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传说第十三章

夏朝传说第十三章，过了金州这道坎，后面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解决了难以计数的困难，但是在禹出山的第十三个年头，黄河治理全面告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浩如日月的丰碑，从此黄河文化就成为华夏民族的符号了，黄河自然成为了母亲河，中华民族之所以后来雄踞世界之首，都和这条河有关系。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灿烂，都和黄河的奠基有关系，而制造这个奠基的人——大禹，当然就成为华夏民族子孙必须膜拜的偶像。

治水的过程中，大禹虽然失去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但是他也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由一个部落的头人，成长为目光如炬，思维高远，拥有丰富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国家栋梁。在治水的过程中，他敏锐地洞察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出现了重大隔阂需要变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已经不相适应，必须要有新的上层建筑来指导未来的经济基础。平均主义，穷过度，仇视富人已经造成社会财富过于分散，不适合大工业投资，研发和创造，因为创造和革新都需要钱，国家富裕只能靠少部分人来引领，而这少部分人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没有必要的舞台，最后只能走向平庸，普通的百姓是不会去想这些事的。他们因为生活标准低贱，生活目标简单，目光短浅，加上人性本能的惰性，安于吃饭睡觉和简单的娱乐，如果朝廷为了暂时的安定去适应社会上的这个群体，国家就会一步步走向衰落，最后被别的新兴国家击败，甚至吞灭。当禹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伯益的时候，伯益也有了同感，因为此刻的伯益思想已经跳出了舜所指定的德政范畴。

一个领袖的成长，除了本身拥有超人的天赋，还必须有生活的磨炼，经历过的挫折越多，苦难多，越容易磨炼出百炼成钢的意志，百折不挠的气质。治水给了禹磨炼的舞台，在和人与自然的交锋中，排除万难，最后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因此当禹率领团队回到京城的时候，舜率领朝廷的全部文武大员，亲自去南门迎接，过后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这对一向节俭的舜来说，算是破天荒了。酒宴过后，舜把禹单独留下进行了详谈。对于舜来说，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因为皋陶故去了，而他是舜选做的接班人，现在的禹立下盖世奇功，当然要给予重用，那么一般的职务就不适合他了，舜准备让禹接替皋陶的职务，当然，如果禹在朝廷的工作同样出色，可以把他立为接班人，因为舜信奉长春因子说过的话：“如果上天选择了禹，让他治水成功，就不是人力能够阻拦的。”现在看来，上天对禹是偏爱的，让他成功治好了水，他也只能顺水推舟去顺从天意。

其实在禹没有回到朝廷的时候，舜试探过让伯夷做接班人，但是伯夷拒绝了，他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知道威德不足以服众，才华不足以惊世，做个朝廷重臣是最高成就了，如果奢望做未来的大王，只怕承受不起反遭至祸殃。因此直白地告诉舜。“臣观朝中大臣，胜过皋陶大夫的没有，如今皋陶不再了，和臣水平能力像似的有数人，但是超过臣能力很多的也没有，不过有一个人的名望已经妇孺皆知，这个人就是禹大夫。”

禹听见伯夷也推崇禹，心理明白，禹的成就已经如日月般的辉煌了，任何大臣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看来这是上天的安排，自己不能逆天而动，因此宴会结束就把禹留下，他要亲自检验禹的心胸，气度和志向，至于能力，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展示的足够了。

“大王给予臣的荣誉已经登峰造极了，臣不知道用何语言能够表达出万一。只有竭尽全力报答朝廷，报答大王，死而后已。”这是禹落座之后的开场白，的确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因为他的确没有想到，舜以一国之尊，屈尊降贵，率领朝廷的所有大臣出城迎接，这份荣誉的确是前无古人了，十三年来所有的辛苦和艰难在这一瞬间荡然无存了，因为他感觉值。

舜当然明白禹说的是什么，微微一笑地说：“爱卿立下如此的盖世奇功，理所当然的应该受到特殊的奖赏，爱卿治好了水，不只是本朝百姓受益，可以说惠及以后的千万代子民，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业，孤家出城迎接功臣是应该的。”

舜的这番话让禹感觉到了帝王的气度和胸襟，舜不仅代表本朝百姓感谢禹，还代表千秋万代的百姓感谢禹，这就是气度和胸襟了，禹不能不肃然起敬。

“臣和臣工之所以能够治好黄河，首先是大王的功劳，没有朝廷和大王的鼎力支持，掏空国库的财力支援，治水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不是大王的高瞻远瞩，壮士断腕的决心，很可能工程又会半途而废。”

禹的这段话虽然在拍马屁，但是拍的恰到好处，实事求是，舜听了感觉舒服。事实也是，鲧用了九年时间没有治好黄河，已经靡费了朝廷的大量财力，如果禹在浪费朝廷财力之后治不好黄河，朝廷的财政就会被拖垮，从黄帝开始，几代帝王积攒的财产就可能告馨，这是天大的罪过，是一般帝王不敢承担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的成功，首先在于他遇到了舜这样的大王，是舜给他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所以禹的恭维也不是无的放矢，舜自然愿意听。对于禹的居功不自傲舜是满意的，符合他心目中，大臣必须谦逊的道德标准，因此舜的脸上布满了慈祥。

“治水的事情结束了，不知道爱卿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大王，从治水开始，臣离开家庭和氏族已经有十三年了，臣想回家看看，把氏族内部的事情处理处理，这些年因为臣无心管理氏族事情，氏族内部留下了不少罗乱。”禹回答说。

“回家看看是可以的，至于氏族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吧！回到朝廷来，朝廷需要你这样的大臣。”舜的话说的温和，但是给禹透露的信息是，从现在开始，禹要走出氏族狭小的天井了，更大的舞台在等着他。

禹虽然心里暗喜，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反而做出了谦恭的表态。“一切听凭大王的安排。只是不知道大王想让臣做什么？”

“孤家年事高了，很多事情亲身去做力不从心了。原来有皋陶大夫代替孤家去做，只是没有想到，皋陶先孤撒手而去，你就代替皋陶的职位，帮助孤家治理国家。”舜说，这样的安排舜是经过仔细思考后作出的，因为他身边的确缺少一个能够统领群臣的大臣。眼下身边的大臣对他还算忠心，也肯做事，但是大臣和大臣之间的龃龉是免不了的，因为这些重臣的能力都非常相似，既没有特别突出的，也没有明显弱的，这就形成相互之间谁对谁都不服气的局势，因为工作交叉的时候，难免会出现本行业的利益，互不相容，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从中间做工作，这个人第一要威望素著，能够服人，第二要大公无私，处理矛盾不偏不倚，第三要和具体的大臣之间没有瓜葛，否则就是无私有私了，很难摆平大臣之间的矛盾。皋陶在的时候，因为道德高尚，能力强，所以处理起来并不吃力，况且皋陶还有家族势力做背景，一般人也不敢小觑。当皋陶不再了，很多事情就需要舜自己去处理，而处理大臣之间的人事纠纷既伤脑筋，又费力气。加上年龄偏大，精力明显不济，的确需要类似于皋陶的大臣，替代自己去工作，所以舜就想到了禹。

禹没有在朝廷核心部门工作过，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没有私下情谊，做事情容易公正。再说这些年来，有关禹的颂词已经传遍朝廷，加上治水成功，个人的威望足够了，能力上行不行，正好借工作来考验，如果合格，将来可以把江山交到他的手里，如果不行，只能另外选贤了。虽然自己有儿子，舜也想过把江山交到儿子手里，但是几次交给儿子商均做的事情，商均都做的不好，由此舜知道，商均不是做国君的材料，那么只能另外选人。如果禹有这样的能力，继承人也就有了，可以去掉一块心病。就因为这种种因素，所以舜是一定要把禹放在身边的。

禹虽然事先意识到，因为治水的成功，自己在朝廷和精英圈子里有了位置，舜可能把自己留在朝廷中枢，但是没有想到舜一下子把自己的位置定的这样高，多多少少有些惶恐，因为他此刻还没有想成为帝王的野心。这些年来不断地在贵族和官员圈子里耕耘，主要的想法是在朝廷中心占有一席地位，洗刷鲧留下的恶劣影响，不至于让崇族彻底沦落。当时在天朝有一个不成文的现象，就是氏族领导人一旦在朝廷中失去重要位置，或者受到大王的打压，这个领导人就容易一蹶不振，进而沦落和消失，禹的想法是重振家族的声威，不让崇族消亡，也算对得起死去的父亲了，根本就没有更大的野心。哪里想到在突然间，舜会如此地高看自己。禹知道皋陶生前的地位，那是一人之下，群臣之上的。甚至已经被舜定位为大王的接班人，这个提拔过于快速了，因为自己并没有在朝廷**工作的经验。

“大王，只怕臣的能力有限，辜负大王的厚爱。”

“这个你就不用谦虚了，我身边的人对你评价不低，尤其是有很多地方官员举荐你来朝廷工作，这说明，你是有能力平衡上下级官员之间关系的。”舜微笑地说，随后告诉禹，他的内侍经常出外走动，因为他需要了解民间对于朝廷主要大臣的评价，经过了解，某些桀骜不驯的边远地区的官员，提到大禹的时候，竖起大拇指的不少，这证明他不但会治水，还懂得处理官员之间的关系。

听见舜这样说，禹知道舜早就拿定主意让他接替皋陶的工作了，心理感觉热乎乎的，毕竟父亲的死和舜有直接关系，但是舜还是要重用自己，这说明舜的心胸有多么宽阔，目光是多么深远，根本不会考虑个人得失，一心只为国家着想，跟在这样的大王身边，会学到很多优秀东西。

“大王既然这样说，臣再推辞就是虚伪了，只要大王信臣，臣一定会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

二

黄河治好之后，天朝的民众立刻享受到了风调雨顺的待遇，因为黄河发水不再对城乡造成威胁，原来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很多变成适于农作物生长的宝地，这部分土地一部分回归了原来的户主，但是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动，更多的土地变成了无主的荒地，朝廷为了聚敛人口，发展生产，几乎无一例外地出台了优惠的政策，谁修理的荒芜土地就归谁所有。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而然，能够耕种的土地毫无疑问就是最大的资产，有了这样的政策，许多有资产的贵族和富户，当然要积极修理荒地囤积土地，因此在黄河沿岸，诞生了大批地主。地主这个称呼在那时候不是贬义的，全称应该是土地的主人。只是拥有土地不代表你富有，因为土地本身不是财富，财富是在土地上种植之后长出来的庄稼，地主有了粮食收获可以出卖，换取金银，或者进一步投资，扩大资产，这样才可能成为真正的地主而很多地主无一例外地开办了作坊后来成为了资本家。

许多后来的史学家都在诅咒地主奴隶主的出现，说是因为他们的出现，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其实这对他们是极大的不公平。首先这些早期的地主奴隶主每个人都是辛勤的劳动者甚至是创造者，他们不仅仅是亲自付出体力劳动，当雇工走出土地休息娱乐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时间休息的，要做善后管理工作，要盘算明天的工作计划，要和四周的邻居进行沟通。更主要的是，还要想着如何改进劳动工具，合理分配劳动程序，进行科学实验，提高土地的单产产量，还要应付朝廷官员的不断骚扰，他们既要劳力，也要劳心。相比于雇工，他们付出的要多的多。当然了，他们的付出最后多数都有回报，财富在增加。问题是当社会财富没有聚集在这些人手里，而是平均分配给普通百姓的时候，他们只能是把多余的财产吃喝掉，挥霍掉，因为社会生产力是不是要发展，那不是他们去考虑的事情，他们需要考虑的，是暂时的温饱，生活的舒适，是小富即安的享受。而地主是不同的，他一定要想自己的财富在不断地增多，如何增多，当然日夜都必须思考问题。减少消耗，降低成本，加快劳动进度，合理调动每个人的潜力，扩大多种经营，细化分工拥有大量的熟练雇工，改进落后的生产工具等等，如果他们没有钱，这些事情就做不到，所以从社会发展角度看问题，财产分散不会促进社会发展，只有把财富聚集在一部分有志向，有目标的人的手里，社会进步才会快，反过来带动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

后来，当许多有钱人囤积了大量的土地，一个突出的问题出现了，这些土地上需要大批的人去耕种，但是少有人愿意做苦工，多数的难民，流浪汉，宁愿靠朝廷施舍或者讨饭苟活，也不愿意给别人种地，而另外一部分雇工都属于短工性质，就是没有饭吃的时候去做工，而兜子里有了钱就去消费，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地主的生产，因为地主的生产是按照计划实施的，土地上的农作物是有自己的生长规律的，在下种，除草，收割阶段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往往这个时候寻找佣工非常困难，有时候出双倍的价钱雇不到人，眼看着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自然是心急如焚，当时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这就给社会提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如何能够把大部分普通人拴在田地里，而不是放任的让他们四处流浪，无所事事。

奴隶社会的萌芽就是在这种社会需要大集体劳动人群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一个拥有绝对自由的人，你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拴在土地上或者是作坊里的，想让这些人老老实实地做工，听从指挥，只有剥夺他们的自由，因此某些作坊主和大地主就在这个方面动起了脑筋，在某些人遇到解决不了的困境，甚至没有地方吃饭的时候，将他们个人或者家人买下，让他们签订卖身契约，这样一来，他们就彻底失去了自由，只能听命于作坊主或者是地主。因此可以说，奴隶社会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事实证明，舜的道德治国，道德教育在多数普通人身上没有起到作用，因为懒惰和享乐是人的天性，舜的德政道德中强调的勤劳，智慧，诚信等等要素是普通人最不愿意遵守的，对于这部分人能够制约的因素就是让他们失去自由，因为他们拥有绝对自由的时候法律拿他们没有办法。

尤其是黄河治理好之后，土地的富裕，耕种面积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而农业发展之后，反过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发展之后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同程度提高了，不少精致的丝织品和首饰之类的装饰品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了，珠宝一类的东西也有人在追逐了。精致的陶器，金银制品开始出现在有钱人和官员的家里，肉类食品变得丰富，时鲜水果不再鲜有，新式建筑的房屋描龙绣凤，屋子除了居住之外，更代表了身份和财富，马车出行不仅仅是官员的专利，有钱人家同样可以拥有马车代步，这一切的一切为更多的人创造了享乐。社会人群开始分化，阶级的出现成为必然，社会飞快地走向两极——奴隶和奴隶主阶层。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变化，尤其是朝廷重臣，包括舜，因为他们很少深入到民间，还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固有的东西太固化了，思想还停留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原始社会里，所以当初制定的很多法律，政规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开始严重脱节，因此民间的精英阶层持不同正见的人越来越多，更多的作坊主和大地主，不再采用雇工的方法使用工人，无一例外地乘人之危，采取契约的方式，将难民和流民变成奴隶。衙门处理的这类纠纷越来越多。但是当时朝廷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钱人和穷人打官司，衙门官员的倾向性多数落在穷人身上，这自然引起了富人的愤慨，问题是朝廷的税收要靠富人来缴纳，而他们出了钱，自身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怎么可能会拥护朝廷？

法律虽然制定了，但是官司的胜负是由主管官员的思想倾向性决定的，这样一来，法律就等同于聋子的耳朵——摆设。问题是精英集团对于现行法律开始产生抵触，这是危险的，因为任何人都明白，国家是靠精英集团来支撑的，普通小民最多可以敲敲边鼓。

禹上任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管刑法，其次才是调节，理顺大臣之间的人际关系，保持朝廷高层的稳定。京城的治安尤其是重点。

中国的“皇城”自古以来就有天子脚下之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荣誉，也是物资上的便利，后来的六朝古都无一例外地都是皇城，因为黄帝的眼皮下面的民众生活如果不好，不享有特殊待遇，皇上的颜面不好看，因此后来的历史上，皇城不仅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舜当政的时候，因为奉行德政，以道德为制高点来约束引导民众，因此京城总体上是稳定的，只是谈不上富裕，贫富差距不大，因为舜自己就是贫民帝王，平日穿粗布衣服，不是公事走出王宫都是步行，平时的一日三餐非常简单。后宫里除了娥皇和女英，没有别的嫔妃，因此大臣出于忌讳，没有人敢于生活高调，追求享乐，以生活朴素为美。舜对于皇城的子民是非常优待的，各种各样的补助多如牛毛，因此京城的百姓不用出大力气，不用受耕作之苦，小日子也过得下去，如此一来，附近的穷乡僻壤里的懒汉，流浪汉就想得到京城的户籍，进而享受到京城的福利。就像改革之初的中国一样，很多人利用各种途径跑往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若干年后获得国籍，享受他们国家的社会福利，为的是不劳而获，这种人自古就不少。但是京城的户籍控制的严，想拿到户籍并不容易。朝廷担心流民闹事，各个区常年都设有粥厂，某些没有技术，又不肯出卖力气的闲人，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因为这种待遇除了京城之外，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地方朝廷也没有这部分财政。

如此一来，有京城户籍的百姓当然看不起流民，就叫这部分人是活动蛆虫，而这部分人心理同样愤然，感觉同样是人，为什么京城的百姓就可以享受额外的补贴，高高在上，所以他们之间经常会有冲突。舜给予了京城民众的补贴的结果，是导致了很多京城人不愿意做工，因此在京城的作坊，工厂雇工价格奇高，还经常雇不到人，和今天西方的高福利国家出现的现象差不多，福利待遇越高，人们就越懒，这是人性所致。作坊老板没有办法，只好去外地雇工，这些被雇来的外地人因为想家，工作做不长就会走掉，有的老板只能采用了偷偷买人，签订契约的办法留人，只是因为在京城，离王府近，被发现了有风险，买人规模不大，因此天朝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怪现象：一些离京城偏远的地方城市，因为当地的官员敢于放开手脚，经济发展的快，城市的富裕和规模超过了京城，有的地方奴隶社会的雏形出现了，京城还是死水一潭，少有人饿死，也少有人大富大贵。

这些情况禹早有察觉，只是这种察觉没有形成思想，但是来到京城工作，具体地看到京城和他十三年前来的时候，没有多少变化，还是受到了震动，尤其是听完联通和启的话之后，感触更深了，隐隐约约就有了要变革的愿望。

禹负责刑律之后，因为需要亲信帮助，也为了形成自己的团体势力，一方面，尽可能的和现有的大臣搞好关系，另外也是尽可能地培植自己的政治核心，这种经验是在治水过程中取得的。如果当时没有伯益和联通，于飞这样的中坚力量，禹明白，治水成功的时间就可能拖延，因此他后来明白了，一个人再聪明，再能干，没有核心团队是不行的。因此禹就把大儿子启调到了身边。开始是因为父子两个极为陌生，禹是出于亏欠的心理才把他们母子接到京城的，后来在接触的过程中，知道启因为他不在身边吃了不少苦，但是因祸得福，他早熟了，小小年纪对社会有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有了自己的思想，这让禹大喜过望，心理明白，一个早早思想成熟的人是容易出息的，因此出于历练启的目的，让启去做些简单的工作，哪知道，这些工作启做起来是小儿科，每一次都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这让禹感觉到了启的不一般，更加器重启了。尤其是看到起和联通相处的很好，特别高兴，因为禹知道，联通看起来不谙世事，其实在很多事情上眼光独到，办法多多，有了这样的老师在身边，启成长自然就快，因此禹鼓励启多多跟联通行走。