

天国人还预演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制度——武汉居民分组于男馆女馆、设立老人馆、没收商店居民财产、奖励人民进贡、将商业移于城外等——希望将这些丰富的感性材料，经过改良后为自己的政权建设再续上新的血肉。

当武汉的天国军人还在欢呼的时候，徐广缙的政治生涯也起到了尽头。这位太子太傅、一等子爵所承受的雷霆之怒是极其沉重的——革职逮捕、送京审判!

此后，那些位尊名高的重臣渐渐不再受到皇帝的重视，一大堆庸庸无为的将领中少数有实战经验和统兵能力的人开始炙手可热：

自参予**天国起曾6次被惩黜、差一点发配**的向荣，因为“勇于尾追和敢于作战”而接任钦差大臣，成为两湖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咸丰帝以前一向痛恨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对夷软弱、于1852年6月籍故发配吉林的前陕甘总督琦善，因办事干练也于今年1月份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带着东拼西凑的兵团——他的军队是皇帝从遥远的直隶、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等省抽调组成的——南下河南信阳防堵天国大军；

在淮南实施票盐法改革而官声不错的两江总督陆建瀛同时被授予相同的职务，奉命率军西进“剿贼”；

皇帝还任命在籍的汉族官僚为各省团练大臣——这在以后铸就了湘军主帅曾国藩等经世派人物的事业。

通过这一连串的任命和军事部署，从更深处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帝在政治上的某种态度——大清帝国立国两百多年来，对汉族地主始终存有戒心的满族贵族，在中国农民的暴风骤雨面前，不得不开始依靠汉族地主的力量。这种满、蒙贵族、汉族地主三大力量的联合，几乎成了咸丰帝维系帝国生命的最后法宝……

在帝国统帅部忙于部署剿杀的同时，天国领袖们曾在战略选择上也颇有些纠结：

一些人主张进据中原、以河南为基地发展，其主倡者罗大纲——这位因失去西王的支持、不愿信奉上帝的前天地会首领虽然被后世誉为天国五虎上将之首，却难以受到天国高层的青睐——甚至为以南京为国都的理论提出了“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的担忧；

翼王等人主张先行入川、再向四周发展，此建议因为过于保守、有偏安之嫌而没有引起太多响应；

东王认为天国领导层在出广西前后早就确定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方针，在永安突围时甚至用小天堂比喻南京以激励部众去攻克这一目标而奋斗。占领武汉之后向江南进军只是贯彻实施原定的计划——甚至借用天父下凡传言，“令其直犯江南”来平息内部的意见分歧。

思想再次统一的天国大军于2月9日放弃了武汉，开始了自己历史上最为辉煌壮观的一次大进军：

翼王仍然作为前锋部队的主帅，一大批在战火中声名日著的将领簇拥周围——天官正丞相秦日纲、殿前左一指挥罗大纲、殿前右四指挥赖汉英等率水军在长江上破浪前进，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胡以晄、指挥吉文元等率陆军夹岸遥相呼应；

这支狂飏劲旅的后面，东王安然自若地调度着号称 500000人(实际接近20万)的天国军民和近万艘船只，使他们成为气势磅礴的战车上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间的小天堂召唤出人们近乎无穷的创造力，沿长江而下，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这支充满希望、信心和勇气的大军了。

向荣出身行伍、有40年丰富的作战经验，采取了比较滑头的作战方针：

等距离追击，既不要追得太紧，以免惹恼了对手；也不能靠得太后，能维持向皇帝交差。

鉴于天国大军并没有北上，而且琦善的兵力正在集结之中，实力不足。所以，他的战法是在江北随天国大军的前进平行向东移动监视，这自然也无仗可打，有如远距离间隔的护送。

这样便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场面：两位钦差大臣好像在不辞辛苦地护送着自己的敌人去对付另一个钦差大臣！

面对同僚的精打细算和天国战车的日益逼近，搞搞经济还行，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陆建瀛简直无计可施了。他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拦截兵团主力——寿春镇总兵恩长所部3000名士兵于2月15日在广济县(旧治今改为镇，在今广济县之北)境内的老鼠峡被天国的战车辗得粉碎的同时，两江总督的意志也被辗碎——坐小船日夜兼程逃回南京。

强大的天国战车在鄂、赣、皖三省横冲直撞，将帝国长江下游的防御体系搅得一片混乱。截至3月12日，随着大队天国船只到达南京江面，南京——这座龙蟠虎踞的历史古都便被彻底包围了。

东南重镇拥有墙厚城高的防线长达90余里，此时却只能稀稀拉拉地部署区区5000名卫兵。因为30000江苏省防军除调往外省及固守境内其它军事要地外，机动部队已所剩无几了。除了守在满城内的4000名八旗士兵还尚称可堪一战外，前广西巡抚邹鸣鹤与江苏布政使祁宿藻所雇佣的10000名壮勇经过儿戏般的训练后，其战斗力几乎等于零。而城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表现更令北京朝廷忧心忡忡：

陆建瀛回避责任，把自己关在总督府内，3天不见同僚，甘愿被撤职查办，拒绝再赴前线督战；

原来奉旨赶来协防的江苏巡抚杨文定见势不妙，便以防守南京的后方——镇江为由逃之夭夭——这位吟诗作对无所不能，吹拉弹唱无所不精的角儿很快就丢下镇江跑到了更安全的江阴，在被朝廷下旨遣戍军台的同时，还惹来镇江当地人士的赋诗詈骂：“归根总怪杨文定，失守京江此畜生！”

负责城防要务的江宁将军祥厚，既怒陆建瀛御敌无方，又恨杨文定临阵脱逃，索性上奏北京朝廷，将督、抚两位大员一并参劾；

老迈的祁宿藻竟然在忧悸之中吐血而死……

面对一个似乎不堪一击的纸糊据点的天国军人一面在下关镇海寺挖掘地道，一面从容不迫地斟酌安民告示，甚至还信心十足地对外宣布将于3月19日攻占南京。这个对帝国军队极其蔑视的诺言在那天果然兑现了。

黎明时分，仪凤门附近的城墙被地雷炸开两丈余宽的缺口。天国大军如潮水般地涌进了南京城。帝国军队很快就被浪潮淹没了——到当天晚上，除内城之外，南京城内各区域已逐渐被天国军人控制，中国的农民成了城市的新主人!

尽管祥厚非常努力了——除了把自己管辖的八旗兵和招募的汉族壮勇全部变成炮灰外，还把几乎所有的满族妇女、儿童赶上前线——但也只多坚持了一天。

一长串阵亡文武官员的名单(包括前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新任钦差大臣兼署两江总督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前任广西巡抚邹鸣鹤、江宁副都统霍隆武等)送到了北京朝廷。

咸丰帝黯然神伤之余，又把另外两位钦差大臣撵到了火坑旁边：琦善的士兵磨蹭到扬州一带后，不仅要防备天国军人沿运河北上，还得看护帝国的小厨房——淮南、淮北盐区及里下河的产米区；向荣则需屯兵天京城下，不仅要和对手朝夕相处，还得为皇帝充当苏、杭钱柜的保镖。这与其说是以防堵为主的战略部署，不如说是对太平天国在全国范围内巨大战略优势的默认。

天国人此刻已无意专注帝国军队的动向了，他们忙着在自己的首都——已改称天京的南京城渲泄自己的情绪……

怀着对两百年前清朝入关时对汉人大规模屠杀的记忆；

凭着天国一直坚持的“排满兴汉、诛灭清妖”的政策宣传；

想象着颇令人心动的奖励——只要抓到和杀死一名旗人，就可以得到五两赏银；

面对因为满城内旗人居民众志成城的疯狂抵抗而导致的重大伤亡……

太平天国惨烈的定鼎之战还未结束，天国军人便带着刻骨的仇恨对满人展开了灭绝行动：

据《清代纪事》中的记载，驻防的旗兵和满人共有40000余人在南京被杀——包括4000多被阉割，连肾囊都被活生生挖出的儿童，血把秦淮河的河水染得又红又臭。

而来自天国高层的指示——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皆在清除之列——则进一步扩大了屠戮的范围。双方战死者加上罹难的南京居民高达150000万人！

一切在血色残阳中尘埃落定之后，似乎心满意足的天国领导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改朝换代了……

巨大的金字塔形权力机构：

站在塔尖上的是起事初期的王爷们。

除去西王、南王早逝外，天王已彻底放弃了对军事、政治等的领导权，成天呆在天王府内(原总督署)，沉缅于宗教、等级制度、宫廷礼仪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太平天国虚居首位的精神领袖。

大权独揽的东王在北王、翼王的协助下，有条不絮地处理着朝政和军务。从拜上帝教的**来说，他们都是“神”而不是人——由于地位崇高，他们的名字都要避讳；

燕王秦日纲与豫王胡以晄后来以有功之臣的身分进入这一核心领导层，不过其地位远远不能和那些上帝的儿子们相比拟。和他们同居一席之地的是——国宗（王爷们的男性亲属）。燕、豫两种爵位是秦日纲、胡以晄被革去王号后所授的，其地位居于国宗之下。天国前期的候为国家的第5级官阶，离王的距离只是一步之遥，均加以极具荣耀的“真忠报国”衔。

天国前期官员中的6——9等级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

而王候、朝内官加上军队中的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官职——与国家第10级至16级官阶相对应。构成了天国权力结构的十六层金字塔建筑。

在这座建筑的周围还有庞大的寄食阶层——属官集群（这是农民领袖们脑海中难以磨灭的封建残余的产物）——以及另外一些种类繁多的官员集团——典官、女官等。若按编制名额满员计算，天国**政府工作人员的总人数将高达368**20人——一个天方夜谭中的消费人群。

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农民起义成功之后也只能是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不可能推行什么别的社会制度。所以对于一个新的同类政权来说，封建王朝的旧官制仍然是适用的。然而太平天国却与前人大相庭径——其开放、叛逆性较强的思想影响下创建的与封建王朝颇不相同的新官制，使农民政权并不强盛的经济基础从一开始就受到它的重压。

他们一方面还在坚持平等、平均的口号，并颁布了平均主义的经典之作——《天朝田亩制度》；另一方面却在思想和行动上迅速朝着自己正在极力抨击的封建特权靠近时，还规定凡在永安突围以前参加起事的人员，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加上“功勋”衔，给予特殊优待，准许子孙世袭。造就了在全国范围内有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享受这一荣耀。

广大民众——主要是农民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千辛万苦、舍生忘死地牺牲奋斗，希望推翻压在头上的满清帝国的时候，一个比帝国政府官僚集团人数更多的封建特权阶层正在自己的阵营里悄然形成……

农民领袖们还应对这样的一些失误负责：

庞大的官员群体分工不清、责任不明、办事效率很低。更为糟糕的是，农民领袖们连永久性的**国务的机关都没有设立——农民政权前期由于东王专政的缘故，东王府六部尚书成为事实上的**国务的机关。其结果是庞大的编制形同虚设，机构过于简单、没有固定的官署体系。

也许是因为经验不足，他们甚至连关系到军事成败、国家兴衰的**全国教育、司法、外交、工商业、矿务、农田水利等要害部门都没有建立。这使得新生的农民政权在以后的岁月里举步唯艰。

而陶醉于胜利之中的农民领袖们还忽视了专门设立训练军官机构的重要性，使很多杂职官员都有统军作战的机会，这在某些时候和大清帝国任用文人统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几乎是相同的。

尽管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有太多的问题和隐患。但农民领袖们以他们所拥有的崇高威望，加上东王、翼王等人的聪明才智和兢业精神，使农民政权的各项政策制度(包括官制、军制)能够强势推行。而各级官员与士兵、随军家属凭着对皇上帝的崇拜、自己政权的热爱而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掩盖了一些制度先天不足的现象，延缓了政治危机大爆发的时间……

建都天京后，农民领袖们曾将团体内部所施行的圣库供给制度；男女分营、严密隔离；除诸王外，虽夫妻不得团聚的军制推广于天京民间，希望把整个天京调度得如同一个大军营，但最终还是输给了江南人民那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

天国人最自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天朝田亩制度》经济思想的实质上是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加上一些中国古文化遗产元素而形成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曾以其描绘的“有田同耕……”的平均主义王国美景的确让亿万饥寒交迫、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之神往。但现状是自身阶级固有的局限性使其无法真正的消灭辖区内地主并且还制造了更多的消费者——“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而剩余归公的规定也严重地抵触了农民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注定了其生存力的脆弱！

太平天国政权教育的实际状况是对传统文化作出了某种与拜上帝教**相矛盾的让步，这缘于新政权对知识人才的渴望——为了能改变政权内的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农民官员，天国的领导层只能不断地向传统文化示好——甚至为习惯于科举成名的人们创造了一个与大清帝国的考试制度相类似的措施——开科取士。

但这种努力并没有博得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支持和好感。那些多数属于官僚、地主阶级的的读书人不仅在利益上与农民们处于对立，而且还有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天国人严厉反对儒学的态度和天京废除家庭的社会性变革，使他们感到怀疑、恐惧；很多知识分子将拜上帝教的母体——**与鸦片战争自然的加以联系后，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其更难以接受经过洋化——哪怕并不正宗——的拜上帝教人。

此外，一些难以启齿的动机也左右着他们的思想：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是当时的读书人拥护某种统治、某种封建秩序后的必然回报，但天国提倡的平等理想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变得很小，自然提不起权利追逐者们的兴趣。因此，这些善于观望的读书人的抗拒态度随着战局的变幻莫测而越来越趋于强硬了——天国没能完成对自己阵营知识结构的改造，这使半文盲化的拜上帝教人在以后的军政建设活动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作为一个依靠宗教力量崛起的政权，开创江山基业的元老勋臣们为构筑一个相应的信仰世界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使拜上帝教的宗教信条和宗教仪式在前期的全体天国臣民中仍然被奉若神明。经过狂热洗脑的天国军人在所经过和占领的城市与农村都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毁坏称作“妖庙”的寺庙道观及焚烧“妖书”（孔孟诸子百家书籍）的活动。然而，曾在广西边远山区取得辉煌胜利的反偶像斗士们在这里却遇到了强大的天敌——佛教。

这种自汉代传入中国，几乎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绵不衰。形成了传统的根深蒂固而广为人们所信仰的宗教体系，早已建立了其难以撼动的民间信仰地位：江南号称的480座佛教寺院足以体现它的不可动摇；甚至连许多博古通今的封建士大夫也被来自寺庙中具有神圣魅力的香火所倾倒，对神仙鬼怪、因果报应之类深信不疑……

狂热的拜上帝教徒们只是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宣布它的荒谬与非法，不仅难以达到迅速取缔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人们对新宗教的态度不仅谈不上热衷与虔诚，反倒更多地表现出冷淡与厌恶。即使在士兵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些宗教活动，都显得那么的敷衍了事、漫不经心。上帝的儿子们将不得不接受如此痛苦的事实：以树立上帝形象为口号，以争夺传统宗教信徒、壮大自身力量为目的的反偶像攻势在这里被无情地遏止了，并正在走向衰竭……

极富创造力、想象力的洪秀全在早期的一些著名作品中，除了对上帝的不遗余力地宣扬与讴歌外，还流露出对“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大家庭环境的渴望。一种类似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制度，得到了无数次战争胜利的印证。浩浩荡荡的家庭大军的环节和体系不断得到上帝儿子们颁布的各类命令的完善与充实，表现出惊人的统一性。天国军人正是凭借这种整齐、严密的组织结构，一直保持着精锐的战斗力量，在征战中屡占上风，直到定都天京。

遗憾的是，农民领袖们过高的估计了军事大家庭的优越性，继而想在天京及其附近的占领区实行大刀阔斧的家庭改革：一种太平天国独创的日常生活单位——馆和营，取代了大军营，也取代了南京等地原有的家庭生活结构，成为近代乃至中国人类生活史的组成部分。

天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平民百姓按照性别及能力被分配到各类的馆或营：男人们除了参军外，供他们选择的职业有各种机构部门；而女人们除了一部分刺绣能手进入女锦绣营、少数选入诸王府外，其余的都被编入女营。原有的家庭环境已不能适应馆的建设要求——每馆的25名定制成员无疑会在小家庭居室中造**满为患，所以一些未被完全破坏的寺庙、废弃的房屋、仓库都成了人们的栖身之所。除去饮食、睡眠、劳动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活动外，天国子民们享有的唯一权利，恐怕就只有在充满宗教色彩装饰的房间里膜拜上帝了。尽管由于时局的变幻莫测，这场浩劫式的家庭改革事业的覆盖面一直局限于天国统治力量较强的几个主要城市和附近的一些村镇，但妻离子散的残酷现实和潜在的危险深深伤害了人们的心灵，使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对新政权欢呼拥护的神采黯淡了不少。

可悲的是，与这类的“幸福生活”截然相反的竟是人们所瞩目的天王、东王及其他高级官员的所作所为。这些农民政权的新贵们已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把浮华、奢靡的原帝国贵族官僚的生活方式享受视为某种时髦，进而演变成了另类的流行时尚。

现实中的上帝的儿子们和重要助手可以拥有一切：宫殿式的住宅、大量的美女、难以想象的奇珍异宝及其它的享受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已播下了常与失败联姻的腐化的种子。

政策的推行实施往往需要专制手段的维护。太平天国除了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它的专政工具还有一些零星的来源于封建社会的法律法规。无所不在的皇上帝为了维护儿子们精心美化后的等级制度、君主专制主义、世袭制、神权、夫权，昔日仁慈、**的面孔变得越来越严厉了：

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

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

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驯服、牢骚满腹的，都叫做“妖心未化”；

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

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

其它还有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

伺候这些违规者的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

堪比大清帝国律法更为严苛的一系列刑律让300000天京军民战战噤噤、不寒而栗。出于对皇上帝的敬畏、出于对自己政权的原始情感以及农民、小生产者们仍旧抱着的对未来的美好幻想，这些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纯朴温顺的人们终于默默的按部就班，接受了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带给他们的近似于呆板、毫无乐趣的一切。很快，整个天京城就象一部庞大的机器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这种惊人的协调一致不仅使大清帝国感到恐惧，也引起了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势力的浓厚兴趣——西方国家已经准备全面了解这个神秘的新国家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掠夺成果——25000000英磅的商业投资和每年9000000英磅的税收，鸦片战争的主角之一——英国首先作出了反应。它的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很快就向驻中国的大使文翰发出了保持中立的通知，以便能集中精力对整个形势进行调查研究。为此，他们甚至拒绝了惊惶失措的帝国上海官员们关于军事援助的乞求。

好战的法国驻华大使布尔布隆则认为，如果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中国的内战，将有利于大清帝国和天主教事业的解决。因此他主张介入中国的内部纠纷。

美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中国爆发的农民战争，参加过墨西哥战争的西点军校毕业生——马沙利进而被授予广泛的自由，以处理在中国变幻莫测的事件。

惯于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面对所谓的中国骚乱使用了不能漠然置之的漂亮词藻，在极力掩饰他们对中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的同时，采取了狡猾的骑墙政策——指示驻天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坚持工作的同时，做好和新政权拉关系、打交道的准备。并且派遣普提雅廷海军少将前往中国沿海地区频繁活动，希望能够利用农民政权给大清帝国制造的混乱局面，与英、法、美一起在那里谋取新的利益。

无论这些西方国家采取了何种对华政策，在下定决心之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步骤：

全面了解这个颇有些神秘色彩的政治团体——原先衣衫褴缕，如今东南华夏名城的主人。

文翰作为第一个去天京和太平天国政权打交道的西方外交官，受到了当时在天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北王和翼王的接待。文翰的目的是宣布英国对太平天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战争，决定保持完全的中立；了解天国对英国人的感情以及将来派遣大军征服上海时对那里的不列颠子民的态度。

但农民首领们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因为天国王爷们喜欢讨论的仅仅是宗教问题。视野并不广阔的他们对真正的国外宗教缺乏了解，同一个上帝的信仰观念，甚至使北王甚至还轻率地作出了可以与英国人成为亲密朋友的承诺。文翰虽然预言天国军人推翻现政府的企图将不会成功，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目前的强大。而其坚决表示英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容许遭到任何破坏的态度，只能使英国与农民政权在政策上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趋向激化。

马沙利大使对美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培理不支持他去天京的计划满腹牢骚——培理此时正在集中力量入侵日本，无暇顾及中国问题。由于对局势的一知半解，两位美国在远东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在与帝国两江总督怡良的会晤中，美国大使说明美国愿意与满族皇室保持友谊，并愿意为其效劳。只不过索取的报酬相当高昂——放宽通商限制、全面的向外国开放中国市场。对此，怡良只能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情绪激动的大使还从英、俄、美三个强国争夺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全局出发，要求自己的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大清帝国，以维护和谋取在中国的利益。这种冒险行为是需要一支比远东舰队还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很快就遭到了对当时中国内战的胜负问题还捉摸不定的培理的极力反对。船队司令官采取了更为狡猾的平稳政策——等待时机、追求利益。激进者的观点在美国国内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以至于自己的大使宝座先后让给了瓦尔克（因为健康问题而力不胜任）、麦莲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