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八五三年（二）

年底，法国大使布尔布隆也来到了天京。

在满意地看到没有受到压迫的天主教徒能够自由地坚持自己信仰的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了代价，导致了法国大使与顶天候秦日纲的会谈并不愉快：前者坚持保护天主教的利益和维护与帝国签订的和约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后者。因此，天国官员对其访问的目的感到迷惑不解，甚至认为这个法国人有间谍的嫌疑。

不管怎样，经过了首次的外交接触后，各国政府不得不一致认同这个新生的农民政权的强大。讲究实用主义的殖民专家们为了不过分激怒太平天国，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都先后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政策。此举对于急需等待援助的满族皇室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时它几乎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了。

大清帝国的财政体系是一种非常落后而脆弱的制度：来源于地丁钱粮的固定年收入大约有40000000两白银，和主要用于官员薪水及军费的年支出大致相等。这种量入为出的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弹性。

一切的运作形式都是一成不变的，当权者没有多余的财力去开创新的经济事业。因此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政府的收支平衡就会被严重破坏，进而出现财政危机。为了筹集**农民政权的资金，皇帝的狂热几乎到了砸锅卖铁、不择手段的地步——总共弄到了近30000000两白银，然而换来的却是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

山穷水尽的咸丰又被迫使用了封建王朝应付财政危机的传统手段——一种美其名曰为“开捐”的买官活动。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财政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户部发行的信誉极差的银票、宝钞、京钱票，民间往往拒绝使用。此种形势下，筹集军费似乎已经不再是北京朝廷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各战区地方官员们的责任。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采取整顿自己财政的方法，增加收入外。其它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巧立名目增加税收：

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

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

广东的“沙田捐”；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漕粮折色”——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控制了长江漕粮转运的中心区域。南方各省的漕粮无法向北方运输，因此帝国政府随即命令各地缴纳白银代替同等价值的漕粮……

但当战区内的乡绅富商们再也承受不了农民政权和帝国官员的双重打击时，当地方官员们的罗掘手段山穷水尽时，大清帝国的财政体系又一次站在了崩溃的边缘。

帝国的军事形势同样使它的大多数支持者感到前例渺茫：

太平天国未来最强有力的北方同盟者——捻军受到其盟友获得的巨大成功的鼓舞，活动的节奏明显加快了。虽然组织涣散，士兵们还是军人与农民的结合体。但新生的农民政权正在给予他们最佳的学习与模仿的机会，这是帝国政府愤慨不已却又无法制止的所谓残酷事实。

长江以南的天地会人的事业此时也步入了辉煌。上海小刀会是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分会的联合体，其首领是具有农民、医生、商行翻译等复杂经历的广东人刘丽川。他以自己典型的豪侠作风赢得了会众们的拥护后，从9月7日开始领导了一场席卷整个上海的运动。他根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在12天里就将上海、嘉定、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6座县城收入了囊中。并要求天京当局迅速派遣高级官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事务。这就意味着具有重大经济、军事、政治价值的上海的统治权，有可能转入农民政权的手中。

除此之外，让满族皇室牵肠挂肚的还有：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湖南等省份由天地会人制造的动荡局势；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政府横征暴敛的不满情绪……

一切不利因素相结合的后果使大清帝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那支庞大军队疲于奔命、穷于应付，甚至连集结在天京附近的帝国主力兵团——向荣、琦善等部也是度日艰辛。在天国军队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占领了扬州府（今扬州市）、镇江府（今镇江市）作为天京的屏障后，两位钦差大臣收复失地的任务几乎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愿望。

琦善要对辽阔的北方平原的宁静负责，所以他的军队时刻准备好了回师北方；向荣操心的则是包括上海在内的苏浙鱼米之乡的安全。因而作为进攻天京的绝对主力——江南大营的统帅，他的热情仅限于张继庚之类的颠覆事件（一位在天京城内积极进行阴谋活动的知识分子，后来被东王下令处死，而李容发和他的小童子军因在**行动中功居首位而名声大噪 ）及一些应付皇帝的似是而非的军事报告。

濒于崩溃的经济危机、动荡不安的社会、严重的军事形势动摇着大清帝国的根基，满族皇室几乎只能乞求于天京城内的决策层的犯错来挽回自己的颓势了——而正是农民领袖们的骄傲情绪给了他们重整旗鼓的机会！

在天王宫的大厅中，曾挂着一副气吞山河的对联——“维皇大德曰生，用夏变夷，待驱欧美非奥四洲人，归我版图一乃统；于文止戈为武，拨乱反正，尽没蓝白红黄八旗籍，列诸藩服千斯年。”从侧面彰显着当时的天国政权的勃勃雄心和巨大的局部优势。

它那支没有经历过战略决战而损失不大的军队可以争取到的战利品十分诱人：

100000主力部队以其3比1的暂时性人数优势使向荣、琦善蒙受耻辱的可能性增大；

富饶的江南地区薄弱的防御体系——截至4月份，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拥有的帝国军人、地方武装不过15000人，也给了征服者施展才华的良好时机；

长江上游地区的帝国官员们还没有从天国军人的打击中清醒过来；

连满族皇室视为根本的北方地区也有捻军等地方性武装在摇旗呐喊……

可惜的是，陶醉于胜利之中的农民军事家们并没有对如此有利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出于对帝国军人战斗力惯有的蔑视，大权独揽的东王对天京城外的江南、江北大营不屑一顾，并且将罗大纲更合乎实际的建议——先占领并巩固南方各个省份，以其丰富的资源加强天国的基础，然后再进攻北京，视为胆怯的表现。随后，他以自己崇高的威望作后盾，给天国的军事机器制订了一个四面出击、极富冒险精神的战略计划：

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成为天国军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占其总数近半的精锐力量将作为第一梯队渡过黄河，向北方腹地进行大范围的战略穿插。在与北京毗邻的天津建立据点，坚持到援军的汇合，然后同咸丰帝在京津地区展开战略决战，彻底毁灭满族皇室的统治；

基于进军江南时在长江上游地区轻松愉快的经历，另一支天国军队将进行西征，与对手在那里展开领土、人力、资源的争夺战；

天京城里未来的二、三代将星云集，包括东王颇为欣赏的李秀成——已升职为后四监军，负责统率3000精锐部队（多为两广老弟兄）把守城北第一要塞和门户仪凤门——及其义子童子营中三营指挥李容发；

镇江的驻屯军里包括被排除在天京政坛外的罗大纲、吴如孝及李秀成的堂弟——李世贤；

若加上扬州的守卫部队，

一支原本完整的大军被分解成了几个部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部署几乎断送了农民政权的局部优势。不过，由于天国军人的勇猛善战，东王的轻率冒险在一开始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北伐---劈向帝国心脏的利斧

天京当局为向北进发的兵团配备了最强悍的士兵和最骁勇善战的将领：

20000－30000名士兵在同为天国五虎上将的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及春官正丞相吉文元（占当时所封丞相人数的一半）等统帅下踏上北伐的征程；

另一支15000人的军队由殿前左三检点朱锡琨、殿前左七指挥许宗扬、殿右十六指挥黄益芸率领着随后出发，担负接应的任务。

南京变成农民政权的首都后，北京朝廷便把北方的防御工作摆在了首要位置，其先后调集的120000名士兵有大部分被用于此项任务——但他们在长江北岸布置防线的企图很快就被北伐军机动灵活的战术粉碎了。当时北方的帝国军队除了有一部分集结于扬州城郊组建江北大营外，其余的大多数人分散在黄河下游，从而造成了安徽战区的防务空虚。5月13日，林凤祥等人指挥的大军偏偏就在长江北岸的浦口登陆。随后几天里便迅速攻克了滁州、临铭关，导致安徽省内响起了一片惊天动地的求救之声。

然而，似乎是北伐悲壮事业的预兆出现了——一场意外的大火竟然毁灭了接应部队：当时他们在离北伐军主力部队不远的六合县宿营，巨大的火势引爆了弹药库，包括黄益芸在内的许多人都葬身火海。一片混乱中，除了朱锡琨带着一些人投奔了林凤祥外，大多数惊惶失措的幸存者都在炎四总制林绍璋的那支勉强保持着完整的小部队的掩护下退回了天京。

意志坚定的北伐军将领们并没有受到这一噩耗的影响，依然坚持既定的计划，以神速的行动于6月上旬进入了河南省，将帝国军人的长江防线抛在了身后。

在皇帝的承诺的援军还未兑现之前，河南巡抚陆应榖在6月里的3天内4次被击败。不仅失去了归德府（今商丘），而且几乎全军覆没——5000名省防军士兵被歼灭，逼得他竟然在昼夜之间狂奔200里，一路逃到了陈州（今淮阳县）。

然而北伐军也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是一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后方支持的战争，靠战利品度日一时间成了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当归德府的战利品在行军作战的剧烈消耗中所剩无几时，再进行一次物资大补充几乎成了北伐军将领们关心的头等大事。于是，给北伐事业带来极大损害的怀庆战役便匆匆爆发了。

怀庆（今沁阳县）是黄河北岸的重镇，当时作为怀庆府和河内县的政府所在地，也是帝国储备粮食、生产火药的重要基地之一。怀庆府知府余炳焘、河内县知县裘是帝国官员中的少有的精英分子，他们合理地部署了自己有限的抵抗力量，创造了抗击天国军队进攻的一次少有的成功范例。天国军人57天的围攻不仅一无所获，还给了帝国政府调兵遣将、重新布置防御体系的充裕时间，浪费了进军京津地区的最佳季节——当他们于10月底顶着滂沱的秋雨、踩着烂泥路杀到深州地区时已精疲力尽！与此同时，咸丰帝一边命令各省巡抚将他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实的行宫所在地热河，做好了逃亡的准备，一边又狂热地部署阻碍近在咫尺却逐渐失去力度的天国战斧的军事行动：

不仅北京成为一座配备有强大火力的堡垒，而且据曾在巡防处工作的成琦炫耀，将有一支超过110000人的帝国大军为它的安全效劳。虽然这些士兵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至少在人数上（当时的北伐军才扩充到40000人）占据着压倒的优势。胜保仿效向荣追击艺术的做法为自己赢得了“荣誉”——不仅爬上了钦差大臣的宝座，还得到了皇帝赠送的康熙年间由安亲王进献的“神雀宝刀。（此刀赋予的对副将以下人员先斩后奏的权力很快就巩固了这个年轻的、缺乏资历的满族将领的地位）而他能够得到的后盾和援助是相当可观的：除了先后为他调集的30000名士兵外，在北京的城防司令部——京城巡防处也给了他甚至皇帝以莫大的希望。何况，他们还得到了数十万直隶地主武装力量的全力配合——他们对农民政权所推行的反偶像运动的解读，加深了京津地区平民百姓的恐惧感；保家卫国等冠冕堂皇的借口和地主阶级惯用的小恩小惠的手段，使众多朴实的劳动者迷失了方向，继而站在了传统压迫者的一边……

沧州——中国的武术和杂技之乡，城市不大但民风保守而悍勇。他们对太平天国搞的“拜上帝教”那一套嗤之以鼻，并动员了自家的3000子弟帮助帝国军队守城。在和这批“武林高手”的对搏中，天国方面精锐的广西老兵竟然倒下了4000多人，极其愤怒的林凤祥下令开始**。沧州城满、汉、回各族男女共死10000余人——这种过激行为将对北伐事业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

不过目前天国战车巨大的惯性作用仍在发挥效力，北伐军的人潮又相继淹没了兴济、青县、静海。随着李开芳带领的分遣队进驻独流镇，天津已近在咫尺了——深感满意的天京当局甚至提前预支了奖励，使北伐诸将成为天国第一批显赫候爷中的成员：林凤祥被封为靖胡候、李开芳被封为定胡候、吉文元被封为平胡候、朱锡琨被封为剿胡候、甚至连黄益芸都被追封为灭胡候——他们认为，再造辉煌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随后的形势却急转直下了：

情报来源的匮乏误导了天国名将们的判断，高估了天津城里的对手的实力。关键时刻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了——这导致本来可能成为一场漂亮的攻坚战、进而问鼎北京权力的战略性行动，变成了一次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小规模的试探性战斗。10月30日，前锋部队猛将、号称开山王的颜三秃子及200士兵的阵亡宣告了对天津城唯一一次攻势的结束。

稍直口的挫折使疲态尽显的北伐军在静海、独流驻守，等待后续部队的意见占了上风。**稍定的满族皇室、王公大臣们利用了这一绝好时机，又开始了新的军事部署——帝国大军从四面八方潮水般的涌向天津一带。随着冬天的来临，这支南方劲旅又将面对自然界的残酷挑战——缺乏过冬装备的南方士兵们难以适应严寒的天气，而狭小占领区内的粮食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难以承受巨大的消耗。

很显然，此时的北伐军已走过了它的黄金岁月，被迫转入了艰苦的防御战。

西征----翼王的权杖和利刃

北伐军出发后不到一个月——6月3日，天国政权的西征军也启程了。它担负着一个庞大的战略任务：其首要的进取目标是安徽的省府安庆、江西的省府南昌（包括江西的北大门、长江沿岸的重镇九江）及湖北的省府武汉；第二步计划是从湖北进入湖南，然后平定两广，以至整个南中国！

除了安徽省将在未来担负起天国政权立足之本的安徽根据地的重任外，江西也是其向往的一方宝地！

诚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唐宋时期，江西省的发展便已达到了顶峰：

赣江成为中原与岭南交流的黄金水道；

通过木材、茶叶、丝绸的贸易往来，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城市纷纷发展成为区域商业中心；

茶叶、白银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作为人才大省和文化重镇，人才辈出、文风鼎盛——“翰林多吉水(吉安)，朝士半江西”。位于九江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享有“国内第一书院”的美誉……

然而矢志要进取如此重要的省份的西征军无论从官兵质量和数量上、将领配备上都远不能与北伐军相提并论：其指挥官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天王妻子的兄弟，一位精通文史及医学的后戚精英，并不是能干的战将）、国宗石凤魁、殿右十二指挥白晖怀、土官正将军林启荣等在当时都只能算是二流将领，他们所拥有的那支船队只搭载了6000－7000名陆军士兵。这样的规模也决定了西征军在执行战略任务时的力不从心。

江西的省城南昌城外，已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率领了1300名凶悍善战的楚勇星夜驰援，西征军将领们连遭挫败后束手无策，只能向天京求援了。

8月份，由太平天国的国宗们——韦俊、石祥祯、石镇崙等率领的一支援军赶到了南昌。这支部队虽然号称有20000名士兵和1000艘船只，但事实上从天京当局有限的机动兵力中是不可能集结到如此规模的大军的。所以这支实际人数并不多的援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陷入了毫无希望的相持状态。

盛怒之下的东王除了放弃南昌战役，把赖汉英召回天京，将其撤职后赶入删书衙执行一般文职工作以示惩罚外。还不得不重新集结一支援军，交给自己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翼王，并赋予其主持西征军政事务的权力。

翼王将安庆作为西征军的大本营，征调参与安抚民众的殿右二十指挥李秀成镇守庐州，从实际出发对原有的政策进行合理的改革以稳定地方局势后——史书所称的石达开易制（或安庆易制）。便首先对湖北省发动了凌厉的攻势。

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亮基虽然曾经被林则徐大加褒扬——称其才大可用，但在湖北战场上，由于权贵派人士——湖北巡抚崇纶的排斥，其军事部署显得捉襟见肘、迭遭挫败，崇纶通过北京城内同谋者的配合，帝国政府以督抚不和的理由将张亮基踢到了山东巡抚的位置上。新任的湖广总督吴文鎔作为经世派的又一著名人物：他与经世派未来的统帅——曾国藩有师生的情谊，还曾因提拨浙江省秀水县知县江忠源、贵州省黎平府知府胡林翼等经世派骨干分子而深受集团成员的爱戴——自然也成了权贵派斗士们口诛笔伐的重要目标。就在帝国妒贤嫉能的权贵派人士“英勇”地破坏或消耗着经世派分子的军政才能时，10月20日，汉阳府知府俞舜卿以投水自杀的方式宣告了汉阳府城（旧治在今汉水口西，今汉阳县东）及汉口的第二次失守。

武昌府现在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督抚两大要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在官场上豪气干云的崇纶主张弃城逃跑，而真正操心皇帝家业的吴文鎔则坚持防守策略——虽然这显得有些不自量力。

然而，向荣、琦善在东线的牵制性攻势竟然使武昌暂时转危为安了。四面出击的战略造成了兵力的严重不足，扬州城内那些被围困的饥肠漉漉的守卫者的求救之声，终于迫使东王抽调韦俊、石镇嵛所属的军队返回东线。导致了湖北战场上的胜利之师被迫停止了进攻，并把遭到削弱的战线相应地后撤。

截至年终，敌对双方在黄州一带形成了新的对峙局面。翼王因为还要兼顾安徽、江西等地天国占领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此，从西征兵团中抽调集结的两支军队在安庆的南、北两个方向为农民政权开疆拓土。负责安庆北部攻势的是前段时间调来的天国五虎上将之一的春官正丞相胡以晄与已升任秋官又正丞相的悍将曾天养。11月29日的舒城县战斗中，胡以晄等人又为自己的功劳簿添上了光彩的一笔：善于用尖刻的措辞揭露帝国各级政府的**，深为权贵派痛恨而与曾国藩交情深厚的工部侍郎吕贤基霉运当头。被权贵派重臣——大学士祁隽藻抓住机会劝皇帝把他赶回故乡安徽办理团练。这位帮办安徽团练大臣不仅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书呆子，而且由于权贵派的掣肘，还处于无兵无饷的困境。因此面对县城的陷落，终于被自己的政敌逼上绝路的他只能与通判徐启山投水自杀，以保全封建大臣们的所谓名节。

大为震惊的皇帝为了重振这一地区的颓废局势，给庐州府的守卫者物色了一位名声显赫的指挥官——江忠源。这位新任的安徽巡抚怀着对皇帝的感恩戴德，抱病率领一支临时招募、拼凑的2700人的小部队于12月10日赶到了庐州后，却和城池一起陷入了数万天国大军的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