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八五三年（三）

东线---咸丰帝的“希望”

东线是由于东王的冒险战略而产生失误最多的地区。

随着大批精锐部队相继奔赴中国北方及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天京、镇江、扬州等重要城市为支撑点的东部战场逐渐感受到了兵力不足的窘迫，在天国的各个战区中首先被迫完成了从进攻者到防御者的角色转换。

被集结着帝国军队主力的江南、江北大营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防线难以承受长期的消耗战，使东王手中的机动兵力越来越多的填补到前线。不要说集结一支相当规模的北伐后续军团，就连对近在咫尺的上海同盟者渴望支援的迫切要求也显得力不从心。只能坐视那片狭小、富庶的土地被署江苏巡抚、江南大营帮办许乃钊率领的5000名帝国士兵肆意蹂躏——小刀会武装力量所控制的地盘急剧缩小，到9月底，他们就只能困守在上海县城里了。

虽然向荣挑起的多次战事并未动摇天京的安全，但他毕竟是在农民政权首都的大门外炫耀武力，因此东王不得不以相当的精力关注他的动向。

不能不承认，由于农民军事家、政治家们的轻敌，这些毒瘤已逐渐成熟，并开始影响到天国领导者的判断和决策了。

守卫镇江府的殿前左一指挥罗大纲、木一总制吴如孝可以算是天国东线中层将领中的佼佼者。

他们不仅对该城的防御作了周密的部署，甚至能够腾出一部分兵力作为打击力量。与之相比，驻扎在城外的帝国军队统帅——江南提督邓绍良则大为逊色。他所控制的8000名形似土匪的士兵烧杀抢掠的习惯激起了平民百姓的极度怨恨，以至于很快就自食其果——7月18日，罗大纲、吴如孝的部下在向导的配合下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邓绍良的职务也因此被和春取代。随后负责镇江战场的几位帝国将领面对严密的防御工事也是无可奈何，所以守卫者得到天京当局的奖赏——罗大纲晋升为冬官正丞相、吴如孝升任为殿前左五检点是当之无愧的。不过由于兵力单薄，他们卓越的指挥仅能起到截断对方漕运要道和牵制兵力的作用，而无法取得更多的成功。

对扬州城虎视眈眈的是琦善经营的江北大营。这座繁华的历史名城被天国控制的事实严重威胁到了大清帝国北方屏障之一——江苏北部防线的安全，从而引起了双方统帅部的重视。

在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后，扬州城的第二任指挥官——曾立昌、陈仕保无疑是尽忠职守的天国将领，但他们显然缺乏镇江战友那种作为优秀战术家的军事素养。因此这支天国军队在激烈的攻防战中始终处于困境，而开始流行的瘟疫又使守卫者损失惨重。更糟糕的是，由于供应线被切断，粮食也所剩无几了。天京当局不能承受这支力量的无谓损失，忍受着放弃扬州的痛苦开始了竭尽所能的救援活动。甚至不惜以削弱西征战场和天京城防部队为代价，集结了10000人的大军，其指挥官是官复原职的赖汉英。他为这次战役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鼓励士兵拼死作战，冲破了帝国军队严密防守的三汊河阵地，接应守军及大部分居民于12月26日夜顺利退出了扬州，返回天京。农民政权的领导者对这次成功的救援活动非常满意：不仅赖汉英在不久以后成为名声显赫的东殿尚书中的一员，而且连普通士兵都能得到“平胡加一等”勋位的奖励。

此后，1853年度的东线战事便以扬州的陷落及迅速被帝国士兵蹂躏成为一座死城而宣告结束了。

------黑潮翻涌

直到这时，咸丰帝似乎可以庆幸由于东王的冒险战略而给自己及至整个帝国带来的奇迹般的生机了。

尽管财政濒于崩溃；军队的士气、战斗力急剧衰退；直隶、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江苏等省份的统治体系被农民们搅得天翻地覆。帝国士兵们毕竟还是很勉强地阻止或迟滞了兵力不足的天国军人在各个战场的攻势，使帝国那些相对平静的地区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并在下一年度的战争中能以各种方式扶持满族皇室摇摇欲坠的身躯。

更让天国领导者意想不到的是：那位智商不高的皇帝在这一年中无意促成的两个方案的初步实施，在以后的岁月中将给垂死挣扎的封建皇权带来畸形而旺盛的生命力，支撑其继续苟延残喘达半个世纪之久……

财政方面的柳暗花明应部分归功于帮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的幕僚钱江向这位负责筹钱的二品大员建议：派遣帝国士兵去水陆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对过往的商品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并对开店经营的商人们按其销售额如法炮制。粉饰这些强盗行径的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厘捐”。甚至还有一些虚假的规定用于装饰门面：被搜刮者可以和其他捐款者一样，领取买得某种功名证书——尽管兑现的日子遥遥无期。正是因为皇帝对各地花样百出的筹款方式没有严加约束，所以雷以諴才有勇气独辟途径。首先于10月份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城镇米行强行摊派厘捐。并很快验证了这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进而完成了榨取对象从官僚、地主、农民等古老传统转入新兴商业的初步尝试，为大清帝国渡过财政危机准备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更为重要的是，皇帝苦于兵力不足曾先后派遣了48位大臣赶赴各省办理团练等地方武装，作为军队的补充力量。谁知这一模仿祖宗的无奈之举无意中竟造就了一支强大的经世派武装——湘军！

它的发源地——湖南在天国起事的前后，一直都是经世派分子的乐土。在这个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学说泛滥的省份，产生了一大群深受其熏陶的地主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传言——“湖南有三亮，得一亮，三湘可治”代表着三个出类拔萃的经世派新秀：

“老亮”罗泽南是程朱理学的狂热宣传者，也是团练组建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更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未来的湘军名将王鑫、李续宾等都出于他的门下；

淡泊名利的“小亮”刘蓉也是一位研究经世之学的大师，不过命运将他戏弄成为湘军支系武装——征蜀湘军的领袖；

自诩为今日诸葛亮的“今亮”左宗棠更被林则徐视为满腹经纶的旷世奇才，早在张亮基任湖南巡抚期间的长沙战役中，他便以幕僚的身份对城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此闻名于两湖。

正是他们与一些经世派的新贵——胡林翼、江忠源等一起组成了新一代经世派集团的中坚力量。

这些年富力强、社会地位不高、功名利禄的狂热追逐者们，不仅对大清帝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忧心忡忡，而且还对庞大的帝国军队的无能深感失望和不满。在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组建足以和天国军人抗衡的新生力量也成为他们的共同愿望。不过由于诸多因素的困扰，他们需要一位有地位、声望，又为大家所拥护的领袖人物。

而呆在家里守孝的曾国藩似乎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位礼部侍郎不仅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和桐城派古文家，因推广程朱理学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声誉；而且他拥有一个号召力极强的头衔——团练大臣。于是在众人的簇拥下，未来的湘军统帅粉墨登场了。

这支新型武装力量无论从领导阶层、编制、训练水平、武器装备等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天国军人命中注定的强劲对手。其领导集团奇特的组建方式源于曾国藩对帝国将领们**作风的痛恨——在私人信件中评价他们丧尽天良，所以他坚决不使用守备以上的帝国军官。而是以理学精神为号召，聚集反抗农民政权意识强烈、品行端正、懂得军事的地主知识分子。于是，那些地位不高、没有沾染官场习气又胸怀抱负的湖南籍读书人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与理学大旗的召唤下，纷纷聚集在曾国藩的周围，使湘军的指挥层颇具物色——军官中有一半是读书人。

同时，这位帝国要员还不顾身分、地位的约束，不拘一格地提拨人才：穷苦的放排人家出身的杨载福、因赌博卖妻而臭名昭著的鲍超都是依靠他的提携而爬上了湘军名将的宝座。

比较开明的招揽人才的作法使曾国藩不仅掌握着一批强悍的战将，而且还拥有一个闻名全国的**——湘军幕僚集团。包括日后官运亨通的李鸿章、李瀚章、沈葆祯、毛鸿宾、赵烈文、阎敬铭、黎庶昌等人都曾是幕府中的成员，连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书法家莫子偲、古文家张裕钊等人也曾为之效力。

可以说，经过多方网罗收揽，曾国藩的领导集团兼容了知识化与凶悍的两大特点，自然比天国政权那个半文盲的农民军官阶层要强上不少。

对于士兵的选择，曾国藩也是煞费苦心。为了不让湘军蜕变成土匪式的帝国军队，他吸取了江忠源军事思想的精华——雇佣偏僻山区的山民，并作了严格的控制：湘军士兵必须以担保入伍的方式受到部队与地方官员们的双重监督，其开小差和作奸犯科的行为受到强有力的扼制。而他们的思想还受到严厉刑法的恐吓，以避免类似于太平天国思想的渗透——众多的读书人甚至还充当了士兵们接受程朱理学教育的政治辅导员。

最为经典的是曾国藩把经世派集团盘根错节的网络联结法推广到了整个部队：他授予军官自行回乡招兵的权利，有意将来自同一的士兵编组在一起。利用农民们朴素的同乡、亲威、朋友之间的感情，增强士兵间的凝聚力及互助性。这些做法的结果使湘军士兵至少在思想上和纪律上不弱于自己的对手。

鉴于帝国军队平时兼有大量的警察职能，在战争中调动缓慢、结构臃肿的弱点，曾国藩建立了自己的指挥系统——从自己到普通军官，不越级指挥、追求职权统一，创造了比较独特的营制：这种基本作战单位的定员为500人，有着机动灵活的显著优点，与天国政权前期著称于世的军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面对天国水师在长江中的霸主地位，不甘示弱的曾国藩在衡阳、湘潭等地建立船厂，招募水手，组建了水师。他们很快就成了湘军骄傲的象征：坚固实用的新式战船上装备着威力强大的西洋大炮使长江上天国军队的那些民用小船相形见绌。

这位团练大臣在湘军的组建过程中还有一处得意之笔——坚持自己筹集军费粮食，并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实施厚饷制度。在当时农村已濒临破产的湖南，丰厚的薪水吸引了众多挣扎在贫困中的山民，充当了湘军可靠而充足的兵源基础。这显然比天国政权利用胜利的形势、宗教的宣传鼓动、美好的承诺来征集士兵的方式更具有实际意义和稳定性。

就这样，在帝国统治基础风雨飘摇的1853年，地主阶级经世派集团利用帝国军队拼死抵抗天国军人而赢得的宝贵时间，在自己的领地内创建了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