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八五四年（一）

―――戛然而止的欢呼

这是农民政权在前期的军事活动中遭受挫折最为严重的一年：

北伐军成了东王的冒险战略的直接牺牲品，其援军的覆亡标志着天国的精锐军团失去了获救的最后希望；

西征战事在年初的几个月里进行得气势磅礴，但湘军的参战将这股胜利的浪潮成功地扼制住了，并把满怀希望的天国军人撵到了九江，使他们不得不承受遍体鳞伤的巨大痛苦。

幸运的是天京当局及时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巩固并发展了农民政权的后方基地，给予了它为前线未来的反攻打下坚实基础的能力。

这也让野心勃勃的西方国家感受到了天国的巨大潜力，因而依然以中立者的身份观察事态的发展，坐视暂时取得胜利的大清帝国继续与那个朝气蓬勃的农民政权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对搏。

北伐―――破损的战斧

天国的两位五虎上将——林凤祥、李开芳开始日益担忧自己那支长期处于被围困状态的部队的安全了：补给已消耗殆尽、隆冬的风雪严重威胁着南方士兵的身体健康。同时，他们不仅在军事上，还要在政治上承受着机械执行天京当局的策略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天国军人沧州**的暴行、简单粗暴拆毁寺庙和试图以天王的一纸诏书来改变直隶老百姓宗教信仰的做法增加了平民百姓对他们的隔阂甚至愤恨，因此自愿参与这一事业的人员已远远不能满足补充兵员及运输、勤务人员的需要。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国军队不得不采用一些强制性手段，甚至包括胁迫部分平民百姓从军，这只能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北伐军已完全失去了能够使他们在直隶生存下去的人脉基础。

当这些不幸的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候，北伐军所企盼的增援部队仍杳无音讯！

艰难的岁月持续到了2月初，林凤祥、李开芳被迫率领承受力达到极限的部队开始了悲壮的南撤，以求寻找一个坚固的据点继续实施他们坚守待援的计划。　

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行军：许多身经百战的天国老兵败给了大自然这个残酷、无情的对手，不仅他们冻伤的双脚使部队中非战斗减员的人数急剧增加，并且还悲哀地成为帝国骑兵围猎的良好目标。以至于3月10日退到阜城县时，他们的损失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曾经浩荡的40000大军只剩下了25%的幸存者！面对高达30000人的帝国大军的围攻封锁，北伐军的第3号人物——平胡候吉文元及很多士兵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两个月后，始终无法立足的北伐军放弃了这座令他们伤心不已的城镇，于5月初来到了东光县的东、西连镇。在这里，援军曾在山东省活动的消息给了人们重整旗鼓的希望。于是，李开芳带着最精锐的1000名骑兵撕开了帝国大军再度形成的包围圈南下迎接自己的队伍。当他们满怀希望地抵达并占据了山东省的高唐州后，援军已经失败了。跟踪而至的胜保抓住战机给了北伐军致命的一击——他在高唐州城外形成了新的封锁线，彻底断绝了其与主力部队的联系。

虽然这支小部队无力击溃城外的20000帝国大军，但李开芳无愧于天国五虎上将的威名。他指挥那些广西籍的老兵以各种方式折磨对手的战斗力和士气。使高唐州在这一年中始终屹立不倒，其坚忍精神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所罕见。

而另一天国五虎上将林凤祥也同样表现不俗。自从李开芳带走了一部分精锐力量后，连镇的天国士兵不过6000人——包括1000余名伤病员，而他们所面对的则是比胜保更为凶悍的僧格林沁。毫无惧色的靖胡候用浮桥横跨运河，将东、西连镇联为一体，又用木城、壕沟、梅花坑、地道等工事组成了绵延数十里的防御体系，藉此屡次挫败帝国军队的攻势。僧格林沁无可奈何之下，挖开运河，用河水淹没了让他头痛的工事。这种并不英勇的行为导致天国军队被封锁在帝国士兵和河水组成的双重包围圈内，完全失去了突围的能力。

因此，尽管僧格林沁和胜保一样都没有能够在今年内解决战斗，不过其成功的封锁政策，使粮食问题成为北伐军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9、10月间，连镇的守卫者们赖以充饥的只有高粱、黑豆了。当粮荒困绕着这支部队的时候，帝国政府对他们分化瓦解的宣传攻势也达到了**：先后有3000余名新入伍的士兵响应了这种宣传而背叛了自己的伙伴。剩下的广西、湖南、湖北籍的老兵则以决死的气慨守卫着这个据点直到明年。

接到林凤祥等求援报告的天京当局，于2月间总算完成了北伐援军的组建工作。由于农民政权在各个战区普遍存在着兵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即使从天京城防部队、原扬州守军、安徽西征军等多方面进行征调，这支部队无论从规模上——7500人、还是从将领的指挥能力上——其主帅是已升任夏官副丞相的原扬州守将曾立昌及丞相陈仕保、许宗扬等，都不具备北伐名将们所企盼的那种足以扭转乾坤的强大实力，充其量不过是一支救援队。这支以老兵为主体的救援力量在安徽、河南等地没有遇到帝国正规军的抵抗，表面上的气势如虹激发了沿途平民反抗压迫者的勇气，不仅捻军成员纷纷加入，而且帝国的散兵游勇，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的难民，失业的劳动者也大量参与，使北伐援军在渡黄河以前的人数就激增了数倍。并于4月12日攻克了临清州，此处离阜城不过200余里，救援那里的老兄弟一起返回天京的计划似乎就要成功了。

然而就在此时，这支以滚雪球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大军却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弱点：30000－40000人的大军中除了一部分天国老兵外，大多数是被胜利形势所吸引而来的天理教徒、白莲教徒、盐贩、饥民、灾民、水手、民伕。他们不仅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军事训练，而且承受挫折的心理素质很差。即使那些有一些战斗力和纪律性的捻军、幅军由于保留着各自的组织与首领，表现出来的也是难以统一——曾立昌等人不加选择、约束的扩军政策，造就了一支各自为政、形如乌合之众的部队，只是凭借天国老兵的战斗力才一直处于连续胜利的顺境之中。

由于消息的闭塞，曾立昌等人始终没有与北伐军取得联系。现在，正当他们为帝国士兵的蜂拥而至显得举棋不定的时候，临清州知州张积功在临死前将城内粮食全部烧毁的行为却使这支大军轻易地走向了毁灭。

北伐援军那浩荡的人群造成的给养问题本来已相当突出，出人意料的大火产生的粮荒继而引起了连锁反应：军心开始浮动不稳了；新入伍者惊惶失措，对前途表示失望，潜逃现象也时有发生。不得已退到城外的天国军人饥肠漉漉、士气低落，这给了胜保以足够的勇气发动进攻。新的打击使北伐援军几乎失去了控制：4月18日夜，数千名新入伍的士兵拒绝接受指挥，自行向南撤退。军心涣散的恶性产物继而又将剩余的许多人引入歧途。束手无策的曾立昌不得不于4月22日夜从临清州撤退。曾立昌已完全对部队失去了控制能力，只能痛苦地目睹自己的士兵在帝国骑兵的追击和地主团练武装的截杀下不断地伤亡溃散。以至于5月3日退至江苏省丰县（今改属山东省）时，全军仅剩下数千人了。两天后在黄河岸边，面对追兵已精疲力竭的曾立昌跃马投河。5月14日，在凤台县属的展家沟，陈仕保阵亡。随后，许宗扬一路败退，只带回了为数不多的士兵——被愤怒的东王投入了牢房。

经过东王的谋划，天京当局将燕王的封号授予秦日纲，鼓励他再次组织北援。这位既有辉煌战绩、也有惨败经历的武将本来就对北伐持有异议，因此表现得并不积极。当他率领一支东拼西凑的小部队行至舒城县内的杨家店时，便借口北面的帝国军队过多，自己力量单薄难以前进而中途返回了。以后，天京当局因战事紧张，再也无力组织新的援军了。至此，北伐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